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岫廬
談到小說這種文體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學界通常認為促使近代小說進入興盛狀態的關鍵人物是梁啓超。梁啓超發表的一系列有關小說思想的論文，如著名的《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等，提出「小說界革命」，將小說界革命與新民救國、改良群治聯繫起來，對近代文學的發展確實產生多方面積極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啓超之前，嚴復、夏曾佑1897年發表於《國聞報》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已經開啟了「小說界革命」的先聲。嚴、夏二人對小說的文體特點和影響力有非常清晰的認識，該文對小說的普遍主旨、小說通俗喻眾之原因，以及說部之毒的根源，都給出了相當有見地的觀點。
（《國聞報》，圖片來源於網絡）
嚴復、夏曾佑在《〈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一文中，首先試圖從人類普遍性情的角度，拈出「公性情」三字概括小說之主旨。文中指出：
凡為人類，無論亞洲、歐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銅刀、鐵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丟度尼之種，求其本原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
各種政教，亦由此「公性情」而生。該文更明確指出：「何謂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爭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傳種也。」嚴、夏二人援引中國及西方神話、歷史，尤其是荷馬史詩所描繪的公元前 13 世紀中葉的特洛伊戰爭、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的傳奇時代，最終得出一個普世性的結論：
問嘗發陳編，考前事，見夫興亡之跡，波譎雲湧，而交柯亂葉，試討其源，大都女子敗之，英雄成之；英雄敗之，女子成之；英雄副之，女子主之；英雄主之，女子副之。
換言之，在進化論的視野下，「英雄」「男女」作為人類歷史上的「公性情」，兩者之間有無限可歌可泣之事，足以流傳後世，因此小說乃至文學以「英雄」「男女」為主旨，是順理成章的事。因此嚴、夏二人文中所歸納的小說主旨，並非凸顯個體經歷，亦非中國古典小說強調的人倫道德，而是一種跨民族、跨種族、跨文化的共性，是一種科學、人類學及社會學意義上的普世本質。
這一點與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中所提及的「英雄」「男女」對照起來，可以看得更清晰。梁公將中土小說不入流的原因歸結於：「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將「英雄」「男女」分列「誨盜」「誨淫」兩端，這一評價更多中國古典人倫道德標準的評判。與「英雄」「男女」相對，梁啓超提出「政治」作為小說之主旨，開篇即言「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後文又進一步說明，歐洲學者將「政治之議論」寄於小說，為各國變革帶來契機和推動。這與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一文所提出的「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之主張，一脈相承。梁啓超看重的是小說之「用」，本質上說，是一種傳統實用主義文學觀，認為文學承擔道義、道德、教化的工具。相比之下，嚴復的文學觀已經在很大程度發生變革，體現出特定時代的科學主義精神。
小說對人心民俗的影響力，後世多引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一文所說的四種力：燻、浸、刺、提。梁公借用佛教用語，總結藝術審美移人性情的四種力量，指出小說之所以「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是因為小說可以潛移默化（燻）、持之以恆（浸）、突發移情（刺）、與自我領悟（提）。梁啓超的論說是一種符合（個人）文學閱讀審美體驗的描述，而嚴、夏二人的論說則更多從社會、歷史、語言、文字等角度，以客觀而科學的方式解釋小說影響力之原因。
嚴、夏二人文中談及文字、語言，以及「經」「史」 「子」「集」的關係，指出「紀事之書」（「史」「稗史」）的流傳有易、有不易，而二者取決於五種原因：
書中所用之語言文字，必為此種人所行用，則其書易傳，其語言文字為此族人所不行者，則其書不傳；
若其書之所陳，與口說之語言相近者，則其書易傳；若其書與口說之語言相遠者，則其書不傳；
這五個原因，前兩個說的是媒介，以通用的、與口語相近的文字語言寫成的作品，更易流傳；第三個原因在於寫法，細節描述詳細，一覽無餘無須耗費讀者太多心力的作品，更易流傳；後兩個原因在於內容，書寫之事與日常生活關聯密切，情節發展符合人心願望的虛構作品，更易流傳。嚴、夏二人從作品之媒介、寫法、內容三個方面，總結了文學作品流傳的規律，闡明史書（如《二十四史》）不容易傳，而稗史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長生殿》《西廂》《四夢》等）書行自遠的原因。
（《三國演義》，嶽麓書社，1986年6月，圖片來源於網絡）
將梁啓超與嚴、夏二人的論說對照來看，可見兩者思考路徑的異同。梁公所言小說「燻、浸、刺、提」四種力量，與小說本身的形式無關，而關心小說對讀者的影響，論說路徑符合重感悟輕論證的經驗主義批評傳統。相比而言，嚴、夏二人關心小說的媒介（即語言和文字）、寫法、內容，對小說的本體的思考更客觀、科學。
對於利用小說的影響力使民開化，嚴、夏二人與梁啓超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對國民性的理解，以及小說能夠發揮的作用，各人理解又有差別。梁啓超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並具體闡釋為「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將「人心」「人格」與「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並列，均視為小說發揮影響、造成革新的領域，且「人心」「人格」的塑造，是小說發揮影響最根本、最終的旨歸。為了實現群治的目的，梁啓超將中國古代小說中的狀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盜賊、人妖巫狐都看作是毒害社會的思想根源，而轉而提倡政治小說。
