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唐樹備
採訪整理 | 楊玉珍
1993 年4 月27 日，汪道涵先生（左）和辜振甫先生在新加坡舉行海內外倍加關注的「汪辜會談」「汪辜會談」的背景1987年，臺灣方面蔣經國宣布放開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兩岸近40年來的隔絕狀態被打破。因為到了這個時候，1949年跟著蔣介石去臺灣的老兵年紀都大了，他們很多人在大陸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原來國民黨一直不讓他們回來，現在因為年紀大了就都特別想回來看看。放開探親以後，臺灣的老兵就都陸續過來了。這些老兵在臺灣大都有一些積蓄，有的希望把這些錢送給大陸的親人；有的沒有結過婚，就想在大陸找個婦女結婚；有的沒有孩子，也想在大陸領養個孩子。
按照臺灣方面的規定，臺灣老兵到大陸探親，要先由大陸方面開一個證明，證明他在大陸有父母，或有孩子、有太太，這樣臺灣才批准探親。另外，老兵要在大陸登記結婚，大陸方面規定要先由臺灣方面出具一個證明，證明他在臺灣沒有結過婚，要領養子女，大陸也要了解他在臺灣有沒有子女，撫養能力怎麼樣，等等。
這裡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臺灣和大陸有關方面出具的證件問題。因為臺灣的證件上是「中華民國」字樣，而大陸的證件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雙方歷來的做法是在政治上互不承認對方的證件，而是採取「視情採證」的辦法。什麼是「視情採證」呢？比如我過去在外交部搞領事工作，臺灣有人想到大陸去，拿了一本臺灣「護照」。臺灣「護照」在政治上我們是不承認的，因為它有「中華民國」字樣，但因為他有這個「護照」，我們就承認他是中國人的事實，就可以給他辦一個證件到大陸去。即政治上不承認對方的證件，但承認這個證件所體現的事實，根據具體情況來務實地解決問題，不因兩岸政治上的分歧影響兩岸老百姓實際問題的解決。
臺灣的證件到大陸來，我們是「視情採證」，大陸的證件到臺灣去，臺灣也是「視情採證」。但是到了1991年，臺灣成立了「海基會」，他們做了規定，大陸的證件一定要經過「海基會」的承認和蓋章，才能在臺灣使用。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大陸的證件在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不能使用，要經過「海基會」的認證才能用，這是違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原則的。儘管雙方政治上是對立的，但我們還是互相承認大陸和臺灣是一個中國。現在證件不能用了，要到他那裡認證以後才能用，這就產生了一個到底把大陸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還是視為外國來對待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兩岸之間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就需要談。
第二個情況，開放探親以後，由於臺灣當局拒絕兩岸「三通」，奉行單向的開放政策，限制大陸民眾與臺灣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區就出現了大陸居民私渡去臺打工的現象。特別是在福建一帶，臺灣有人有組織地把大陸的勞工弄過去。因為臺灣方面缺少勞動力，老闆經常招不到人，大陸客過去，他們很歡迎。到臺灣以後，有的大陸偷渡客被臺灣當局抓住，就要把他們送回來，但送回來的方式很粗暴。有一次他們把大陸的幾十個工人裝進一個船裡，讓他們待在船底，然後把艙蓋封住，船到大陸時，人已經被悶死了。當時大陸方面十分憤怒和不滿，臺灣輿論也有許多批評，所以這種問題必須通過兩岸談判來解決。
第三個情況，當時經常發生走私現象，很多掛著外國旗的走私母船在臺灣海峽中間停留，由小船把東西走私到大陸來。大陸海關去追這些走私母船，它們就往臺灣那邊跑。大陸海關的船追過去，臺灣有關方面就橫加攔阻，說這是我的管轄範圍，你不能過來。
總之，開放探親雖然是件好事情，但是也帶來了很多新問題，要由雙方來討論解決。這應該說是兩會開始商談的一個由來。
再說說兩會成立的問題。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上，大陸方面一直主張兩黨談判，但是臺灣方面一直不願意兩黨來談。鑑於兩岸之間確實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他們就提出成立兩個由雙方授權的民間中介機構來進行兩岸事務性商談。
1990年，臺灣派後來任「海基會」第一任駐會副董事長的陳長文先生來大陸，轉達了臺灣當局的意見。當時國臺辦主任王兆國先生和我陪著他見了吳學謙副總理。吳副總理告訴陳長文，大陸方面認為還是應該舉行兩黨談判，但是我們也願意尊重他們的意見，可以先成立民間中介機構。後來，臺灣方面先成立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1990年11月21日成立，1991年3月9日正式掛牌運行），我們隨後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基會第一任董事長是辜振甫先生，海協會的第一任會長是汪道涵先生。
