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事件:清朝的剪辮與叫魂恐慌

利維坦按：在以清代為時間背景的古裝影視劇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男性髮型，都是只留後腦勺那部分的頭髮。實際上並非整個清代時期都需要留這個髮型。清代早期，清朝成功入關之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明確規定：男性需要將頭髮全部剃光，只留下頭頂中間靠後一塊銅錢大小區域的頭髮，且紮起來的辮子需要能從銅錢口穿過去，才算合格。

圖自網絡

這種髮型被稱為"金錢鼠尾頭"，非常形象。到了清朝中期，男性辮子的「佔地面積」又往外擴充了一圈，從一個銅錢的大小變成了三個銅錢，直到晚期才變成了大家眼熟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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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ike Dash

譯/火龍果

校對/Carlyl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火龍果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正在受審的清朝犯人——長辮子是清朝對每個本土居民的硬性要求。圖自梅森和達德利（Mason & Dadley）1901年編著揭秘式經典著作《中國酷刑》（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18世紀中葉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發達的國家，遙遙領先於其他各國。在強大的乾隆皇帝和穩定的家族統治下，中國剛剛走過它有史以來最長的半載盛世。領土面積越來越大，也越發富裕、文明開化，它的疆域拓展到了和如今差不多的水平。但中國也變得極其擁擠。政治穩定和自美洲引進的新作物使得人口總數翻了兩倍，達到大約3億。在頂峰期，人口增長率每年都會增加超過13%。

這意味著麻煩的到來，因為財富還遠沒有達到公平分配的水平。清朝是一個反差巨大的時期：統治階級富有得下輩子都用不完他們的錢，農民卻只能依靠土地勉強餬口。對那些生活在食物鏈底端的人來說——這裡的底端既是比喻也是現實——被餓死的可能性始終存在。離長江沿線富有的農業衝積平原越遠，事實更是如此。

在18世紀60年代後期，許多農民被迫以乞討為生，離家萬裡，只能把自己寄託於陌生人的善意上。成千上萬被迫流離的移民不可避免導致衝突發生。也正是他們，導致爆發了一場歷史上最異常的恐慌和流言。

滿族統治下的中國，圖片展示了帝國從1644年到1800年的擴張情況。叫魂的恐慌發生在東部沿海，長江和北京之間。

此次恐慌事件數以百計的受害者中，有一位來自山東的流浪乞丐，名叫張四。張四和他11歲的兒子一起流浪，靠著向流浪路途沿線的眾多農民唱「蓮花落」（一種浪漫的民歌）受施為生，生活來源並不穩定。1768年7月末，他們已經走到了徐州，這座城市距他們故鄉以南200裡。

根據張四後來供認，當時他們被一個高個子的陌生男人搭訕。這個人問他們以什麼為生，聽說他們以乞討為生後，他給他們提供了工作機會——每剪掉一個農民的辮子就給他們500文（銅錢是清朝的通行貨幣，500文錢相當於半盎司銀）。這位陌生人不願意告訴張四父子他想要剪下來的辮子做什麼，不過他也提供了一些幫助：一把剪刀和一小袋據他說是迷藥的粉末。在人的頭上撒一些粉末，此人就會不知不覺倒地，然後就可以輕鬆地剪掉他的辮子了。

張四說，這份工作聽起來非常簡單，所以他接受了這份委託。他和陌生人約定之後在相鄰省份的邊界再見面，然後張四父子就繼續向蘇州趕路。在途中經過姓趙的一家人時，他們在一位僱工身上試了試迷藥，他果然倒地了；於是張四拿出他的剪刀，剪掉辮尾，和剪刀一起收進隨身的包裡。但是二人並沒有走遠，在村莊外一、兩裡的地方，一群官兵追上來逮捕了他們，還把他們投入了縣牢裡。父子二人被告知，他們是竊取他人靈魂這一重大罪行的嫌疑犯。

一位中國的理髮師正在幫顧客剃前額的頭髮，修剪辮子。清朝皇帝強迫所有男性都要留這種髮型，而這一髮型正是人們恐懼靈魂竊取的源頭。

張四本應想到他所做的事極度危險。在中國文化中，很多人都相信術士（sorcerer）能用方術把人的靈魂從身體裡分離出來，對著受害人剪下來的頭髮施咒，必定能將靈魂和身體的聯繫切斷。人們相信，一旦咒語開始，被分離出來的靈魂就會受到術士的控制，他們會用這靈魂做各種各樣的壞事。

