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地域遼闊，乾隆時期人口超過2億的帝國，為什麼在乾隆33年（1768),因地方幾起剪辮案造成了朝野的 大恐慌。這種恐慌是來自歷史的基礎，還是因為自我實現的預言？這種恐慌的發生學基礎何在？
叫魂一類魘勝之術盛行民間，藉助發誓起咒,溝通人神，弱者借用超自然的力量來實現在現實世界 中無法實現的願望。朝廷對超自然界的解釋有一種壟斷的需要,對於朝廷之外的對非自然界、人神溝通 的解釋有著一種天然的逆反和憂慮。這種憂慮更因為僧道人員的介入而越發急切，民間信仰對官方正統意識形態構成挑戰,而民間宗教則對王朝的統治構成直接的威脅。因此，乾隆對於這些捕風捉影式的叫魂案的超常規的應對，實在是因為此類政治性案件如不扼殺於未萌之際,必將成帝國的腹心之患。
在中國 歷史上,文人遭殃,思想罹禍的時代,往往與君權的高漲有直接關係。乾隆皇帝對於官僚體系的積習其 實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想利用剪辮案對地方大員加以規範，提醒他們不要輕忽奏摺的匯報 功能，以及重新對皇帝「無所不言」。這也是為何孔飛力在解讀剪辮案時,最後認為乾隆皇帝是真正「原 告」的歷史原因。當然,要告別這樣的一個歷史不斷重複，結構持續固化的噩夢，惟有走出中世紀方為可能。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漢學家孔飛力的代表性作品。孔飛力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 東亞系,師從費正清。博士論文修改後於1970年以《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為名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孔飛力畢業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
1977年費正清退休,年富力盛的孔飛力離 開執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學，成為費正清的接班人。即使按照美國的學術標準,孔飛力也算不上多產的 學者。他就任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席位之後,很長時間沒有著述發表,坊間也不無非議,似乎哈佛所得 非人。
1990年,孔飛力出版了《叫魂》,這又是一本開風氣的大書,之前關於他的種種流言也就自然消失 了。此書中譯本由歷史學者陳兼、劉昶譯出，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此後臺灣出現了未經譯者授權的版 本。該書之暢銷遠超譯者之預期，其展示之歷史畫卷遠未過時。最新修訂版於2012年由三聯書店和上 海三聯聯合出版。
叫魂的緣起
《叫魂》為譯名，英文書名為soul stealer,偷魂者。事實上,在中國的民間習俗中，「叫魂」的真實意思 是把他人丟掉的魂魄叫喊回來,但《叫魂》書內的案件,提到的是與攝魂、盜魂有關的習俗。
孔飛力所指 的叫魂,是通過剪去他人髮辮,對其髮辮作法,從而產生對主人不利的後果。也許這是一個帶有刻意誤 解的美麗譯名，畢竟「叫魂」在民間習俗與日常用語中是較為常見的。利用詛咒陷害他人，或是偷取他人的頭髮,可以被視作「魘勝之術」這自漢代以來就流行於中國社會,這和漢代受命改制、讖緯造作和災異之說的普遍流行關係緊密。「巫蠱之禍」便是因漢代盛行詛咒，有心人藉機誣告，牽連宮廷,最後 導致漢武帝錯殺太子的史鑑。
除了頭髮，生辰八字也是詛咒他人的利器。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如《紅樓夢》,亦不乏對魘勝的描 寫。書中人物侍妾趙姨娘對嫡子賈寶玉由妒生恨，對掌權的王熙鳳由怕生恨,找來道姑馬道婆作法陷 害。這個馬道婆「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他把兩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並在一處,拿釘訂了。」
馬道婆說,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的。 這邊廂正在作法，那邊廂「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三四尺高，口內亂嚷，儘是胡話。」賈母、王夫 人，賈赦、邢夫人而下一干人等正亂成一團的時候。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 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也要殺過去。