國共兩黨是中國的兩個政黨，國共談判，是中國兩個政黨之間的談判，這是不言自明的。但兩岸兩個中介團體的談判，搞不好，會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因此，大陸方面首先提出，兩會商談，要首先確立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兩個團體的商談，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個國家內部統一前的特殊關係。
臺灣方面開始不同意明確這一點，但後來經過各方的努力，雙方終於確認「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要共同謀求國家的統一」。在上述共識的基礎上，雙方同意在事務性商談中擱置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分歧，求同存異，從而為兩會的接觸、商談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九二共識」的兩會共識。
當時，邱進益先生是海基會的駐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他作為臺灣方面主持兩會商談的負責人，在推動達成「九二共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兩會成立後，經過一年多的接觸和磋商，確定於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
1993 年4 月29 日，汪道涵與辜振甫籤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汪辜會談」能夠成功舉行，除了大陸方面的積極努力外，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到新加坡訪問。因為李光耀一直很關心兩岸的事情，楊主席就跟他講，兩岸要統一是我們的目標，但現在談統一，條件似乎還不太成熟，我們可以先談經濟合作交流的問題，先從經濟談起。
李光耀問楊主席，我可否把你的話傳達給臺灣方面，楊主席說可以。後來，李光耀到了臺灣，見到了李登輝，也見了郝柏村（當時李登輝是「總統」，郝柏村是「行政院長」），就跟他們講了大陸領導人的意思。臺灣方面當時沒有表態。
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告訴中國大使，說他已經把楊主席委託的事情辦了，但是臺灣沒有回應。過了一段時間，李光耀又找到中國大使，說李登輝有回應了，他同意兩岸談經濟，但不是由兩黨來談，而是由兩會來談，由汪道涵和辜振甫來談，地點定在新加坡。
在去談判之前，海協會給汪道涵會長起草了一個發言提綱，時任國臺辦主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了匯報，獲得原則批准。提綱裡面包括大陸怎樣保護臺商的正當利益，怎樣加強兩岸能源、高科技方面的合作等。比如項目合作方面提到，大陸要搞三峽工程，臺灣如果願意，可以來合作；高科技的合作則談到兩岸合作研究、出版物交流和零配件的標準化問題。此外還有青少年交流、新聞界交流，等等。
談判在經濟議題上進行得很辛苦。大陸方面雖然闡述了諸多的合作意向，但臺灣方面卻什麼都不肯落實下來。究其原因只有一個，李登輝雖然嘴上同意談經濟，但實際上他並不想真的加強兩岸的經濟關係。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通過兩會在國外的商談，在國際上製造兩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影響。
比如談到臺商投資保護的問題，海基會要求我們籤訂臺商投資保護協議，保護臺商在大陸投資的利益。我回應說，我們一直對臺灣投資持鼓勵態度，1988年國務院已經發表了《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簡稱「22條」），我們願意聽取臺灣的意見，爭取使「22條」更加符合臺灣老百姓和臺商投資的需要。
我們同時也提出，大陸既然同意保護臺商投資，臺灣就應該開放臺商到大陸直接投資，而不是只容許間接投資。如果臺商以美國商人、日本商人或者香港商人的名義來投資，那麼投資保護應是我們和這些國家和地區要商談的問題而不是和臺灣要商談的問題。
我們還提出，如果要大陸方面更好地保護臺商來大陸投資的權益，臺灣方面就應當逐步取消對臺商投資大陸的限制，不能我一邊保護，你一邊限制，這樣就成了相向而行了。
還有，我們保護臺商到大陸投資，相應的，大陸到臺灣投資也應受到保護，兩岸之間應是雙向的，是平等互利的。
但是，海基會在臺灣「陸委會」的限制下，不同意開放臺灣商人到大陸直接投資，也不同意逐步取消對臺商投資大陸的諸多限制，更不同意開放大陸到臺灣投資。臺灣的做法是既想讓我們單方面保護臺商間接到大陸投資，又要繼續對臺商投資加以限制，臺商可以去大陸投資，但大陸不能來臺灣投資。由此看來，李登輝的目的不是想解決問題，而是跟我們糾纏。
