講座現場（中間劇場美術館） ◎李浴洋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翻開一本文學作品，你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品評作家的語言、文風、形式和技巧。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讀「文學」的題中之義。除去人物性格、故事發展、自然風光與社會關係，當然還要看作家是如何「寫」的，以及他們「寫」得好不好。可要是打開一部學術著作，在收穫知識、思想與情懷以外，是否同樣可以關注「學問」是怎樣「表述」的，進而比較其間優劣、辨別此中異同、體味隱含在學者表達策略中的微言大義呢？這正是陳平原先生的新著《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帶給我們的啟示。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不但是一項歷史課題，更朝向未來敞開
在當代學界，陳平原先生以寫得一手好文章而著稱。「好文章」之謂，不僅指向他聲名在外的文化隨筆，更包括其用心經營的諸多學術著作與文集。陳先生在文學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等領域的代表著作不但將相關研究推向了縱深與廣博，也都十分「耐讀」與「好看」。凡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之結構謹嚴、《千古文人俠客夢》之盪氣迴腸、《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之獨立蒼茫、《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之莊嚴氣象，以及《中國散文小說史》的靜水長流、《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的明白曉暢，都能讓讀者感到陳先生為文之精心。
陳平原先生有「兩副筆墨」說，主張學人應當不但能寫學術著作，還要會作隨筆文章。他自己對此便身體力行，以文章養氣、怡情與運思，「藉以關懷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自撰簡歷》）但「做學問」與「寫文章」兩者之間的聯結卻遠不止於學術隨筆的寫作。一如陳先生的專業著作示範的那樣，「學問」本身同樣可以成為「文章」，「表達」其實並不外在於「學術」。陳先生幾乎從治學之始就對於怎樣寫好學術文章保有高度敏感，在走向成熟之後更是將之作為一種自覺追求。有此意識、閱歷與眼光，決定了他是研究「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的不二人選；而反過來說，也正是他當仁不讓，開創性地發現、提出與論述了這一話題。
從「寫（學術）文章」的角度理解「做學問」，以「做學問」的態度論述「寫（學術）文章」，這是《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一書的最大貢獻。全書30萬言，共計八章。首章聚焦述學文體古今之變的重要症候——如何「引經據典」，二、三兩章從現代中國的「演說」入手，辨析了「白話」、「學術」與「文學」三者之間的彼此關聯，此後五章分別清理了晚清至「五四」時期的五位重要學人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魯迅與胡適的述學經驗，尤其關注他們對於文體的選擇、堅持與構建，同時考察了五人述學文體的背後寄託、實際效果與現實命運。陳先生此書斷斷續續寫了近二十年，用他自己的話說，其關懷在於探尋「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建立『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前言》）儘管書中的具體對象距今都有百年上下，但陳先生提出的問題顯然一直延伸到了當下，仍為進入21世紀的我們所必須面對。可以說，「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不但是一項歷史課題，更朝向未來敞開；不僅為陳先生所系統研究，更值得希望嚴肅思考與認真表達的你、我、他共同觸摸與體會。
被吳組緗先生誇獎「會寫文章」，起初覺得委屈
2020年9月26日，陳平原先生應邀在北京中間美術館舉行了「再談如何『述學』，什麼『文體』」的專題講座。講題之所以擬為「再談」，原因是《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附錄之一即一篇《如何「述學」，什麼「文體」》。此文介紹了陳先生從事述學文體研究的另外一重背景：在學術考量以外，這還是他的教學需要。陳先生認為「要求研究生仔細閱讀若干好書好文，不只關心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更努力領略其論證方式、寫作技巧，乃至文章氣勢與韻味等——如此琢磨，有利於自家文章趣味的養成」。既然需要引導學生完成訓練，作為導師當然率先垂範。
在「再談」講座中，陳平原先生更為全面地總結了自己述學文體研究的思路、方法與期待。講座分為「學術史視野中的『述學文體』」、「作為『文章』的『著述』」、「學者之文與古書體例」、「『學術文』之研習與追摹」以及「內在於學術的文體」五個部分。若以古典文體名之，這一講座堪為《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之「自序」——猶如《太史公自序》之於《史記》。
