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從財會改學日語 佔座兒佔出「吳越同舟」

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我的童年是在民族危難和社會動蕩中度過的，但幸運的是，我成長在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我進入了家鄉最好的一所學校——揚州中學，她在江蘇乃至全國都是很有名的，一直到現在都是。我很慶幸自己能在這所有著悠久歷史的學校裡接受基礎教育，不僅是在課堂上的學習，還包括「如何做人」，這方面對我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1956年考上上海復旦大學前，我已經在南京建築系統做了三年的財會工作，考大學時我本來填報的第一志願是經濟類專業，結果沒考上，於是服從分配學起了英語。兩年後，再一次的服從分配則直接影響了我的一生。

那是在1958年，有一天領導突然通知我和其他幾位同學，說：「組織上決定調你們去北京學習。」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其實像我們這樣調來北京大學學習的同學，不僅有復旦大學的，還有北京外國語學院、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以及廣東、福建的，也就是全國好幾所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大家從四面八方集中到了這裡。

這是為什麼呢？後來我們知道，因為當時我國的外交工作碰到了一個實際問題，就是缺乏非通用語的翻譯人才。這裡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 1957年1月，周恩來訪問匈牙利。

1957年底，中東某國的外賓來訪，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當時外交部沒有自己的阿拉伯語翻譯，於是臨時借來北京大學一位副教授做翻譯。而就在歡迎儀式上，由於這位外賓講的是阿拉伯語方言，翻譯聽不懂，結果場面十分尷尬。

也因為這件事，周總理當即指示外交部要建起自己的非通用語翻譯隊伍。於是，全國各地有關的高等院校迅速行動起來，把挑選出的在校生統一集中到北京大學，就這樣我成了其中的一員。

那時學什麼沒有雙向選擇這一說，也沒有讓我們填志願。學校開會把大家召集起來，當場就宣布了名單，誰誰誰學什麼，宣布我和另外9位同學學日語。當時聽了以後一下子也反應不過來，不知道是按照什麼標準分配的。

後來一回味才明白過來：語言這個東西跟社會、歷史都有關係，我們調來學日語、阿拉伯語、印尼語、印地語、波斯語的，大體上都是過去學英文的學生；學蒙古語、朝鮮語的，基本都是過去學俄語的；越南話、柬埔寨語，就由過去學法語的學生學。

▲ 徐敦信大使（左）與日本前首相曾根康弘在一起

突然宣布要我們學日語，不少同學心裡不痛快。那時我們和日本還沒有邦交文化，中日關係處於比較對立的狀態，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國的那段沉痛歷史，所以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情感上，大家對日語都不會有什麼好感。

雖然沒有什麼心理上的準備，我也並沒有感到怎樣彆扭，主要是因為，既然這是國家的需要，我當然應該服從，這也是我們那個年代的特點：服從組織分配。

再者，不管是像我這樣的調幹生（工作以後才上大學的），還是比我小三四歲的高中畢業生，重新分配後大家又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這跟學英語不一樣，學英語他們有基礎，我沒有，而現在改學日語，大家都是從零開始，所以我學好日語的自信心更強了。

▲ 徐敦信大使與夫人王月琴

那些年在北大，大家學習非常刻苦。有一個細節，由於宿舍裡常有人進出，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到校圖書館去自習。北京大學的圖書閱覽室環境非常好，座位寬敞，每個人都有一盞檯燈，大家進去後，都非常安靜，專心做功課。

不過由於學生很多，座位一般都不夠用，彼此熟悉的同學就時常互相幫忙給佔個座兒。有一位從北京外國語學院過來的女同學叫王月琴，我們是同班，她要是早到了就會給我佔個位，把書包放那兒，有時我早來了也幫她留個位子，這樣就很自然地接觸多了，學習上的相互關心和幫助也多了，慢慢彼此有了好感，後來我們成了終身伴侶。

我們兩人都來自於南方，我是江蘇人，她是浙江人。在日本的時候，日本朋友跟我們開玩笑說：「一個吳（江蘇），一個越（浙江），你們是『吳越同舟』啊！」這個「吳越同舟」的意思就是「同舟共濟」或「風雨同舟」，「同舟」不假，不過吳、越那時可是對頭，我們倆不是，所以也就拿來當玩笑聽聽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