還有「三通」問題。 之前陳長文到大陸來的時候我們就跟他談過這個問題，但他說現階段還不適合「三通」，所以「汪辜會談」的預備性磋商裡沒有把「三通」作為議題來談。汪辜會談時，汪會長在他的講話裡提了一個建議，叫「定點直航」，就是廈門和金門，馬祖和馬尾，或者廈門和臺北、高雄之間，可以定點直航，這並不是全面的「三通」。這個建議提出來後，臺灣「陸委會」竟發表聲明表示抗議，說預備性磋商裡沒有這個議題，大陸違反了「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共識。我則回應說，「定點直航」也是經濟議題，也是在談經濟，根本不違反預備性磋商的共識。
「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時，我和邱進益還談到了「勞務合作」的問題。我說，勞務合作不是我們主張或不主張的問題，臺灣需要勞工，而大陸的居民也願意去臺灣打工，雙方有這個需求。但由於雙方沒有勞務合作協議，結果兩岸民間私下組織大陸人到臺灣打工，出現了偷渡現象。大陸方面從保護大陸民眾的正當權益出發，反對他們私自去臺灣打工，我們也管過，但是管不住，很難管。比如說大陸沿海的老百姓到臺灣海峽捕魚，到了海上，在臺灣來的人的接應下，就過臺灣去了，我們怎麼能管得住呢？遣返問題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我們希望通過勞務合作從根本上把遣返問題解決了。當時邱進益也同意把「勞務合作」寫進共識裡面，商定汪辜會談時要談，而且也公布了，但是「陸委會」反對，硬是把這條取消了。
汪辜會談的三天裡，其實主要是就兩岸經濟交流和合作的問題在爭論，最後討論來討論去，就有了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關於其他具體的經濟合作問題，比如能源合作、高科技合作等，都沒有定下來，只在協議中立了個題目，說以後再談。
「汪辜會談」一共籤了四項協議。有兩個已經在預備性磋商中談好了，即《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我和邱進益已經草籤。還有一個是比較好談的兩會制度，即《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只有一個談經濟、科技交流和合作，還包括文化、新聞交流的一攬子協議——《汪辜會談共同協議》，談得最艱苦、最困難。
籤署協議後，汪道涵與辜振甫互贈籤字筆通過協議的籤訂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大陸方面是非常真誠地希望能和臺灣在經濟合作上做點事情的，但是臺灣方面不配合，所以最後在經濟合作方面沒有形成具體的協議。但不管怎麼說，臺灣方面同意要加強經濟交流，而且寫明這種交流應當是「互補互利」的，這也算開了一個好頭，這應該是1949年以後兩岸第一次在經濟問題上達成的協議。
雖然沒有達成具體的協議，但兩岸經過幾十年隔絕之後，經過兩岸民間高層間的相互接觸商談，雙方都同意要加強經濟交流合作，而且還約定一些具體問題以後再談，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除此之外，這對想來大陸投資的臺商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汪辜會談」是在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舉行的，當時大陸改革開放的熱潮一浪蓋過一浪，大陸各地努力吸引境外投資，在「汪辜會談」的鼓舞下，臺商投資出現了一個高潮，這恐怕是李登輝原來沒有想到的。李登輝眼看臺商到大陸的投資對「臺獨」勢力不利，便在1994年公開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企圖阻擋這個勢頭。但是歷史已經證明，他失敗了。
所以，江澤民同志對「汪辜會談」有一個重要評價，說「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標誌著兩岸關係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會談的「幕後花絮」「汪辜會談」雖然進行得很辛苦，但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幕後花絮」。
汪辜會談前，我們給辜振甫先生準備了三樣禮品：一樣是吉林的野山人參，一樣是一把絕版的宜興茶壺（只做一件，然後模子毀掉），還有一樣是文化部錄製的一套名家演唱的京劇錄像帶。我們知道辜先生特別喜歡京劇，自己也喜歡唱，據說每禮拜都要在家裡唱好幾次京戲，吊嗓子，通過唱京戲來練氣，強身健體。當時要送的錄像帶中有一出京劇是《智取威虎山》，送的時候就很猶豫，因為這涉及歷史上的國民黨，有些敏感，但錄像帶裡的這段唱段又非常好聽，從京劇藝術的角度講，如果刪去就太可惜了，而且刪去後，整套錄音帶就不完整了，思量再三，就整套送了吧，因為它只是藝術嘛！
「汪辜會談」籤協議的時候還有一件趣事。因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要在協議書上簽字，就涉及到坐的時候誰在左、誰在右的問題。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左為尊，如果會談是在大陸進行，當然好辦，讓客人在左，顯示對客人的尊敬就是了。可是現在是在新加坡，兩邊都是客人，怎麼辦？臺灣方面就提出來換位置。