這種方術似乎可以用來讓無生命的物體活起來——比如做成動物或者人類樣子的小紙片。這些活過來的紙片人可以被當做保鏢，或者被派出執行術士的命令，包括從別人房子裡偷東西或者謀害他人性命。同時，整件事情的受害者則註定會死亡。一旦人的靈魂被偷走，他就會開始生病，直到最後死去。如果父親或年齡較長的兒子去世，這對一個家族的好幾代都是一場災難。因此，盜取他人靈魂被視為更加嚴重的罪行。

在中國，叫魂是一個複雜的傳說，與許多民間故事緊密相關。比如，人們認為最容易受害的是小孩，雖然很難說這是因為孩子擁有更多生命力還是孩子威脅較小的緣故。每一條被剪下來的辮子足以賦予三個紙片人生命，而紙片人作為術士的僕人擁有相當強大的力量。他們能飛，甚至能進入死後的世界，變出真正的人形，成為陰僕或者陰妾。

據稱有些藥物並不是讓受害者失去知覺，而是能讓使用者隱形。為了拯救不幸的受害人，人們對於如何破法也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一種說法是紙片和女性尿液接觸後就會被麻痺；還有一種說法是，解救靈魂的唯一做法是從受害人頭髮上再剪一縷，並浸在糞池裡80天。至於紙片人本身，後來的說法是他們高約5英寸，大腿和腳上都有符咒，可以讓他們飛行，隱匿，打雷，閃電；他們還配有迷你的紙質剪刀。

18世紀德清縣的地圖。地圖上右側的水門是一切麻煩開始的地方。

在張四被帶至蘇州審訊的前四五個月，1768年的恐慌事件就已經開始了。事情最初在位於長江入海口的陳江縣爆發，那是中國工業化之前最富裕的地方。這裡是中國絲綢工業——清朝最賺錢的製造業——的核心地區，正如孔飛力（Philip A. Kuhn，美國漢學家，編者注）所說，那是一片廣袤而富饒的桑園，橫跨一整片河漫灘，其間點綴著小溪、運河和低矮和緩的山丘。流言的苗頭來自德清縣，它位於杭州以北的南條河邊。1767年秋，當地政府招募了幾位本地石匠競標一份大合同：更換城東牆上的水門。

有三位石匠競爭這份工作，最後競標成功的人名叫吳東明。他的團隊從一月開始作業，但直到三月，支撐新水門的樁子才打下去。當吳東明為了保證有新鮮大米供應給工人而出發返回故鄉時，流言早已散播開來：石匠們需要藉助超自然力量幫助他們完成這份工作。

清代的石匠經常和方術聯繫在一起。在一個還沒有發明機械的時代，石匠的巨大勞動強度需要艱巨的努力，人們自然認為他們有時要藉助方術才能完成工作。人們還普遍相信，石匠偶爾會使用招魂的方法幫助自己完成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石匠會先找出人們的姓名，把名字寫在紙條上，再把紙條釘在樁子上。在石匠打樁時，叫魂可以用來增加額外的精神力量。當然，招魂同時也會損傷受害人的元氣，最終使其死亡。

清代農民在村外的田野裡工作。這樣清新的畫面未能展示大多數農民生活中的苦差事。

那時，石匠叫魂的故事似乎已經極為常見。在吳東明的家鄉仁和縣，這類故事因為一個人而為人熟知，這個人的名字叫沈士良。當時，43歲的沈士良生活條件大不如前，被迫搬去和他的侄子一起住在家宅大院裡。一到大院裡，沈士良發現自己成為了日常受欺負的對象：年輕的親戚欺凌他，偷他的錢，甚至辱罵他的母親。憤怒的沈士良於是去到當地的佛寺（譯註：本文原文中用的Buddhist temple，但《叫魂》原著中說沈去的是土地廟），在祭壇面前燒了一張紙，上面全是他寫給閻王爺的抱怨。然後他找到了吳東明，向他提供了他侄子的名字，讓吳東明盜取他們的靈魂。

吳東明不屑一顧——或者也是太小心翼翼——他沒有聽從沈士良這個不尋常的提議。但他也意識到如果讓事情自然而然發展的潛在後果，那會讓關於這段對話的流言傳開。因此，他向當地保正（譯註：古代農村每五百戶設都保，都保的領導叫都保正）報告了整件事情，保正逮捕了沈士良並把他押到德清去審訊。縣長最終以打沈士良二十五大板解決了這件事。考慮到縣長擁有的其他選擇——比如拷問沈士明以獲取更多信息，或者直接判死刑——這懲罰只不過是警告性的。很難想像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基層官員，會真的重視農民的迷信思想，或者相信人的靈魂可以被盜走。