還有民間流傳的木工書《魯班經》,除了記載木工營造的各種辦法和圖錄，也附上種種惡毒的咒語, 以及破解這些咒語的「秘訣仙機』。《叫魂》書中也有引用其相關內容。直至今天,徽州地區蓋磚木結構房子，上梁日需宰殺公雞，把雞血淋在正梁上,起的也是避邪趨吉,破解工匠所為不利之作用。
類似此類作法情事,在中國民間社會從未絕跡,乃是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研究的重要對象。這是 《叫魂》一書到今天仍值得重新閱讀的原因。剪辮案中的剪人髮辮詛咒之說並非新奇之事。
在這個地域遼闊，乾隆時期人口超過2億的帝國，為什麼在乾隆33年（1768),因地方幾起剪辮案造成了朝野的 大恐慌。這種恐慌是來自歷史的基礎，還是因為自我實現的預言？這種恐慌的發生學基礎何在？
簡而言之,這其實和清朝合法統治與有效控制的危機有關。孔飛力便在書中揭示了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的 困境，這一困境以重複的歷史和停滯的結構的方式顯現出來的。
帝國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關於統治的合法性，馬克斯•韋伯提出了三種理想型:卡裡斯瑪、傳統習俗、法治主義。卡理斯瑪基於個人的權威。傳統型的統治建立於習俗及其背後的價值系統。而法治主義則是通過一整套系統的具 有可預測性的規則的統治。可以說,清朝的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主要還是來自於一整套傳統的習俗，主要 的構成因素是儒家倫理，宗法組織和小農經濟。
這三者為王朝的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的支持。但是當滿洲民族作為獲勝的徵服者的時候,在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核心問題上出現了裂 縫,夷夏之防和君臣大義之間難以調和兼容。
中國傳統士大夫對於夷夏的觀點，可以說是儒家早期經典中的重要主題《論語》謂「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又言：「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管仲起初輔佐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奪嫡。公子糾失利後管仲倒戈。公子小白即齊桓公,以管仲為相，成就尊王攘夷一番偉業。管仲於君臣之節有虧,仍然獲得孔子,也就是儒家理論的正統,對於管仲協助國君,抵禦夷狄的高度評價。
熟讀儒家經典的清朝君王對於漢族士大夫這樣的思想自然很明白。如果要混一宇內，擁抱儒家傳統,那可能會陷滿洲民族於逆境;如果清朝強調滿洲根本,卻坐實了他們是化外之人,使士民有理由乃至 責任去質疑反對乃至推翻王朝。如何獲得千千萬萬飽讀詩書、恪守儒家教義的讀書人的配合乃至支持， 無疑是清朝統治穩定的關鍵。如雍正皇帝曾因曾靜案對傳統士人的「君臣大義」有所批駁：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 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又異心。……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 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 為戎狄而外之也。……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為至卑至陋之見 。
雍正皇帝批駁漢族傳統的「華夷之辨」，爬梳「夷夏觀」歷史發展背景,並提出了德治可為君的觀點。 但清朝的君王仍然面臨漢化的兩難。乾隆作為清朝定鼎以來的第四位皇帝，採取了各種挽回滿洲漢化趨勢的措施,例如精進滿文翻譯,推廣「國語騎射」的滿洲精神。
在乾隆對八旗成員所頒布的諭旨中， 可以看出他對漢化的擔憂,甚至可以說是恐懼。他甚至不放過機會去指摘官員滿漢翻譯的錯誤，或者直接用滿語向滿官提問。頗具反諷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就是漢化的一個最典型代表。畢竟他不僅是滿人的皇帝,他也是整個帝國所有子民的皇帝。乾隆附庸風雅,御製詩文十萬餘首。他在宮中傳世書畫上留 下各種文採風流印記,也不乏有人譏嘲乾隆此舉無疑是佛頭著穢。