當時一共籤四個協議，最後就決定籤兩個後，由兩老對調一下位置。應當說，兩位會長在籤協議的過程中換位，牽動面不大，但是兩老身後各自都有十來個工作人員，還有汪會長和辜會長的夫人，如果這樣換起來，場面肯定會特別亂。我就提議，要不後面的人就不換了吧，邱先生也同意。所以後來就出現了很有趣的場面，汪會長後面站的是海基會的人，而辜先生後面站的是海協會的人，這倒無意中體現了兩岸是一家人的形象。
兩岸協商處處都體現平等，各方既有自己的堅持，也照顧到對方。比如在協議的字體方面，因為大陸用的是簡體字，臺灣用繁體字，所以每個協議都分為繁體字和簡體字兩個版本，雙方均在兩個版本上簽字。還有一些詞的用法，比如說大陸把電腦叫「電子計算機」，而臺灣叫「電腦」，所以一個文本中用「電腦」，然後是括弧「電子計算機」，另一文本是「電子計算機」，然後括弧「電腦」。協議落款處還涉及日期的問題。大陸是公元紀年，而臺灣是「中華民國」紀年，這該怎麼辦？後來協商的結果是，協議文本在汪老的籤字下方用了公元幾年幾月幾日，而在辜老籤字的下方，只有月日，沒有年份，但在協議文本外框的留白處，寫著臺灣用的紀年，但沒有「中華民國」字樣。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也為以後兩岸商談創造了慣例。
還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就是談判之前，民進黨跑到新加坡會談地點——海皇大廈去鬧事。「汪辜會談」開始的那天，他們一行十幾個人分散在會場的大樓前，每個人的西裝裡穿著T恤，T恤衫在背上都寫了字。等汪老的車隊一到，他們就立刻排成一排，將外面的西裝外套一脫，露出了每個人T恤背上的字，連在一起是「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新加坡警察發現後，很快將他們驅散了。
「汪辜會談」一個多月後，李登輝提出加入聯合國雖然「汪辜會談」邁出了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會談結束後一個多月，即1993 年6月，李登輝就提出要加入聯合國。大陸方面對此當然堅決反對，隨後兩岸之間展開了外交上的重大較量。
為了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大陸方面發表了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就臺灣問題發表白皮書。這本由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臺辦一起起草，中央批准的白皮書，通過中國駐各國大使館發往了世界各個國家，闡明了我們對臺灣問題的鮮明立場，與李登輝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既然李登輝在發展兩岸關係上沒有一點誠意，為什麼還會同意搞「汪辜會談」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岸之間確實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解決，以及他想在國際上製造兩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妄想為他隨後發起的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鳴鑼開道」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李登輝想藉機鞏固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勢力。
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接任「總統」。但實際上，在國民黨內部，李登輝的力量是不太鞏固的。當時臺灣是以黨領政，黨來領導政府，李登輝當時只是「總統」，不是國民黨主席，只有當了國民黨主席，他才能有更多的權力，所以他必須爭取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支持，地位才能更加穩固。
按照大陸學界的分析，當時國民黨內部有兩股勢力、兩種政治傾向：一種是從大陸過去的國民黨傳統勢力，一種是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土勢力。傳統勢力的特點是「反共」，但反「臺獨」，主張一個中國。本土勢力中雖也有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甚至主張兩岸最終統一的，但以李登輝為代表的這股勢力在主張「反共」的同時更主張「臺獨」。在李登輝內心深處，他主要是想把臺灣從大陸分割出去，將臺灣變成另一個「國家」。
李登輝上任後，為了爭取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支持，所以不得不講「一個中國」，不得不搞「汪辜會談」。當時他曾對國民黨傳統勢力吹噓說，我六年以後要把你們帶到大陸去！這當然是他瞎說了，只是為了騙取支持。後來，李登輝逐步把國民黨的傳統勢力排擠出了國民黨的領導核心，他就公開說他從來沒有講過「一個中國」，否認有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