嚴、夏二人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困境有和梁啓超不一樣的理解。《〈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一文將宗教、政治等社會現象的本源，追溯至「公性情」：「政與教者，並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換言之，晚清中國亟須革新的方方面面，均可以歸為對「公性情」（即英雄、男女）的營構。中國古代小說多寫「英雄」與「男女」，這原本是人性最本質及社會最本源的「公性情」，但是「淺學之人」從中只能看出誨盜誨淫，而無法理解隱藏的精微深意，因此造成「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的局面。嚴、夏二人在文中並沒有闡明小說的理想範式，但卻道出了以古代小說的困境之源：讀者之淺學。這背後，又隱約顯明了一個更大的邏輯困境：若沒有通情達理的讀者，小說又何以營構通情達理的人心？
梁啓超眼中，通過小說實現新民的路徑異常清晰明白。舊式小說諸如才子佳人、江湖盜賊之列一概不足取，應該以政論為主旨。由於小說「燻、浸、刺、提」，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取小說為載體，傳播經世濟國的大道理，也應該能直達人心，實現新民與群治的目的。而在嚴、夏二人的筆下，這個問題卻變得更加複雜乃至弔詭。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几几出於經史上」的影響力，源自小說作品之媒介、寫法、內容三個方面的共同合力，小說內容書寫「日習之事」、符合讀者願望的「虛事」，恰是小說影響力原因之一。說得更淺白些，小說「公性情」（「英雄」「男女」）的出色描繪，往往是小說能夠書行自遠的原因。如果看不到內容和形式的一體性，而只是從經驗出發，認定小說這一文體形式易傳，於是直接借來包裹上大道理，並認定這樣的新小說可以塑造新國民，就是過於簡單化的看法。事實上，單純依靠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這樣充滿政論色彩的政治小說，確實不可能完成星火燎原的啟蒙任務。
嚴、夏二人文中沒有闡明小說的理想範式，但其中對「淺學之人」造成「說部之毒」的觀點，與嚴復後來一貫秉持的精英主義之立場是一致的。即便在《〈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中呼籲要效法歐美日本，廣為採輯並翻譯小說以使民開化，但同一時間嚴複本人並沒有走上翻譯通俗小說啟發民智的道路，而正潛心以桐城筆法翻譯後來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天演論》。除此之外，在1902—1909年間，嚴復還翻譯出版了英國亞當·斯密的《原富》、法國斯賓塞的《群學肄言》、英國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穆勒名學》、英國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法國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八種重要西學著作。
（《原富》，商務印書館，1981年，圖片來源於網絡）
1902年，梁啓超和嚴復就《原富》翻譯問題曾有一番商榷。《新民叢報》第一號「紹介新著」欄，梁啓超介紹嚴復譯英國亞當·斯密《原富》，一方面肯定嚴復的譯作：「嚴氏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指《原富》）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時提出批評：「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墓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並提醒嚴復「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以國民也」。對此，嚴復的回應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嚴復的西學翻譯，以「多讀古書之人」為自己的目標讀者，而非「淺學之人」。梁啓超和嚴復這番就翻譯方法、目的和讀者的商榷，也從一個側面看出「小說界革命」之初，二人對「小說新民」方案的理解和期待早有差別。
（《新民叢報》，圖片來源於網絡）
梁啓超曾說「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把小說看作是天下人都會讀的東西，又試圖借小說之俗，傳播新知與道理。嚴復從小說本體的角度，分析出小說對於人心民俗的影響，但並不預設小說是人人都會讀，能讀懂的，對「淺學之人」之人而言，小說的精微之旨依然深隱難求的。因此嚴復雖然也表達了通過小說營構人心，改變現實的願望，但對於如何著手通過小說改變這個「通人少而愚人多」的世界，嚴復並無明確的計劃。而事實上，後來嚴復轉向西學翻譯，走上與梁啓超提出的以小說實現新民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更是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讀者的設定，梁啓超與嚴復或有不同，但無論設定讀者是普通國民、還是飽學之士，二人都將讀者放在異常重要的位置。借用李歐梵的觀點，晚清知識分子對於讀者的重視，是因為他們「想像的讀者和他想像的中國是一回事，我們甚至可以說晚清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同時在締造兩樣東西：公共領域和民族國家」。李歐梵的這一理解，受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理論啟發。嚴格意義上，這兩個概念都無法完全適用晚清中國的語境，因為當時文化政治領域均並不具備相應的先決條件。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是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對政治進行理性批判與探討的空間，是中產階級民主觀念的基礎，在時間上早於安德森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在晚清中國，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尚未正式成型，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已經不可遏制地湧現，二者幾乎同時出現，互相衝突而又合二為一。
梁啓超、嚴復二人新民路線的差別，對讀者設定的差別，也正是體現了他們在締造期對「公共領域」與「想像的共同體」的不同理解與設想，乃至對何為中國的理解差異。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隨著後來歷史的變遷和發展，沒有哪一個設計最終完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出現，背後既有印刷媒體逐漸促成的「公共領域」的影響，也混雜著對民族國家的重新理解和定義，而新文化運動後來的發展，也為現代中國「公共領域」與「想像的共同體」的和解與共進，開拓了新的可能與方向。王岫廬：翻譯學博士，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翻譯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