乾隆對待漢化的糾結心態同樣體現在對江南的問題上。江南並非一固定的地理範圍，對其界定有不同方法。到明代時候,江南一詞超出了地理範圍，而被賦予經濟富庶地區的意義。
但明代蘇、松、 常、嘉,湖五府繳納稅糧之和佔了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可以說，到了明以後，江南的地域概念基本固 定,大致包括上述區域B](P I2)。江南地區文風鼎盛，經濟發達，賦稅重要,文化深厚，讓這些清朝的皇帝們又愛又恨，愛恨交加。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使得這個馬背上的王朝在江南士子心中留下 了永久的難以驅除的陰影。
清朝對於江南的不信任也是長期的，康熙皇帝設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於江南地區，這三個內務府包衣織造除了採辦各種內廷所需物品外，具有向皇帝直接奏報之權，實為皇帝 在江南的耳目。他們的特殊身份及其特別的權力，根本目的也是為了對江南士民的監督。
江南地區是如此困擾著帝國，雍正時期甚至專門設置了一個職位『『觀風整俗使」巡視江南、福建等 東南地方,第一個設立觀風整俗使的就是浙江。雍正皇帝的靈感或許來自於唐代貞觀時期派遣專使於 天下採風尋訪的制度。設置時間為雍正4年到雍正11年（1726 -1733)。但這一職位的設置所帶來的 效果並不象雍正所期待的那麼明顯和突出。
江南的獨特地位和漢化的核心問題仍然對這個政權合法性存在挑戰,如何獲得百姓心悅誠服、感恩戴德的服從是朝廷的目標。當剪辮案的信息到達御前的時候, 乾隆皇帝君臣最初小心地處理，刻意避免提到髮辮一類字眼，以免天下臣民聯想到薙髮與反抗的歷史, 這背後仍然是令人心悸的夷夏之防問題。
剪辮、叫魂的案情到達御前之時,乾隆皇帝對他即位當年處理曾靜案的舉措應該記憶猶新。湖南永 興縣的一個教書先生曾靜，因為受了呂留良詩文中關於夷夏之防思想的影響，託徒弟張熙跋山涉水到西安,投書陝西總督嶽鍾琪,希望嶽鍾琪作為嶽飛的後代，能夠克紹其裘,發揮嶽飛抗金的精神,舉兵倒戈 匡復大明河山,恢復儒家正統。
這一投書引發的驚天大案,波及湖南，江蘇、浙江、陝西，最終席捲全國， 並成就了一段雍正和布衣對話的奇談。雍正為證明清白，將曾靜的言論和他本人的反駁,合編一本,鑄 就了千古無雙的〈(大義覺迷錄》,並頒行天下。雍正乃至要求從京城到鄉野,所有士子，人手一冊,並派 出四十多名儒生前往西北地區進行宣諭化導。
曾靜不但沒有掉腦袋，雍正皇帝反而降下諭旨，明令其子孫不得為難曾靜。意思在於向天下人表明，象曾靜這樣狂悖逆天之人我尚且能容,他訕謗 君上之言當然是一派讕言，無稽之談。寬宥曾靜,不過是因為曾靜乃糊塗之人。對於影響他思想的呂留 良以及傳播呂留良思想的那些人，當然都需要明典正刑。實可謂曾靜可宥，留良必誅。思想比行動的罪要大得多,越有創造性，罪惡越大。
乾隆皇帝繼承大統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處理曾靜案。曾靜迅速被投入天牢，隨後凌遲處死。《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所有的雕版全部毀掉,任何私藏或者傳播《大義覺迷錄》內容的言論都是犯罪。
然而誠如史景遷所言
「一位皇帝以為向天下人說明對他不利的流言,便可讓謠言不攻自破，因為眼睛雪亮的後代會記住他。但他忘記人民可能記住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以為把書燒掉,就可以告 慰父皇在天之靈。而他的子民卻以為他所以毀掉此書,是因為書中內容乃實有其事。
謠言、妖言為何盛行江南
謠言不過是未經證實的傳聞。而妖言則是反常、怪異、危險的負面信息。很多時候，皇帝甚至動員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來追查謠言,其結果往往是治絲益棼。非但謠言未能撲滅，官府的行動反而引發更多的混亂和恐慌。這一點在乾隆的剪辮案中最為明顯。為何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此大動幹戈？很大 的一個原因就是謠言妖言往往牽涉到和鬼神的溝通以及靈異的解釋,這往往衝擊官府對於溝通和解釋 超自然力量的壟斷。