「汪辜會談」結束後，海協會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匯報材料，經汪老和王兆國主任審定後，由兆國主任代表國臺辦就會談的結果向中央作了匯報。匯報中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籤訂的幾項協議臺灣到底能不能執行的問題（其中主要是《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因為這涉及到經濟合作的問題）。
「汪辜會談」雖然是一個民間性的會談，但背後是兩黨在主導。國共兩黨歷史上籤過協議，但是有的沒有執行，那麼這次能不能執行？國臺辦給中央的報告認為，協議能不能執行取決於李登輝的政治傾向：如果他往民進黨方面靠攏，這個協議就執行不了；如果他與民進黨拉開距離，這個協議就可以執行。「汪辜會談」後李登輝立即推動加入聯合國，表明他向分裂中國的方向發展，因此，「汪辜會談」重點討論的經濟方面的協議由於李登輝的破壞，最終沒有得到執行。
中央一貫要求我們寄希望於臺灣當局，更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當我們與代表臺灣當局的海基會打交道時，當然希望兩會能達成更多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協議，並使這些協議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但由於李登輝的一意孤行，兩岸協議最終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除了臺灣當局，我們更應當利用兩會達成的協議或兩會高層交流創造出的有利形勢，去直接做臺灣人民的工作。就臺商來大陸投資而言，由於大陸各地直接做臺商的工作，努力改善投資環境，臺商來大陸投資的勢頭越來越猛。為了使臺商的投資環境得到不斷改善，不僅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從法律上加強對臺商投資正當權益的保護，大陸在土地取得、工資水平、原材料價格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也日益凸顯。
因此，儘管「汪辜會談」達成的經濟方面的協議並未得到有效的執行，但這並沒有影響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不僅如此，在臺商的壓力下，臺灣當局也不得不逐步放鬆了對臺商投資大陸的限制。
為推動「汪辜會談」協議執行舉行的「唐焦會談」所謂「唐焦會談」，是我跟時任海基會駐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先生在「汪辜會談」之後進行的一些後續問題的協商。雖然李登輝在1993 年6 月提出加入聯合國後，我們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兩岸事務性商談仍在繼續。
汪辜會談時，與我談判的是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為什麼後來換成焦仁和了呢？原來，會談結束後，邱進益回臺灣就辭職了，原因是「汪辜會談」的一些情況讓他感覺很不舒服。當時我去新加坡參加會談前，王兆國主任就跟我說，樹備，會談就兩三天的時間，你到新加坡後，由你根據中央批准的方案靈活掌握，來回請示來不及了。所以在新加坡的時候，我能夠比較從容地處理會談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但是邱進益先生不行，「陸委會」臺灣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把他管得很緊。在我和邱先生會談的過程中，海協會的同志發現，海基會的人經常跑到廁所往臺北打電話請示。邱進益回臺北以後公開說，他好像是在擔架上面，意思是說，在談判時他像被「陸委會」綁手綁腳。正因為如此，臺灣輿論稱之為「海（基會）陸（委會）大戰」。所以，邱先生在「汪辜會談」後心情不很舒暢也是可以理解的。儘管邱先生很希望為兩岸關係發展做些事情，但後來還是離開了海基會。
唐樹備先生與邱進益先生（右）接替邱進益先生的是焦仁和先生。他原來是李登輝的機要秘書，據說李登輝的一些講話就是他起草的。焦先生也希望為兩岸發展做點事情，所以我們主要圍繞兩岸均關心的《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的三項事務性議題展開商談：一是大陸劫機犯的遣返問題，二是違反有關規定私渡去臺的大陸民眾的遣返問題，三是兩岸的漁事糾紛。
1995 年1 月21 日，時任臺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先生（左）抵達北京參加「兩會」負責人會談，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先生在機場迎接開放探親以後，兩岸往來很多。當時大陸有一些貪汙分子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就想跑到臺灣去，他們用的手段就是劫持飛機。這個事情在1992 年底，特別是1993 年達到高峰，當時大概跑了十幾個。那時，因為大陸機場的安檢設備不是很完善，機上的反劫機手段和經驗也不多，劫機分子就利用這些漏洞企圖矇混過關。比如，有的劫機分子在飛機起飛途中，拿出塊包裹著的肥皂冒充炸藥，試圖劫機去臺灣。為了乘客的安全，飛機就不得不飛往臺灣。
