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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軍入關，較快統一了北方地區，但清政府對南方的統一則經歷了整個順治朝。順治末年，以福建金門、廈門為根據地的鄭成功揮師東進，率領將士趕走了盤踞臺灣島的荷蘭殖民者，使臺灣地區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康熙朝時，康熙恩威並施，取得了政治與軍事上的勝利，將臺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清政府之所以能順利統一臺灣，在於順應歷史大勢，展現了國家統一不容置疑的決心與力量。
清朝為什麼要統一臺灣
清朝初期，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臺灣。鄭成功在收復臺灣之後不久便去世，鄭氏子孫偏安一隅，逐漸演變成為割據小政權。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繼位，開始了康熙時代。隨著清軍擊敗了雲南等地的反清勢力，清廷在戰略上開始北瞰南望，關注邊疆地區的治理，在南方重點應對臺灣鄭氏政權，提防鄭氏割據勢力的騷擾，並試圖招安。但康熙十二年爆發了「三藩之亂」，使得清政府經略和統一臺灣有所延後。
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前，清廷不時遣人招撫鄭成功的子孫，未對臺灣施展足夠壓力，故鄭氏政權「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面對清政府的統一要求，鄭氏政權請求能像琉球、高麗等藩屬國一樣稱臣進貢。可見，避居臺灣的鄭氏政權，已退化為割據勢力，只求政權能夠獨立。但康熙斷然拒絕，認為臺灣居民多為福建人的後代，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提並論。在康熙看來，統一臺灣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絕不能視臺灣為朝貢國。
康熙二十年，隨著三藩之亂的結束，清政府得以騰出手來解決對其他區域的統一問題。無論是出於歷史原因，還是出於現實考慮，清政府統一臺灣都已是勢所必然。
臺灣地處東南沿海，氣候溫和，四季如春，適合農耕。「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可見，清代臺灣地區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但清政府統一臺灣，並非出於土地價值，而是認為統一臺灣為理所應當，即使臺灣「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
「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裡，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沙線風濤，往來利便，遂為直隸、奉天、山東等沿海七省必達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關係到清代中國整個東南地區的安危。三藩之亂時，鄭氏政權派兵襲擾東南沿海，給清政府平定三藩造成了牽制。如果臺灣遲遲不能統一，可能為外國所利用。鄭成功逝後，「其子有十，遲之數年，長成群強，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終為後患」，臺灣可能勾結外國，威脅東南沿海。臺灣必須在清政府手中，才能夠成為沿海海運的要道和節點，成為沿海地區的屏藩。
臺灣遲遲不統一，「遷延歲月，虛靡浩費」，嚴重消耗了清朝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清政府為了預防鄭氏政權對福建的侵擾，並在經濟上孤立臺灣，採取了遷界之策，將東南沿海地區的民人遷入相對靠近內地的地方，在靠近海岸線的地方隔離出了一個沿海而蜿蜒的無人區，且在無人區邊緣建造邊牆，駐紮重兵，以應對威脅。其實，遷界之策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管是清政府還是臺灣，都因此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老百姓也苦不堪言。在鄭氏政權拒不降清且不時騷擾東南沿海的大背景下，唯有儘快統一臺灣，才能結束這種持續損耗，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即「至是臺灣蕩平，民再康矣。臺灣滅而天下無事，詔息天下兵」。
清朝如何統一臺灣
清政府統一臺灣的想法在順治朝時即有，但囿於內外局勢，主要精力放在了統一中原地區，無暇東顧，暫無實力統一臺灣。在康熙朝，國力日益強大的大背景下，在鄭氏政權日益退化為分裂割據勢力的前提下，清政府統一臺灣不僅必要，且有能力。