但對德清的其他人來說並非如此。沈士良的案子引發了大眾關注，因為縣裡已開始有流言稱真正有偷取靈魂的人，而不久之後第二起案件就發生了。這次是在省府杭州，但是涉案的是一位叫計兆美的德清人。計兆美靠乞討為生，在杭州時，他因自己的鄉下口音而遭人排擠。

當這些人知道他是哪裡人後，事情很快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計兆美被指控會叫魂，從德清被派出來誘捕不夠警惕的省城人。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私刑至死，他脫口承認了這一指控。他在驚恐中補充道，自己用一些紙符殺死了城裡的兩個孩子。在被押到衙門後，計兆美指認吳東明為他的同謀。

1759年，滿族旗民在呼爾滿戰役（位於土耳其斯坦）中衝鋒陷陣。

現在，我們可以停下來想想為什麼對德清人割辮的恐懼為在當時當地爆發，以及此事為何最後嚴重到要皇帝本人親自負責調查。這些問題的答案很複雜，必須要回到17世紀40年代才能找到回答。當時，漢族的王朝——明朝已經統治了這個國家將近三個世紀，行至末路。在北方，明朝面臨著滿族這個可怕的敵人。作為一個遊牧民族，他們在長城的另一邊建立了自己的帝國。1644年，由於農民造反，明朝末代皇帝在他宮殿後的一棵樹上上吊自盡。滿族人迅速襲擊並屠殺了漢人軍隊，並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新的清朝花了一些時間穩固自身，然而漢人的數量仍遠遠超過滿族人。繼任的清朝皇帝——無論他們看上去多麼成功——一直生活在對兩件可能給當朝帶來災難的恐懼之中。第一件是漢人暴動，第二件則是南方懶惰、危險、腐化的文明會同化他們自認強壯、尚武的民族。

清朝官員正逮捕白蓮教成員，白蓮教是一個秘密的佛教團體。

滿族人相信，暴亂很有可能通過民間宗教被點燃。中國的道教和佛教都已經是當時國家無法控制的教派；這些教派往往分裂成半政治的秘密社團，通過四布的僧侶網絡傳播他們的活動，這些僧侶隨後會變成叫魂事件中的主要嫌疑人。另一方面，要防止被同化，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滿人和漢人之間清晰的界限。為了實現這一點，清朝第一位皇帝頒布了法令，命令所有新的臣民都要留一種特別的髮型，以表明他們低下的地位。這一髮型要求把前額剃乾淨，同時把後腦勺的頭髮留長，並編成整齊的辮子。

在1760年之前，這個髮型已經流行了幾代人，擁有這樣的髮型成為了絕大多數清朝男人驕傲的象徵。散開辮子，甚至只是散開一小部分，都意味著喪失了榮譽和自製。而對滿人來說，割辮是更嚴重的事情。剪掉辮子意味著犯下了清代刑法中「十惡」之一。這是反抗的象徵，懲罰的不僅是割辮人自己，還有他的整個家族。因此，對弘曆的子民來說，偷取頭髮是極其嚴重的一件事情，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1768年的中國，對超自然的割辮人的恐慌會散播得如此之快。

在叫魂引發的恐慌開始沿著連接北京和長江大運河散播之前，兩件早些時候發生的案件已經讓皇帝感到警惕，在他看來，這兩起所謂的叛亂可能會給他勤勤懇懇治理的帝國帶來浩劫。第一件是1751年的「偽稿案」：一位受弘曆信任的顧問上書給皇帝的奏摺開始在各地流傳，據稱這份文件嚴厲地批評了清朝政府。

滿清的凌遲酷刑。

皇帝對這份出現在帝國腹地的文件深感恐懼——其抄件已經出現在了京城的八旗官學，這裡是專門用來訓練清朝高級士兵的。弘曆將此文件的流傳降罪給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軍方官員。嫌犯最終被判以凌遲（這個臭名昭著的刑罰也叫作「殺千刀」）。事實上，就算「街上的腳夫」都清楚知道這份文件中是如何羞辱清政府的，但卻沒有一份原文留存至今，即便在清政府最隱秘的檔案文件裡也沒有。這表明弘曆皇帝對此案非常重視。