在剪辮案中，除了工匠之外,最受懷疑與衝擊的是那些社會最底層的遊方僧道，乞丐流民。這兩類 人的共同特點是「無籍」。僧人的合法身份證度牒應該由禮部管理,但事實上從乾隆初年後，禮部對於 度牒的管理已經很粗糙，甚至不再繼續頒發。導致乾隆39年（1774)後，帝國內真正合法的僧人可能最 多只有60萬人。沒有度牒與明確師承的僧人數量龐大，多數又必須靠化緣為生,將遊方僧道視同丐流， 已是普遍的看法。相較於乞丐,遊方僧道的宗教特長,在平常也許是救病的巧技,在恐慌時則被視作動 亂的來源。
妖書妖言往往和民間宗教的發展聯繫密切。但為何主要在江南與山東地區？江南地區，特別是浙東地區，早在東漢末年,便是道教與巫術信仰流傳的中心。
如史家陳寅恪所言：
「天師道起自東方,傳 於吳會,似為史實。亦不盡誣妄。……而張角之道術亦傳自海濱，顯與之有關也……凡信仰天師道者， 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與濱海地域有關。
宋代,江南地區是摩尼教方臘舉事的中心。明末清初，東南漕運沿河一帶，幫會與民間宗教信仰興 盛,漕幫水手間流行的羅祖教、無為教,傳布範圍沿著運河從江南直到山東地區。
雍正二年（1724),山東巡撫陳世倌就曾經向雍正皇帝奏報，山東地方民間秘密宗教如大成、無為、羅祖、空子教派興盛，入教口訣為「真空家鄉，無生父母」，江南地區已有明顯傳教事跡。凌燽，雍正八年至乾隆八年的江西按察使,為禁止大成、羅祖教，曾「設牌勸繳羅經」，雲「江省惑於邪妄,信從大成羅教及一切左道異端，汨沒沉淪，已非一曰……本司等更有請者，收繳羅經，查察齋堂，業經屢示嚴飭,各屬尤有報繳未竟者,請自此次 通飭之後，限以三月，邪經務自收繳，經堂務盡查毀。」
山東到江南，這個水路貫通的地方，同樣也是乾隆年間剪辮案牽連的區域。我們可以將孔飛力前後兩本著作比照來看《中華帝國晚期的叛 亂及其敵人》的主題是清中葉白蓮教叛亂後帝國軍隊的逐漸瓦解，而《叫魂》則是針對清「盛世」的亂 象，提出對昇平之世的質疑。雖然兩本書都沒有對清代的民間宗教有直接的切入與分析，但民間宗教信 仰在東南各省的影響卻無所不在,成為兩書的潛在背景。
叫魂一類魘勝之術盛行民間，藉助發誓起咒,溝通人神，弱者借用超自然的力量來實現在現實世界 中無法實現的願望。朝廷對超自然界的解釋有一種壟斷的需要,對於朝廷之外的對非自然界、人神溝通 的解釋有著一種天然的逆反和憂慮。這種憂慮更因為僧道人員的介入而越發急切，民間信仰對官方正統意識形態構成挑戰,而民間宗教則對王朝的統治構成直接的威脅。因此，乾隆對於這些捕風捉影式的叫魂案的超常規的應對，實在是因為此類政治性案件如不扼殺於未萌之際,必將成帝國的腹心之患。
皇帝對奏摺制度的懷疑
清代最著名的公文書制度,即為奏摺。此乃前代所無,清代僅見之制度，它的產生和發展，完全體現 了清代皇權專制主義的特徵。奏摺也是孔飛力這本書最主要使用的史料。
根據清史學界多方的考證，奏摺制度被認為是明代原有題奏文書與清代密折的結合體。密折最初是康熙皇帝為了掌握地方實情,遂給親近大臣及督撫等方面大員專折具奏之權。這些文件不用經過中央公文書機關「通政使司」的 整理與過目，而是直達御前,頗具效率且保密性高。
例如康熙四十三年，玄燁在「江寧製造曹寅奏謝欽 點巡鹽並請陛見折」上硃批：
「
朕體甚安,而不必來。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 折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另一方面,密折制度 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對於漢族大臣的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至雍正皇帝時,密折制度得到了全面而廣泛的 使用。雍正放寬臣工專折具奏的特權，除京中滿漢大臣及科道各官、直省督撫、將軍提鎮等照舊使用奏摺外,亦準許布政司、按察司兩司用密摺奏事。雍正皇帝對奏摺制度的功用十分驕傲，曾言：
「
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折之例。蓋國家之事,有不便宣露於本章者，亦有本章所不能備悉者，亦有應 用密奏請旨者,是奏摺之用，乃慎密周詳之意。
雍正朝之後，原先的密折逐漸公文制度化,成為帝國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渠道。乾隆皇帝時,奏摺以 功用可區分為：奏事折、請安折、謝恩折、密折。密折是君臣間最為機要的對話，但比例已經沒有康雍時期那樣多。大多數的奏摺已轉變為帝國的公文書,君臣間的私密互動性質降低，多為地方專門奏報消息與案件專用，實際效用也發生變化。
孔飛力就認為從康熙以來建立的奏摺制度,原先具有的高度機密性 以及君臣之間的「暢通無阻」，隨著總督、巡撫在地方勢力的坐大以及與下屬之間的關係緊密而被破壞了。