鄭經繼承延平郡王之爵後，雖同清政府對立，但康熙統一臺灣的策略，並非是純粹的武力統一，而是優先招撫，積極爭取臺灣鄭氏政權及其兵民的歸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康熙七年，施琅在奏疏中提到：「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可見，清政府的招撫效果比較有限。不戰而屈人之兵固然是至善之策，但亦應將伐兵和攻城作為萬不得已之策。對於清朝統一臺灣而言，這個策略也適用。時人評價清政府統一臺灣之舉：「窮兵黷武，固非福世之圖;而縱亂養奸，亦非安邦之策」，即雖然不提倡窮兵黷武，但也絕不能坐視臺灣長期分裂，進而擾亂中原內地。針對臺灣偏安政權不接受清政府招撫，施琅曾言：「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認為若招撫無效，則當以武力相臨。清政府在力行招撫的同時，也在籌備武力統一，以備他日之需。
康熙時，清政府耗時八年平定三藩叛亂，在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之後，才於康熙二十年完全平定。此後，清政府得以休養生息，即便偶有戰爭，亦無傷元氣，康乾盛世漸有發端，國力日益強盛。這一時期，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好轉，有了足夠的精力和財力處理臺灣問題，且彼時清廷君臣之間和諧團結，儘管有些臣工在出兵臺灣的方式和時機上存在不同看法，但總體來說，清廷上下對於收復臺灣的意願是一致的，不願坐視鄭氏政權而不管，而且對收復臺灣也有足夠的信心。
反觀臺灣政權，則從三藩之亂爆發開始陷入困境。鄭氏政權響應三藩，配合三藩反清，卻在福建同靖南王耿精忠爭搶地盤。此後，鄭氏政權在東南沿海被清軍擊敗，大傷元氣。在清政府的封鎖下，臺灣經濟陷入困境，彼時，臺灣「谷價沸騰，糧餉匱乏，人心思變」。鄭氏政權參與三藩之亂，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自身實力。
康熙二十年，鄭經三藩之亂末期去世，為清政府統一臺灣創造了一定的契機。此時臺灣內部陷入內鬥，鄭經長子為馮錫範所殺，劉國軒、馮錫範擁立尚未成年的鄭經次子鄭克塽為延平郡王。
康熙得知此情形後，認為收復臺灣的時機已趨於成熟。此後，正如康熙所預測，得勢的劉國軒對反對勢力大加鎮壓，造成臺灣地區「人人思危，芒刺在背，間有向義內應，奈隔絕汪洋，難以朝呼夕應」。臺灣出現內爭之後，不時有人從臺灣逃至福建，為清政府統一臺灣積累了條件。此外，臺灣地方相對狹小，民戶有限，以有限之田賦供應獨立政權，養育數萬之兵，負擔極為沉重，即如清人所言：「蓋就其一隅之產，以供百萬之費，政繁賦重，民心已思變久矣。」
「夫兵，兇事也」，古人亦認為用兵攻殺並非最優之策。因此，即使收復臺灣的時機已經成熟，康熙仍秉持剛柔並濟的策略。但由於鄭氏政權拒不歸附，甚至試圖長期維持分裂局勢，故清政府不得不採取武力。在收復澎湖後，清政府重點打擊分裂氣焰，震懾分裂勢力，用兵和招撫並行不廢，最大限度地爭取了臺灣各方勢力的投誠，最終實現了此後鄭氏政權的和平歸附。
清政府統一臺灣，籌劃已久，但遲遲未能付諸實踐，原因除了彼時清朝的內部和外部形勢外，還有信心和決心問題。「臺灣剿撫之說，紛紛數歲未決也」，清廷內部對統一臺灣立場不一，而施琅認為，只主撫而不言武亦不可取，一方面全力向康熙建議統一臺灣，另一方面主張在招撫無效的情形下武力攻臺。康熙亦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如果不統一臺灣，「則沿海一帶地方，民鮮幹止之樂，兵有徵調之繁」。當時，清廷諸大臣對能否隔海統一臺灣議論紛紛、並無自信，只有施琅「攄忱力贊」。在施琅的支持下，康熙堅定了統一臺灣的決心。康熙認為施琅不僅能從精神上支持自己，還是領兵收復臺灣的最佳人選，正如康熙所說：「朕惟國家有戡亂寧民之略，必有協謀宣力之臣。」此外，福建總督姚啟聖亦是統一臺灣的功臣之一，施琅主要是練兵和領兵打仗，而姚啟聖則是積極做好後勤籌備工作。攻臺之前，姚啟聖調兵制器，獎勵士卒，捐造船隻，無所不備。
康熙二十一年時，清軍「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積極做好戰備工作。到康熙二十二年，面對遲遲不肯受撫的鄭氏政權，清軍已開始準備正式攻臺工作，未雨綢繆，注重後勤籌備和供應對戰事的重要影響，開始積極籌備進剿軍前所需兵餉、米折、應用器械及修理船隻、預備物料。此後，清朝統一臺灣，已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而這個東風，便是海風，「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一旦風信適宜，清朝便可大軍出動。
水師提督施琅深知「攻心為上」的策略，在主張武力統一臺灣的同時，還提倡爭取臺灣民心，減少清軍統一臺灣的障礙，降低雙方的戰爭傷亡。施琅治軍嚴明、名聲在外，在清政府出兵臺灣之前，已有不少兵民逃離臺灣回到福建，原因便是不少臺灣兵民「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