當時之所以會有這麼多劫機犯，還因為臺灣當局不肯把這些劫機者遣返大陸，他們想以此作籌碼，要大陸同意按照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法來遣返。大陸方面當然不會同意，兩會一直為此在進行談判。後來大陸民航部門加強了安檢，到1994 年以後，這種事情就很少了。臺灣的「籌碼」沒有了，兩會終於就協議文本達成了一致。
第二個是大陸偷渡人員的遣返問題，上面已經說過了。經過磋商，兩會也就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後來焦仁和先生準備和我把上述兩個協議都籤了，但「陸委會」後來竟不同意。
第三個議題是兩岸的漁事糾紛。當時兩岸漁民在臺灣海峽捕魚的時候，偶爾會有碰撞，雙方漁民有時火氣很大，難免就會發生打鬥流血事件。當這些糾紛發生在臺灣海峽的臺灣一側時，臺灣方面的公權力會介入。臺灣當局便想以此為藉口，主張通過兩會談判，劃分臺灣海峽的管轄權，要大陸方面承認臺灣的「領海」。
管轄權問題屬於政治範疇，不應當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討論。後來，我和焦仁和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們絞盡腦汁，找到了保留雙方可有各自解釋空間的措辭，解決了這個難題。我們一致同意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但公布後，臺灣「陸委會」竟然還是不同意。
三項協議從1993 年開始談，談到1995 年，但由於「陸委會」的從中阻撓，最終都沒籤成。1995 年，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在國際上進行「臺獨」分裂活動，兩岸關係跌至冰點，兩岸商談不得不暫停。
去臺灣，我準備了四套西裝為了「唐焦會談」，我去了兩次臺灣。1994 年去，是事務性商談，1995 年去，是跟海基會協商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雙方商定了會談的時間、地點、議題，但由於李登輝訪美，第二次「汪辜會談」擱淺。
1994 年，我第一次訪臺。應當說，自1949 年以後，我是第一位以民間團體負責人名義訪問臺灣的大陸高級官員。得知我訪臺的消息後，臺灣的一位朋友就給我打電話說，唐先生你不要來，你來很危險，他們要打你。我對他說，不管怎麼樣，按照兩會達成的協議，我是要去的。
我去之前把最壞的情況都預想好了，因為到了臺灣以後，沒有辦法跟大陸聯繫（那時還沒有手機）。走之前，我叫海協會的同志起草了一個報告，大意是說，如果「臺獨」分子罵我們，我們不理他；如果燒五星紅旗，我們也不理他；但是如果打傷了海協會代表團的人，我們就發表聲明後回來。上面批了這個方案。去之前，我準備了四套西裝、襯衫和領帶，預備「臺獨」分子朝我扔西紅柿、雞蛋後，我可以隨時更換。
到了臺灣，一下飛機，民進黨組織了幾百個人聚集在機場門口。他們高聲叫喊「唐樹備滾回去！」，「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並且燒五星紅旗。臺灣「 中國統一聯盟」則組織了幾百名老兵來歡迎我，說「歡迎唐樹備！」
我走出機艙，前來迎接的焦仁和先生告訴我，他們準備了三條途徑離開機場：一是正常的機場出口，一是飛機場旁邊的特殊通道，還有就是坐直升飛機直接飛抵酒店。由於正常的機場出口有民進黨在鬧事，「中國統一聯盟」的老兵們正在和他們對著幹，後來都打起來了。這條路不能走了，我們只好從第二條路出去。當我坐上汽車離開機場時，看到準備載我們的兩架直升機也起飛回去了。據臺灣報紙報導，臺灣當局當天出動了3000 名警察守護在機場、去旅館的路上，以及旅館下車處到電梯口，以維持秩序並保護我們。
我到臺北當天，李鵬總理叫他的秘書打電話到我家裡，問唐樹備怎麼樣，有沒有事？我愛人說沒有消息，應當沒事吧！我結束談判回京，在列席中央召開的一個小規模會議時，江澤民總書記看見我，說你回來了，我每天看電視，看你在臺灣怎麼樣！
第二次去的時候，民進黨知道我可能不會從機場正門出去，幾十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便闖入了我出機艙的地方（這個地方應當是機場的限制區，沒有特別的證件或臺灣有關方面的允許是無法進入的）。我一出機艙口，他們幾十個人湧上來，肩並肩地跟著我，一路走一路叫「唐樹備滾回去！」我在同行的海協會同事的衛護下，對他們的小動作視若無睹，不予理睬。
1998 年舉行的「汪辜會晤」到了1998 年，兩會商談因李登輝訪美已停止了三年時間。海基會方面一再要求恢復事務性商談，海協會認為，事務性商談時臺灣方面總是拿管轄權等政治性問題幹擾商談進展，在《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列為以後另行商談的一些具體經濟合作的議題也一直無法提上議程。因此，經與時任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和汪老商量，由國臺辦請示錢其琛副總理批准，主張兩會進行「政治（經濟）對話」。