1990年代初期，陳先生進入現代中國學術史領域。1998年，他完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2011年，又有《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問世（2016年出版增訂本）。連同《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構成了其「學術史三部曲」。所以，陳先生的述學文體研究首先是在學術史的視野中展開的。從傳統到現代，「我們不僅已經改變了觀念與思想，而且改變了思維習慣」，「不僅改變了學問的內容，而且改變了討論的方式」，這是他的基本判斷。而述學文體正是承載與彰顯這一變革的重要對象。陳先生在《如何「述學」，什麼「文體」》中對於「述學文體」的解說，最能體現其研究的旨歸所在——
我所關注的「述學文體」，牽涉整個現代學術生產機制，比如，什麼才叫「論文」、為何需要「專著」、「教科書」意義何在、「演說」能否成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邊界、「報章之文」與「學者之文」如何協調、能否「面對公眾」而又不失「專業水準」等，這一系列難題背後，牽涉到整個教育體制以及知識生產方式。若再說開去，則是全球化視野、西學東漸大潮、話語權爭奪等在現代中國學者的自然投射。
在所有這些問題中，陳先生認為學科制度的建立、教科書的編纂、標點符號的引進，以及「獨尊專著」評價體系的形成，對於現代中國述學文體的影響最大。特別是西方「一幹而眾枝」（吳汝綸語）的著作體式，逐漸取代了古典中國的「文集之文」，成為國人對於述學文體最核心的想像。
關於何為理想「著作」，王國維與胡適等先進都不乏論說。陳平原先生發揮胡適對於章太炎《國故論衡》書中各篇「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裡上品的文章」（《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評價，指出章著、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是他個人最欣賞的現代學術著作。「至於理由，很簡單，因其較好地實現了『文』與『學』的溝通」。
以「著述」為「文章」，既是一種學術史眼光，也有文學史淵源。陳先生治明清散文，就高度重視其中的「學者之文」。這一傳統不僅「古已有之」，在現代學術中同樣不絕如縷。講座時，陳先生舉出從黃宗羲到全祖望，再到梁啓超，直至錢穆與餘英時師徒的脈絡，認為他們皆屬「能兼及考據與論述，撰寫酣暢淋漓的大文章者」。
於「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拎出從黃宗羲到餘英時這條線索，陳平原先生表示自己受到了錢穆的啟示。錢穆曾經提醒餘英時，為學應當善於研讀與自己精神氣質和學術趣味相近的學者之文。而這其實並非錢穆的獨得之秘。陳先生發現，沈尹默等人也在老北大開設過「學術文錄」等課程。只不過對於今人而言，這樣的修習已經陌生。陳先生圍繞述學文體展開的研究與教學，正是意在接續如許學脈與文脈。他引用章學誠的話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義·史德》）在他看來，「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在講座的最後，陳先生回憶起自己當年寫完博士論文，被吳組緗先生誇獎「會寫文章」的往事。起初他覺得委屈，心想：「比起『思想深刻』、『理論新穎』或『史料豐富』來，這『會寫文章』算什麼呀？頂多是雕蟲小技。」但一路走來，他「終於明白，作為學者，會不會寫文章，確實是個『事』——而且是不小的事」。這是陳先生在備嘗治學甘苦之後的經驗之談。對他來說，「內在於學術的文體」既是其述學文體研究的主要旨趣，也是他本人的學術道路與生命境界。
陳平原先生寫過一篇短文《學會寫文章》，提到他「在北京大學的專題課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講論會上，每當循例點評學生的論文時」，「不僅挑毛病、補資料、談理論，更設身處地幫他們想，這篇文章還可以怎麼做」。事後學生們反饋，「這個時候他們最受益」。作為陳老師的學生，我見證了他一次又一次金針度人，有時他甚至會為同一選題開出上、中、下三策，讓我們知道一篇學術文章需要怎麼寫，能夠怎麼寫，以及或許還可以怎麼寫。回顧跟隨陳老師讀書的日子，這的確是我們最大的收穫之一。
起步於對述學文體的敏感，繼而循此追尋國人思維習慣與表達方式現代轉型的步履、印記與可能性；落腳在對「學會寫文章」的言傳身教，力圖「給學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使之不致輕易掉隊與迷路：陳平原先生的述學文體研究是他為「做學問」與「寫文章」二者架設的通道與基石，也是其學者與師者雙重身份的完美交集。
2020年11月3日，於京西芙蓉裡南窗下
供圖/李浴洋
學生畢業以後最好有「兩副筆墨」
講座答問
◎陳平原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伴隨檢索的過分便利，發言的具體對象、語境和文體往往被忽略
觀眾A：陳老師好，我是一名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最近正在讀您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您在書中提到魯迅是一個「文體家」。對於學習現當代文學的同學來說，魯迅實在太熟悉了，他的很多話我們張口就能說出來。可每當想要引用時，我都會懷疑自己是否斷章取義了。不知「文體」的角度可以給予我們什麼幫助？