清政府出兵臺灣，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並不打算直接派兵進攻臺灣本島，而是先取澎湖，再以澎湖為突破口，以戰逼統：「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此後，清軍亦按照此策行事，先待風信，此後全力攻取澎湖，同劉國軒帶領的鄭氏軍隊在澎湖鏖戰。最終劉國軒戰敗，清軍佔領澎湖，在戰略和地形上掌握了主動。澎湖破時，臺灣人心大震，清軍佔據了地理之利，也猛烈打擊了鄭氏軍隊士氣，起到了攻心之效。清軍攻克澎湖之後，雖然清軍傷亡亦多，但並未虐待俘虜，而是「恤其被傷兵卒，予以醫藥，載其生還，此其恩威已遍洽於臺灣」。此種行為，讓臺灣本島兵民意識到，投降並無性命之憂，頑抗則兇多吉少，進一步瓦解了臺灣士兵的抵抗欲望，「不敢復萌異志」。
在清政府的招諭下，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鄭氏政權遞交降表文稿，正式向清政府投降。在鄭氏政權投降之後，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率清軍進入臺灣，臺灣地區農業商業依然如舊，未受驚擾，民眾扶老攜幼歡迎施琅所率部眾。
統一臺灣後的策略
澎湖之戰後，施琅駐紮澎湖期間，嚴格約束軍隊紀律，清軍紀律嚴明、並不擾民，「王者之師」形象深入人心。同時，臺灣的鄭氏政權，雖然曾武力抗拒統一，但澎湖之戰後他們能夠順應歷史大勢而歸附清朝，使得雙方避免了更多死傷，所以清政府對他們採取了寬容政策，甚至對於部分投降官員，給予信任而加以重用。此外，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後，通過採取輕徭薄賦、穩定臺灣人民生產、生活秩序等方式，實現了統一之後臺灣地區的穩定和安寧。
在施琅率軍正式進入臺灣本島之前，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向臺灣兵民發布了「安撫輸誠示」，提到：「軍紀素嚴，秋毫無犯……本提督言出金石，決不爾負。」施琅進入臺灣後，踐行了他的承諾。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在「諭臺灣安民生示」中提到，此次清軍入臺，所有糧餉皆取自福建等內地，不用臺灣百姓供應，只有日常食用的蔬菜需在臺灣本地採購，但「照依民價無虧，斷不許借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施琅還禁止臺灣百姓為清軍犒軍，「誠恐鄉社保甲沿襲故套，各自派辦勞軍之費，致擾民生」，並申明如有地方官員敢籌辦犒軍，將嚴懲不貸。此外，施琅還規定：「官兵不許佔住民居，弁目不許包贌鄉社……糖蔗民間物業，嚴禁兵丁混折。」確保了軍隊不擾民，與民相安，贏得了民心。
澎湖之戰後，清軍兵不血刃地進入臺灣。算上招撫時間，清政府共計耗時兩個月便統一了臺灣。這一局面的實現，除採取了正確的軍事和政治策略外，也同鄭氏政權當權者能順應形勢、歸附清朝有關。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人沒有選擇在臺灣本島負隅頑抗，避免了更多的戰爭和犧牲，如劉國軒「決意傾心，以生死聽命於朝廷，免貽害生靈」。也因此，清政府在統一臺灣之後，對鄭氏政權官兵採取了優容的政策。清政府一方面命鄭氏家族和鄭氏政權的權臣遷徙到北京，使他們安居;另一方面對於鄭氏政權四萬多普通士兵，施琅建議讓他們願入伍或歸農，都各聽其便。此外，對逃至臺灣的明朝朱姓宗室人員，清政府也予以了安置，讓他們在附近各省安插墾荒。此後，清政府授鄭克塽公爵，授劉國軒、馮錫範伯爵，而力主降清的劉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成為一方大員，可見清政府對他們的信任和寬容。
戰後善後之策，重在安民和休養生息。早在清軍攻克澎湖之時，施琅便出告示，規定澎湖地區百姓「蠲三年徭稅、差役」，以恢復澎湖經濟。施琅率領的清軍入臺之後，「其各鄉社百姓以及土番，壼漿迎師，接踵而至」，之後，施琅賜給他們衣帽、布匹等物，臺灣漢人和少數民族「鹹皆欣歡踴躍」。此後，施琅規定：「樵蘇採捕，載運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確保了臺灣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此外，清政府還免除了臺灣地區的正賦和雜餉，有助於戰後民生的改善。統一臺灣之後，清政府在臺灣設府、設縣，並設一萬綠營兵駐防臺灣本島和澎湖，標誌著清政府在臺灣行政和軍事管理的體制化。在清政府的治理下，臺灣地區經濟繼續發展、民生繼續改善，即如乾隆、嘉慶時人所評價：「臺灣雄峙東海，橫亙千餘裡，土田膏腴，家多殷實。」可見彼時臺灣地區已為清朝的富庶之區。到光緒朝日本侵佔臺灣之前，「臺灣銀米尚不缺。且多富戶豪民」。
清朝統一臺灣既是出於歷史原因，也是源於現實需要，避免了臺灣被進一步割據化，也換來了清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安全穩定。同時，清前期國力強大、君臣團結以及臺灣地區的內耗為統一臺灣創造了條件和契機。清政府在統一臺灣時，恩威並施、剿撫並用，善用人才，積極爭取臺灣民心，使得以較小代價實現了對臺灣的快速統一。此外，清政府還十分重視統一臺灣之後的善後工作，實現了駐軍同臺灣民眾的和諧相處，妥善安置了臺灣鄭氏政權的投降勢力，促進了臺灣地區生產、生活秩序的較快恢復，為此後臺灣地區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原題為《清朝是如何統一臺灣的》）
來源：鄧濤/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