武術比賽：滿洲八旗子弟用此畫來顯示他的貴族身份（八旗是指八個由士兵組成的聯盟，用來鞏固清朝統治）。他富有良好的文化教養（注意看他手肘處的茶和書寫工具），同時也是勇猛的戰士，騎馬是他最開心的事。

第二件使弘曆感到驚恐的事件更加不尋常，實則可以看作是叫魂事件即將發生的前兆。1752年，湖北偏遠的山區爆發了反滿叛亂，在當地發現許多造反宣言和新鑄造的劍。這是馬朝柱的傑作，他是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一位農民。這條新聞本身就足夠讓人擔憂，但後來傳到北京的謠言稱，馬朝柱只是更具威脅性的「幼主」的僕人。幼主在清朝西南邊界的大山裡統治著「西洋國」。這個由假想出來的幼主統治的國家是明朝的繼承者，擁有一支三萬六千名士兵組成的軍隊，正準備乘著神奇的飛行器降落在清朝富裕而不忠的南方省份。這種飛行器能帶著他們在幾小時內從山寨飛向弘曆的統治核心。

為了抓住這個神秘的馬朝柱，滿族人耗費了大量資源，但從未成功。和偽稿案一樣，弘曆皇帝對即使是些微煽動叛亂意味的言論也反應劇烈。京城發出命令，要求對所有被逮捕的嫌犯都進行嚴刑拷打，直至他們認罪。更重要的是，當局還封鎖了有關湖北叛亂分子都割掉了辮子的消息。在發生叫魂事件的15年前，對自己統治的明確非難所帶來的危機，就已讓皇帝陷入擔憂之中。

在不安環境下，叫魂事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開：這次，乾隆很容易就察覺到，在整件事古怪甚至近乎滑稽的開端之上，此事很有可能會給清朝帶來真正的麻煩。無論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叫魂的可能性（這很難確定），乾隆確信任何形式的動蕩都應該儘快被鎮壓。他同時也意識到，人口之中難以列舉或掌控的那部分人可能會製造危機。現在，我們需要回到流浪僧侶的問題上。

和尚和佛教徒是東亞社會世代所特有的。這張老照片來自日本。他們在包裡帶著必要的物品，圖中和尚的裝備比大多數人都好，但即使是更窮的和尚也會有剪刀和針線這類物品。

在清朝中國的版圖上，佛教和道教寺廟如同水痘的膿包遍布四處。有一些寺廟很有錢，而大部分都很窮。但是無論窮富，它們起到的作用都不僅僅是宗教活動中心（在弘曆看來，這些寺廟在滿族統治的嚴控以外，這讓他十分憤怒），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安全保障。

當中國快速增長的人口開始壓垮許多貧困人民時，那些家庭土地無法滿足需要的人，那些老無所養的人，往往就會將自己託付給寺廟或尼姑庵的仁慈之心，這是成為和尚或尼姑是最可靠的方法。將從事宗教活動作為職業從而獲得認證的人能享有寺廟的資源；甚至對大多數沒有獲得認證的人（在1760年代之前，只有20%的僧人擁有度牒）來說，以和尚身份去乞討也能賺到更多錢。

結果，清朝的街道上充斥著剛出家的僧人，這些人幾乎沒接受過什麼教育，最多知道本教的主要教義。這些僧人對當權者來說是長期眼中釘，因為很難將他們和在逃的土匪和犯人區分開來。這些貧窮之人炫耀般地展現他們身上的瘡爛和膿腫，與其說是為了尋求同情，不如說是希望別人給錢讓他們離開，避免他們感染其他人。受過一些教育的人可能是更嚴重的威脅。這些人一般會被歸為「妖道淫僧」，後者經常和各種形式的法術聯繫在一起——無論是鍊金術，驅邪，還是尋求長生不老。這讓他們順理成章成為搜捕「邪術」肇事者時被懷疑的對象。無論如何，如同孔飛力所說，「對官僚來說，任何流浪僧侶都是對公共安全的威脅。無家可歸的人是無法控制的。」

一個正在接受踝骨夾棍拷打的犯人。圖源《中國酷刑》。

回到1768年的杭州，叫魂恐慌正在逐漸成型。計兆美——就是那個希望通過指控吳石匠偷取他人靈魂而讓自己免於一死的絕望乞丐——在被帶到縣長面前後，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謊言。他沒有辦法從人群中指認出吳石匠，最終只能承認自己編造了整個故事。