先不論總督巡撫與省內官員的僚屬關係是否真的動搖到奏摺的功能。單就信息流動模式而言,清 帝國的三個階層：皇帝、官員和百姓之間的信息,其實是極度的不對稱。
傳統帝國治理的模式不可能建立一種社會信息自由流動的機制。皇帝的信息來自於總督巡撫等重要官員；而官員的信息來自於下屬 基層衙門的公文轉移。鑑於當時的簡約治理,公文最後所能呈報到京城的信息也有限。其更存在報喜 不報憂、欺上瞞下、官官相護的普遍現象。
用我們現代的術語來講,就是代理人的問題。上下相隔，民間的籲求無法上達天聽,皇帝的美意也無法澤被萬民。官府試圖壟斷信息的企圖總是無情地歸於失敗, 謠言妖言則相應地發榮滋長。儘管《大清律例》「造妖書妖言」律不可謂不嚴厲：「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 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按諸條例：
一、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斬監候。若造讖緯妖書妖言,傳用惑人,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 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褻慢之詞，刊刻傳播者，內外各地方官即時查拿，審非妖言惑眾者,坐以 不應重罪。
一、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暫行所 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毀。有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年裡。市 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許借端出首訛詐。
在剪辮案上,皇帝、官僚和一般百姓對於謠言的不同態度;皇帝上綱上線,窮追猛打；官僚虛於應對, 見怪不怪；百姓路有驚慌,風聲鶴唳。
歷代以來君權和相權勢力此消彼長，大有為之君一定會擴大君權的範圍，相權不斷被君權吸收。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明太祖因胡惟庸案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度,並規定以後子孫都不得設立宰 相制度。從此之後，六部之上沒有行政首長。內閣大學士僅為皇帝備用的秘書班子。
黃宗義對此有過深刻的檢討：
「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
清承明制,皇帝大權獨攬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皇權專制主義也因此而到達其歷史的最高峰。特 定時期的政治罪案件中，皇帝或是利用案件,大興文字獄,或是捕風捉影,謠言入罪。皇權於此類情形往 往突破原有官僚體制既有框架，凸顯其恣意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謠言、妖書、剪辮雖為君主所厭惡， 其實也為君權所需要。
江南地區多起文字獄的陰影,對於民間許告、誣告成風以至於不能隨意輕信告發的具體行政體驗,讓官員並未想要大量陳告此事以邀功的內部原因是客觀存在的。對於官僚階層來說『犒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他們更希望按部就班運作,並不希望有外來的力量改變官僚政治的 常規化運行。所以,在剪辮案中，各地督撫最初並無特別的反應,沒有把它們當成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來 處理。只是在乾隆的壓力之下，叫魂才成為了天字號的要案。
在政治案件中，天威莫測。不僅草民賤民沒有保障，官僚也可能隨時丟烏紗,掉腦袋。所以在中國 歷史上,文人遭殃,思想罹禍的時代,往往與君權的高漲有直接關係。乾隆皇帝對於官僚體系的積習其 實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想利用剪辮案對地方大員加以規範，提醒他們不要輕忽奏摺的匯報 功能，以及重新對皇帝「無所不言」。這也是為何孔飛力在解讀剪辮案時,最後認為乾隆皇帝是真正「原 告」的歷史原因。當然,要告別這樣的一個歷史不斷重複，結構持續固化的噩夢，惟有走出中世紀方為可能。
來源：《政法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