1998 年10 月，受海協會邀請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參訪」活動終於成行。辜先生是近50 年來第一位踏足祖國大陸的由臺灣當局正式授權的代表作為啟動兩會接觸的第一步，海協會發函邀請焦仁和先生來廈門參加一個經濟研討會，見面以後再商量兩會怎麼恢復的問題。信發出以後，臺灣方面提出反建議，主張由辜振甫董事長率團來訪。海協會當然歡迎。就這樣，1998 年10 月，辜振甫率海基會代表團來大陸。
這次辜振甫來，和上次「汪辜會談」不一樣，「汪辜會談」是有議程的，我們談什麼，事前都有準備，有三次預備性磋商。而這次呢，是會晤，是見見面，不是正式談判。
我們主張政治、經濟對話，臺灣方面不用這個詞，他們提出進行建設性對話。「汪辜會晤」就在上述各自用詞不同、但心照不宣要談政治等問題的情況下，於1998 年10月14 日在上海和平飯店7 樓舉行。
汪老在會晤時闡明了大陸方面對「一個中國」內涵的意見，主張兩岸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和「三通」問題進行商談。辜老也代表臺灣方面，闡明了對一系列政治問題的立場。
汪道涵手書「臺胞之家」雙方在會晤後達成了四點共識：一是兩會決定進行包括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對話，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作出安排；二是進一步加強兩會間的交流，包括兩會負責人等多層次的互訪；三是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兩會將加強個案協助，相互委託；四是辜振甫先生邀請汪道涵會長訪問臺灣。汪道涵對此表示感謝，願意在適當的時候到臺灣訪問，加深了解。
「汪辜會晤」以後，我和夫人梁文鳳陪同辜振甫夫婦一起坐飛機到了北京。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跟辜先生見了面，進行了範圍廣泛的交談。錢其琛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與辜先生進行了交談。辜先生說大陸「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錢其琛說不是「打壓」，是很多國家願意與中國發展關係，願意和我們建交，這是一個趨勢。臺灣目前的國際處境，不是大陸「打壓」的結果，而是形勢發展的趨勢使然。
辜振甫訪問大陸後，大陸方面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1999年6 月27 至29 日，兩會在北京商談，就落實四項共識交換了意見，並就汪道涵9 月中旬或10 月初訪臺達成初步共識。可是，李登輝竟在10 天后，也就是7 月9 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公然拋出「兩國論」，使一度緩和的兩岸關係又一次跌入低谷。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的目的，他公開說是為了阻止汪道涵到臺灣去，實際上是因為2000 年他即將下臺，他怕繼任的領導人背離他的分裂路線，所以先把分裂中國的「兩國論」拋出來，影響臺灣民眾，希圖繼任以後的臺灣領導人不要偏離他分裂中國的這個大方向。
「汪辜會談」「汪辜會晤」的歷史意義「汪辜會談」已經過去20多年了，雖然其中一些談判成果不是那麼盡如人意，但它畢竟打破了兩岸不談的僵局，正式標誌著臺灣當局長期堅持的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時代的結束，開啟了兩岸中國人終於可以坐下來通過平等協商、爭取和平解決雙方政治分歧的制度性協商新時代。在大陸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汪辜會談客觀上促成了臺商到大陸投資的大趨勢，推動了兩岸經濟關係逐步走向密不可分。儘管通過和平談判來最終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道路是曲折的、複雜的、甚至是長期的，但「汪辜會談」畢竟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而「汪辜會晤」，也揭開了兩岸政治經濟對話的序幕，這是1949 年以來獲得雙方授權的高層第一次正式面對面的討論政治的對話。儘管雙方意見有很大差距，但它開創了兩岸政治對話的先例。政治對話和政治談判，是爭取兩岸和平解決政治分歧的必由之路，「汪辜會晤」對兩岸政治對話的嘗試和實踐，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已列入中共十八大通過的政治報告，成為中共中央現階段對臺方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之所在。
原刊於《縱橫》2013年第4、5期，責任編輯：楊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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