這次供認本可以平息這場正在越演越烈的恐慌，但是希望卻被另一起案件的消息打破了。這次案件是從河對岸的蕭山縣傳來的，有兩個帶著陌生口音的流浪僧人試圖和一個當地男童聊天，並且非常不明智地詢問了男童的姓名。群眾堅信這些僧侶是來偷取靈魂的——就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姓名擁有神奇的力量——於是人們把他們追出了村外，大喊著「燒死他們！」「淹死他們！」

縣長相信，只有把這兩個僧人和他們另外兩個同行伴侶抓住才能平息事端。這四個人被帶到了當地衙門，他們的包在那裡被翻查。一個剛出家的和尚巨成被發現帶著三把剪刀和一段編起來的辮子。這對縣長來說足夠了，於是這些僧人遭受了嚴刑拷打。

當時，酷刑拷問是中國法律的共同特點。幾種不同的工具會被用上，其中最常見的兩種是一種能打斷腿的刑具和踝骨夾棍。踝骨夾棍被用於這些流浪僧人身上，據一位西方的目擊者描述，踝骨夾棍是「一種雙料的木製夾具」，由三根棍子組成。楔子插在中間，兩根木棍被用作第三根的槓桿，能讓踝骨和脛骨多處骨折。就如意料之中，這種壓迫很快就從倒黴的僧人口中逼出所有供詞，這次事件所造成的不安情緒還被另一起事件激化了，一位隨身攜帶著兩張護符（完全符合傳統）的鐵匠被不識字的眾人打死，因為後者覺得他也會叫魂。

縣衙一景。在左下角，籠子裡的兩個嫌犯正等著被餓死。右下角是兩個上著枷板的嫌犯。

類似的案件如今發生在各地。一位在安吉縣流浪的外地人被捆在樹上打死；一位理髮師在為一個10歲小男孩理髮後，因為踝骨夾棍而雙腿骨折。這個男孩聽說過叫魂事件，顯然是想通過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而製造恐慌。1768年5月，又從附近的江蘇省傳來，在那裡又抓住了一群流浪僧人。

可能當地政府還記得馬朝柱案件——這個謀反者宣稱自己只是代表之一，背後還有一個對滿清更強有力的威脅；可能他們注意到張四的證詞——張四說是一個神秘的陌生人給自己提供的剪刀和迷藥；可能他們只是很難相信這些半文盲的流浪僧人和乞丐能夠不藉助他人幫助就偷取靈魂。無論事實如何，當嚴刑拷打就要產生一些證據之時，真正的黑暗卻已在醞釀之中——似乎有一些潛伏在暗處的巫術大師正招募和操縱那些實際上已被逮捕的不幸的乞討者。

正如一段類似的證詞，一位李姓苦工聲稱自己被一個叫劉禿子的術士控制了。當他在一棵樹下休息時，劉禿子過來跟他搭訕，然後向他撒了迷藥，並要求李「拜他為師」，讓他去剪別人辮子。在山東省，明遠和尚（同時也是一個術士）同樣面臨著巨大麻煩。在遭受拷打之後，一個令人信服的乞丐——他叫韓沛顯，是一個失敗的醫生——說他曾聽聞明遠在流浪途中表演的奇蹟，於是去海州的三教堂求見明遠。明遠歡迎他的到來，向他保證自己會「各式法術」，並邀請他成為自己的弟子。

五臺山上保護完好的佛寺。這個寺廟相比其他多數都更宏偉和富貴。

韓沛顯繼續供認道，明遠向他展示了他的術法之精通。他把一個銅碗裡裝滿水，向表面撒上一些奇怪的粉末，然後命令韓沛顯在裡面洗臉。「他用白布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就看到了高堂華屋……金銀珠寶，及各式各樣的高級東西。」心悅誠服之後，這個乞丐急急地同意了明遠的提議，幫他「剪一萬條辮子……來建萬魂橋」。

明遠解釋，這些辮子是用來「裝在7個大陶罐裡，對著陶罐連續7天念誦咒語，每天念誦7次，然後把活人的血塗在辮子上」。這個魔法能將從「五彩紙」上剪下的紙變成完整大小的紙片人，再派去搶劫受害者的財物。拿上500文錢和幾包迷藥後（這仍然來源於他的證詞），韓沛顯就匆匆離開，去剪人辮子了。他設法攔住了兩個年輕人並剪了他們的辮子，但在第三次嘗試這一把戲時，韓沛顯被抓住並接受審訊。