陳平原：魯迅是最早建立資料庫的現代作家。有了資料庫，好處是可以隨時隨地檢索他說過的話，但壞處是伴隨著檢索的過分便利，他發言的具體對象、語境和文體往往被忽略。譬如魯迅的雜文，大都是直接跟當下對話的，如果在引用他的觀點時沒有把他針對的問題、發表的媒介與寫作的目標考慮進去，那麼就無法準確理解魯迅的話的意思。
我舉一個例子。許多學者寫文章時都會引用他說的「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來評價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是不公平的。首先，這是魯迅1932年8月15日在致臺靜農的信中發的議論，而鄭著《文學史》要到該年12月才出版，所以魯迅當時看到的只是書的廣告。廣告自然要說一些聳動的話，魯迅更多是對此不以為然，而不是對於這本《文學史》做學術評價。其次就是「文體」的問題。這段話是魯迅寫在私下給臺靜農的信中的，不是公開發表的判斷。過了若干年後，由於魯迅書信的出版，大家以此為依據，貶低鄭振鐸學術成就，這是不恰當的。
以個人之力撰寫通史捉襟見肘
觀眾B：陳老師好，我注意到您最初的幾本著作——比如《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與《千古文人俠客夢》——都是「專著」，但此後您就以出版論文集為主了。「學術史三部曲」當然也算「專著」，但其中的不少章節其實都是獨立完成與發表的論文。您剛才講到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中「獨尊專著」的問題，不知您選擇以論文集的形式呈現自己的思考是有意為之的嗎？
陳平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從《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開始，幾本比較重要的著作大都經過了漫長的準備與寫作過程。之前的幾本書的確都是一鼓作氣寫出來的，所以也就容易設計成為專著的樣子。但後來的寫作不是這樣。雖然對於每個課題，我都有自己核心的問題意識，可結構不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了。當到了一定程度，我便打住做個小結，出版一本專題論文集。
在我看來，專題論文集就是專著。中國學者對於黑格爾式的體系性的論述過分迷戀，這會導致本末倒置。平心而論，一個學者一輩子真能寫好的也就是幾篇文章。專題論文集可以把一位學人的學識、修養與追求都凝聚其中，並且展現出他究竟在哪些問題的論述上取得了推進。這樣的寫作可以揚長避短，而不必為了硬要搭建體系去東拼西湊。
我以前再三說過，教科書、通史、概論這三種文體在中國學界的流行，貽害無窮。我寫過《中國散文小說史》，深知以個人之力撰寫通史的捉襟見肘。因為是「通史」，所以許多話題必須涉及，但事實上自己又沒有做過專門研究，那麼只好藉助二手或者三手的成果，不但浪費精力，對於讀者也不夠負責。但在目前的學術生態中，這三類著作卻是最好銷售，也最容易得獎的，結果便是大批學者投身其中，樂此不疲。
做人文學，需要具備面對公眾講話的意願與能力
觀眾C：陳老師好，我博士剛畢業，對於您的「兩副筆墨」說很有興趣。在讀書期間，我們接受的都是論文寫作訓練，所以很羨慕您還可以通過隨筆進行表達。但不知對於剛進入學界的我們來說，究竟應當如何處理兩者的關係？
陳平原：我的學生都知道，我時常告訴他們，讀書的時候別亂寫，要全力以赴把博士論文寫好，寫小文章是容易把手寫滑、把氣寫散的。但畢業以後我是鼓勵他們最好有「兩副筆墨」的，因為做人文學，需要具備面對公眾講話的意願與能力。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現在大概有1億5000萬中國人接受過高等教育。這意味著已經不能把「兩副筆墨」的不同看作專業與普及的區別了。今天的普及讀物不可能寫得太普通，因為年輕一代平均的閱讀水準已經遠超二三十年前。即便是普通讀者，也都有很好的教養。
如果注意看，我的著作與隨筆之間其實是有「暗道」的。有些學術思考，我會用隨筆寫給公眾；而有些現實刺激，也可以在我的著作中找到對照。「兩副筆墨」可以融通，但不要跨界。這是我的看法。
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去看待新媒介帶來的變化
觀眾D：陳老師好，我是學傳播學的，我感覺您討論述學文體時，都是轉身向後看的。而現在數碼時代的媒介更新很快，新興媒介對於我們的表達影響也很大。要是向前看，您對於未來的述學文體會有怎樣的判斷？
陳平原：我必須說，我沒有能力回答你的問題。在回顧過去與關注當下方面，我還有些把握，但讓我展望未來，我實在不太敢說。因為我無法想像以目前的科技發展，50年或者100年以後會是什麼樣子。
去年我參加黃子平的新書發布會，他有一個說法，叫做「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其實不但文學批評如此，學術研究也一樣。我們對於我們的時代有共振，可是要我懸想另外一個時代的表達方式是怎樣的，我不認為自己能做好。
我承認你說的問題很重要。而我也是最早一批討論數碼時代的到來對於人文學的影響的學者之一。2000年到2001年兩年，我先後寫了《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網絡文學，還是網絡時代的文學》與《網絡時代的傳統文化》三篇文章。現在看來，我當初還是蠻敏感的，不過一些判斷並不完全準確。我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去看待新媒介帶來的新變化，但這一方面的研究非我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