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編者按：本文發表於2007年），我感到非常驚訝——時間過得太快了，快得讓人恐怖。對於一個死去的人，十年或許不是很長的時間，但對於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來說，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讓人緊張。
我記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當天，曾有記者打電話來採訪我。當時，一方面我很悲傷，另一方面，也覺得並不反常。我首先的反應就是，他的早逝跟他無節制的抽菸可能有莫大關係。
我和王小波的相識我跟王小波認識，說起來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離開北京去美國匹茲堡大學念書。到匹茲堡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茲堡大學所在的小鎮還有好幾所大學，學生很多，租房的價位很高。幸好出國之前有人對我說，我所在的工作單位——社科院馬列所有個同事叫李銀河，正好也在匹茲堡，說她在那裡已有一年了，可以讓她幫我找房子。
雖然同在一個研究所，但是我並不認識李銀河，只是互相之間聽說過名字。後來，李銀河給我找了個小閣樓。我的小房子是326號，她住的是318號，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後，李銀河請我去她家吃飯，一推開門，我就看到一個又高又黑的人。李銀河介紹說：「這是我愛人，叫王小波。」吃飯的時候，王小波問我是幾號來的，又問我是從哪裡來，我說我是多少號從北京來的。他一聽，立即問：「唉嘿，你是坐哪個航班？」我告訴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來，我們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飛機去的美國。
▲王小波與李銀河,在美國匹茲堡王小波很健談，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有點陰陽怪氣，像講相聲，語言的描述能力很強。吃飯的時候，他一邊說，一邊就是不停地抽菸。而李銀河則很清瘦，看上去就像個女才子。她不太講話，老是在房間裡跑來跑去的。出國之前，李銀河的一個朋友曾跟我描述過她，讓我一開始就覺得她是個才女，還以為她一定是言詞飛揚的人，結果卻發現她是一個言詞很收斂的人。
就是在異國他鄉，我認識了王小波。
用人尿醃鴨蛋在我待在匹茲堡大學的那段時間裡，由於是鄰居，所以我們是早不見晚見。匹茲堡的房子一般只有兩層，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閣樓。小閣樓裡除了我，還住著上海去的小湯。在我們住之前，原先是一個學作曲的湖南人譚盾住在那裡。他在匹茲堡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魯大學。等到我後來去了哈佛，大家都傳開了，說那個小閣樓的風水很好。
有時我也把王小波夫婦請到我們住的樓上來，一來二往，大家都熟了。在這幫留學生中，王小波比我們大，他不允許我們喊他「小波」，於是我們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們聊天的時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雞腿——因為雞腿很便宜，美國人不吃這種含膽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雞腿外，我們還吃雞內臟。小湯在餐館裡打工，美國人不怎麼吃雞肝什麼的，他每次下班就帶回來，我們吃得很開心。後來帶回來的太多了，我們還把它醃起來。
美國人也不喜歡吃鴨蛋，因為很腥。我們住所旁邊的公園裡有很多野鴨，有時下了上百個蛋都沒人要。我們撿回來，吃不完後，就想辦法把它們醃起來。王小波是用鹽水把鴨蛋泡起來，這樣味道並不好。我靈機一動，想起我們安徽農村醃鴨蛋的經驗：用牛拉的尿拌黃土來醃，吃起來會特別香。在匹茲堡這個鋼鐵之城，黃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後來又想了個辦法——自己尿尿。這樣醃出來的效果還不錯。我們送給王小波去吃，他問我是怎麼做出來的，我告訴他是怎麼回事，他一聽就破口大罵，以為我們是在耍弄他。我說我們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經抽過大煙從經濟狀況來講，在當時的留學生中，我算是比較富裕的了。我去的時候，是拿的匹茲堡大學最高獎學金——校長獎學金，不僅學費全免，而且每個月還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費，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讀的身份來美國的。別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讀，他是反過來了，所以我們常常拿這個找他尋開心，挖苦他，說他是「隨軍家屬」。
他的菸癮就是在那個時候培養的。他說現在一天抽兩包，是因為美國的煙比較清淡，抽得不過癮。
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在寫小說，有次去看他的時候，發現門窗都關得死死的，一開門，從門裡透出來的煙味就把我嗆得倒退三步。
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他總是罵罵咧咧的，罵美國佬。他外語非常不好，我當時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為語言不好，經常被美國的同學嘲弄，所以對於他的處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幫人洗盤子，還沒兩天，就不幹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幹了，他不吭聲。後來李銀河告訴了我實情：老闆說他懶，他就把老闆炒了。他那時剛從國內出去，對資本家很仇恨，適應不了美國的勞資關係。
我非常佩服李銀河。那時她既要讀博士，又要做助教，還要到餐館打工。在美國讀博士是非常累的，這一點我也深有體會。從她那時的情況來說，真可謂是賢惠，而王小波則像個大爺。後來，當我在美國《世界日報》上看到，他得了臺灣《聯合報》文學大獎時，才知道他在寫小說。
「哪個碰我哪個死」1985年，我離開匹茲堡大學，要轉學去哈佛。對於我要放棄在匹茲堡高額的獎學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價高昂的波士頓，王小波頗不以為然。他說，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國，不然不需要拿一個好文憑。你回到中國，誰又管你是哈佛畢業的還是匹茲堡畢業的呢？他要我實惠一點，好好考慮清楚。
我還是決定去哈佛。走的時候，李銀河、王小波好好地請我吃了一頓，飯桌上還出現了牛肉，那比起雞腿來可是要貴很多。我把在匹茲堡喝酒後留下的七八十個酒瓶子都留給了他們，以做紀念。我想，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們扔了。
王小波是個講義氣的人，他堅持要送我去匹茲堡的汽車站。之前不久，他買了輛舊車，那是一輛老式的雙排座福特，又長又大，而且有稜角，像個坦克。他的駕車技術很差，我不敢讓他送。王小波說：「沒事，老子這輛車，哪個敢碰我，哪個碰我哪個死。」他跟小湯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幾十分鐘，中間還熄了一次火。
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驅車前往美國西部旅行回國後惟一一次通電話1993年，我出國十年後第一次回國到北京，我給王小波打電話。我對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誰嗎？」他請我再說一遍。我對著電話那頭大喊了一聲「老波！」他「哈」了一聲，說：「聽說你小子找到資本主義世界最有錢的教職了？！」
我1992年從哈佛畢業，從美國回到香港科技大學教書。在那時，香港科技大學的薪水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請客，我答應了，但後來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沒有喝成——那也是我從美國回來後惟一一次跟他通過電話。
【丁學良口述，黃驚濤整理，未經本人審閱，原載名牌雜誌社《mangazine·精英》（廣州），2007年第5期。】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