不難看出，一個寫明了像韓沛顯這樣具體名字和地點的詳細故事，讓滿清的地方官員堅信他們是在揭露一個真正的陰謀。然而，地方官員在調查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面，為避免引起更大的恐慌，他們不敢把質詢公之於眾；另一方面，他們持續的詳查卻未能找出任何證據來證實此前酷刑下逼供出的證詞。一名被懷疑是劉禿子的僧人在江南被抓，但他在被送往當地牢獄時死於中暑。而在杭州的所有寺廟裡，都找不到一位叫明遠的和尚。

弘曆（1711-1799），1735年開始作為乾隆皇帝登基，直到1796年退位。這位清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一個能幹的管理者，他把叫魂危機看做是肯定自己對省級政府控制權的方式。

然而，地方上處理叫魂事件的人面對著更加嚴峻的第三個問題。這個棘手的問題是他們應該告訴皇帝多少信息。因為滿清的政府制度依賴於微妙的權力平衡，在北京的皇帝名義上無所不能，掌握著部下的生死大權——儘管到了這一時期，這種控制權更多是關於賜予或收回恩惠。可是另一方面，皇帝依賴可信賴的僕人向他提供作決定所需的信息。

官僚們努力討好他們的主人，以便獲得晉升，在一個由地方長官、省級長官和地方總督組成的複雜等級體系中爬升。但他們始終明白一點，除非這些問題找到了解決方案，否則向皇上報告是很危險的。宣稱存在著叫魂的陰謀，卻沒有抓住能對此負責的人，這可能會引起皇帝的憤怒。如果這件事不能迅速得到解決，讓弘曆滿意，情況可能會更糟。

因此，省級官員通常會壓制不好的消息，希望這些消息永遠不會傳到北京。滿清的問責制度以控制信息為中心；官員們知道，如果他們能夠合理地聲稱他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是犯罪，那麼他們就不會因為未能起訴犯罪而受到指責。

弘曆顯然很清楚這一點，沒有什麼比懷疑部下在向他隱瞞什麼更能激怒皇帝。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是發展一個並行的「秘密渠道」，讓線人——主要是受信任的滿人——在省級和地方長官不知道的地方發送報告。正是由於這種非正式的制度，皇帝才第一次知道叫魂事件。

中國皇帝在官方通訊上發表的百萬條評論中的一條（左側）。這份材料是在紀念弘曆的祖父，受人尊敬的康熙皇帝。

在弘曆看來，他現在面臨的問題很棘手。統治中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帝國幅員遼闊，官僚機構的規模卻相對較小。1768年，皇帝依賴的精英階層規模極小，僅由63名行省官僚組成，其中只有一半多一點是滿族人。他們每個人實質上管理著好幾個省份；僅兩江地區就是法國的兩倍大，約有7000萬人口。儘管官僚機構通常能夠處理好日常工作，但像叫魂恐慌這樣的危機卻遠遠超出了它一般的職權範圍。這至少意味著皇帝和地方官員都不可能在他們熟悉的分權體制內做出反應。根本沒有任何「標準」可以讓弘曆知道他的下屬在阻止妖術蔓延一事上表現得好或壞。

我們可以知道皇帝對叫魂事件的看法，因為他在官員的通信文件上用批註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這些來自皇帝的旁註文字——書寫使用一種特殊的朱紅色墨水，僅供弘曆專用——表明弘曆憤怒於面臨潛在的危險威脅卻被蒙在鼓裡，他還擔憂基於剪辮而產生的恐慌很可能涉及危險的煽動行為，還為無法抓到真正的罪犯而感到焦慮：妖術大師才是恐慌真正的幕後黑手（至少大運河沿岸那些不幸被拷打逼供的人的證詞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弘曆擔心他沒有掌握全部真相，這意味著這場危機可能比他被告知的更緊迫、更嚴重。他在一位部下的報告中寫道：「你花了很多時間寄來諂媚的話語，但裡面卻沒有一句跟真相有關的話！你辜負了我對你的信任，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多山的安徽省，高晉管理的三個省份之一。

