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奧爾罕·帕慕克，很多人會想起伊斯坦堡、諾貝爾文學獎、土耳其文學巨擘這些貼在他身上的標籤，如果撕掉這些標籤，通過文字去觀察帕慕克，我們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帕慕克，一個局外人帕慕克。
帕慕克的寫作生涯起點很高，一出手就是大長篇《傑夫代特先生》，很厚，六百七十頁，寫得也很結實，有點像託馬斯·曼的《布登布洛克一家》。一九八三年，奧爾罕·帕慕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說《寂靜的房子》，多聲部敘述，很容易讓人想到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之後出版的《白色城堡》《黑書》《雪》《我的名字叫紅》幾部小說，華麗又騷氣，展示了他作為小說家的傑出才華，讓他獲得了國際名聲。
《雪》是一部很迷人的小說。從德國回到伊斯坦堡參加母親葬禮的流亡詩人卡，借了臨時記者證，前往卡爾斯城採訪，他想了解真正的土耳其。卡爾斯的大雪下得無休無止，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斷，殺人的槍聲在舞臺上響起，這座城鎮陷入了一場軍事政變。很不幸，卡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暴。帕慕克寫了卡四天的生活，愛情故事、恐怖謀殺案、歷史糾葛及政治衝突，都濃縮到這本四百多頁的小說中。
這本小說對政治的介入非常直接，就像巴爾加斯·略薩的《世界末日之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單刀直入。帕慕克說過：「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與他所屬的社會、黨派和集團毫無關係，或者說，與他從事的政治事業毫無關係。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來自於他的想像，來自於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可以探討以前無人注意到的人類真相。這使他成為那些無法表達自身利益、憤怒沒人理睬、聲音被壓制者的代言人」。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在小說中讀到帕慕克的批判和思考，但我們也記得卡爾斯的雪，記得雪夜坐在餐桌旁聊天，把菸灰彈進橘子殼裡的人們。這種感覺很奇怪，像觀看一場演習，或者坐在防彈車裡參與戰爭，總是隔著一點，有種疏離感。
至於《我的名字叫紅》，這本書連帕慕克自己都繞不過去。這部集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愛情小說於一身的超綜合小說，探討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和裂痕。
帕慕克自身也存在這種文明的衝突，他借人物之口說道：「我善變的心啊，當我身處東方時，我渴望西方；當我身處西方時，渴望東方。」這種衝突是對立，也是交融，是共同存在。不管作者態度如何，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他們在小說裡同時存在。這也就是他的一部分書在西方受人歡迎，而另一部分書在東方被人熱愛的原因。
就像喬伊斯之於都柏林，卡夫卡之於布拉格，帕慕克已經緊緊的與伊斯坦堡這座城市綁在了一起。在《伊斯坦堡》一書中，帕慕克寫出了一部個人和城市的歷史，也寫出了一座城市的落寞和淡淡的憂傷。這本書之後，「呼愁」成為帕慕克的專用詞彙，讀者們聊起他，不提「呼愁」這個詞都不好意思。
伊斯坦堡是一座充滿帝國遺蹟的城市。帕慕克在書中這樣寫道：「奧斯曼帝國瓦解後，時間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堡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一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
昔日的奧斯曼帝國是如此輝煌，但輝煌屬於君斯坦丁堡，屬於伊斯坦堡的，只有貧窮、破敗和孤立。生於斯長於斯的帕慕克，每天穿行在帝國的廢墟間，他筆下的落寞和憂傷，也具有了沉甸甸的力量。
帕慕克的呼愁，是對文化、對記憶呼而不得的落寞。城市在變化，記憶在消逝，帕慕克只能用文字記下這一切。他把伊斯坦堡搬到紙上，但紙上的城市還是原來那座城市嗎？
帕慕克當然明白這一點，他也敏銳地意識到，這種記錄讓他獲得了一種局外人的角度。因此，他選擇以這樣的方式開始回憶自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堡街頭的某個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家相似的房子裡，住著另一個奧爾罕，幾乎是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
面對伊斯坦堡，他融入其中又抽身出來打量，他始終保持著某種疏離，不試圖介入，也不盲目追隨，遠遠觀望，把故鄉變成他鄉。他的這份姿態，讓伊斯坦堡這座城市變得格外迷人。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寫得出這樣的伊斯坦堡，也不是所有住在伊斯坦堡的作家都能成為帕慕克。
在《別樣的色彩》這本三十六萬字的散文集中，我們可以窺見帕慕克的生活和閱讀，得知帕慕克為什麼成為帕慕克。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帕慕克展示出來的那種孤獨的局外人的姿態。
帕慕克在書中回憶，他和別的作家去澳大利亞訪問，主人為客人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晚會，但他只是站在陽臺上，透過樹丫去觀賞。他寫道：「我是個作家……對我而言，從遠處觀看晚會，表明了一個作家對生活的態度。」
帕慕克在書中寫道：「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寫進書本而存在」，而作家必須要做的就是：「放棄其他一切，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裡。」
不管是對於政治，還是對於文化和生活，帕慕克都採取了一種局外人的態度，他不做奴隸，也不做敵人。他戴著眼鏡觀察世界，隔著手套觸摸世界，融入其中又抽身出來。這是一個小說家的智慧和修養，只有這樣，文學才能起飛。
土耳其和中國有些相像，這兩個國家都抱著沉甸甸的傳統，對於西方和現代化，都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委屈。帕慕克寫出了這種變化中的委屈，他比大多數中國作家看得遠寫得深。
帕慕克對政治的勇敢，對東西方文化的吸收，對傳統和現代的接納，都能給我們很多啟示。這不是曖昧，也不是矛盾，他只是把自己變得多元，並由此讓小說潛得更深，走得更遠，飛得更高。
帕慕克說文學就像遷徙的鳥，在世界範圍內飛來飛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說也沒必要說的是：他的文學早就從從伊斯坦堡起飛，飛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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