處於此次事件核心的那位不幸的行政長官名叫高晉，他是漢人，此前從河道總督升任了兩江總督。江南幅員遼闊，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包括了江蘇、江西和安徽三省。江南被認為是整個帝國中最富有的地方，也是對管理者要求最高的地區，弘曆特別關注此地情況。他一聽到叫魂事件的報告，幾乎是立即就進行了簡單的調查，以查明高晉管理的江南地區是否報告了妖術案件。他收到的答覆沒什麼特別——有謠言，但沒有任何案件發生——這顯然激怒了弘曆，因為他並不滿足於此結果。他在給高晉的回信中寫道，其他省份已經報告了叫魂相關的確切案件：「江南怎麼可能一起都沒有？」皇帝補充說，當地的官僚機構肯定是「不合格的」，而且它「裝作無事發生的做法極其可恨」。

高晉的下一封文書使事情變得更糟。他現在不得不承認的這些謠言，可以一直追溯到春天，但已經被證明無法核實。現在弘曆知道，高晉派出了他的手下去追捕找不到的術士明遠，但不僅沒有找到他本人，甚至連據稱他在海州藏身的三教廟都找不到。這一次，北京方面的反應簡單得可怕，弘曆說，高晉的整個衙門「非常可鄙」。

1768年的中國，圖中顯示了叫魂恐慌事件中的核心省份（方框裡），還顯示了大運河的情況，謠言正是沿著大運河散播的。

此時，皇帝要求要看迄今為止所有審訊的完整記錄，他第一次知道有許多叫魂相關的嫌疑人在接受審問和輕微懲罰後就被釋放。他覺得地方官員「過於寬容」，這樣做「滋生了叛徒」。最好的辦法是重新逮捕和審訊至今所有的嫌疑人以獲得更多信息。此外，其他正打算釋放的嫌疑人，在名字或描述不匹配的情況下「無需拘於細節」。

這命令來自於一個憤怒、焦慮的人，弘曆的部下很快就採取了行動。不幸的是，增加審訊和施以更嚴重的酷刑只會讓證據更加錯綜複雜，並增添了新的供詞。痛苦的疑犯被迫承認那些正在被搜捕的術士是找不到的，因為他們在到處遊走；明遠據說正向著北京行進 。他們提供了新的術士名字，當局到八月已經追查到所謂術士基地之一的「黑龍寺」，這一名字就令人感到不祥。但官方沒有再逮捕新的嫌犯。更糟糕的是，首都的第一個麻煩正在靠近：幾個本地居民聲稱自己被迷昏，一位婦女說她被一種無法解釋的浪漫的渴望所控制。大多數涉案證人聲稱自己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辮子。關於方術的流言正在北京逐漸顯現。

弘曆為了躲避夏季的炎熱正在承德避暑，他繼續監視和指導著事件的發展。像往常一樣，他的重點是根除謀反的哪怕一絲跡象。叫魂事件引發的結果之一就是，調查發現了千禧年信徒「無為教」的死灰復燃。這個佛教團體聲稱自己擁有明代的「逆詞」。無為教的頭目被凌遲至死，許多信徒被斬首。雖然該教派是否真的對滿清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仍值得商榷，但可以證明的是，如果弘曆更多關注他自己的歷史而不是謀反事件本身，他可能會取得更大進展——事實上，1768年的恐慌已不是帝國第一次受到剪辮事件的困擾。

1751年南巡，弘曆在蘇州的大運河。

我們知道的剪辮恐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77年，那還是混亂的南北朝時期。還有一次發生在公元517年，在後一起案件中，靈太后下令「在千秋門外由領軍劉騰鞭打」剪他人頭髮而有罪的人，試圖以此方法平息事態。

編年史認為這兩起動亂的罪魁禍首並不是叛亂分子，而是「狐狸精」——一種至今仍在中國民間傳說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惡毒生物。對由術士操控、會飛的紙人的恐懼，同樣可以至少追溯到1577年，而在弘曆之後，中國還爆發了數次剪辮恐慌，分別發生在1810年、1812年、1821年、1844年和1876年（據說一位巫師住在偏遠的九龍山上，正計劃發動7萬名紙人為白蓮教服務。白蓮教也是一個相信千禧年說的教派，自1330年以來一直在挑起事端），然後是在1886年的廈門。直到1910年，類似事件才再度出現，當時距帝國最終崩潰僅有兩年。

這一次，當局發現，民眾之所以抵制人口普查是因為擔心官府會用他們獲得的名字來盜取靈魂，然後要麼把靈魂賣給外國人，要麼用來幫助修建鐵路（古老民間信仰的清晰反映使得不幸的吳石匠受到長期困擾，人們認為，這種鋪放枕木和建設橋梁的新技術，每建五英尺就需要一條靈魂）。簡而言之，對剪髮的恐慌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這完全和滿族人強加於他們臣民身上的單一髮型無關，早在清朝建立之前，人們就相信有可以盜取靈魂的術士存在，這種信念很可能在清朝結束後依然存在。

中國的狐仙，能變成令人無法抗拒、充滿魅力的女子。自然形態下，她們很容易通過九條尾巴辨認出來。

然而對弘曆而言，剪辮大恐慌實在過於嚴重，無法將其只作為一種民眾思想的產物而一筆勾銷。他始終相信潛在的謀反者正在與術士和流浪的僧侶合作，於是他持續在兩個月內給地方總督和官員進行「硃批」，下令在寺廟和朝聖點出現的可疑人物，只要看到就立刻逮捕，並圍捕在任何地方發現的風水師和神棍醫生。審訊也不再留給地方政府；根據皇帝的命令，嫌疑人將被送往北京——如有必要，甚至還會送到夏都所在地，然後由軍機處成員審問。

如果1768年真的有謀反行為，以上措施可能就已經暴露了其蹤跡。實際上，這些措施正好證明偷取靈魂的行為並無事實來源。在富尼漢的領導下，軍機大臣們開始對倖存的證人進行一系列重新審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承受著先前面對滿清律法時遺留下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恐懼。這次審訊避免了使用酷刑，而情況幾乎是瞬間就發生了改變。

一名捕役供認，他在背包裡放了一根辮子和一把剪刀，用以阻止一名僧侶指控抓錯了人；其他嫌疑人承認自己做出了虛假的指控，是為了索取報酬而剪掉了自己的頭髮；另一些人堅稱他們是在酷刑之下才被迫承認的。在整個恐慌事件最初發生就被逮捕的僧侶巨成，就是這樣被證明無罪的其中一個。

1767年的清朝首都京城，一年之後發生了叫魂大恐慌。這張畫來自宮廷畫家徐陽，畫中有城市的南北軸，北至煤山，南經包括天安門的紫禁城，直至畫面最下方位於商業地區中心的正陽門。

唱歌乞討的張四和其子也來到了軍機處。這次，張四沒有承認先前的故事，即自己是被一個高個子陌生人招攬去剪辮子，而是說他從一開始就在遇上麻煩的村莊和保正發生了爭執。張四因為拿不到將與兒子分享的半塊饅頭而被激怒，於是咒罵了保正，後者的反擊是在他的包裡放入幾段辮尾作為證據來陷害他，還叫來了村裡的巡捕。

在被審訊了幾次後，乞丐決心堅稱一套新的說辭，儘管——正如法庭不得不注意到的那樣——張四現在已瀕臨死亡，全身皮膚「蠟黃而臃腫」，腿因遭受酷刑而感染。因而這不過證明當時叫魂的流言已無處不在，檢查垂死的張四僅有的幾件物品也證實了他的話：栽贓給他的剪刀太鈍，剪不斷頭髮，他包裡迷藥也無法起效。

這些發現讓人十分困惑，而且使軍機處陷入微妙的處境之中。叫魂大恐慌是嫉妒，貪婪，秋後算帳，以及地方官員輕率無能的調查混合而成的產物，這點似乎確鑿無疑。但是向皇帝指出這一點，就是冒著極大風險去指責弘曆本人容易上當受騙。找出解決事件的最佳方案花了一些時間，直到1768年10月末，軍機處才提出了一套新說辭，那時皇家正在返回北京的路上，北京已經進入了涼爽的秋天。

在這個故事的版本中，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妖術，而是對酷刑過度隨意的使用。這種說法給了弘曆一個臺階，為了避免弘曆感到尷尬，這場混亂被總結成一次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展開的謀反——地方的漢族長官為了煽動對官員和滿清政府的仇恨，故意進行不公正的鎮壓。

圖畫中的叫魂案件：一名中國的捕役正在押送犯人去監獄。

這種奧威爾式的迂迴說辭挽救了帝國的顏面，儘管犧牲了幾個本來前途光明的官員的職業生涯：至少有兩名負責初步調查叫魂事件的地方官員被解職，並被派往去邊遠省份任職。然而總體來說，弘曆證明了自己是仁慈的；不管皇帝有什麼不足之處，他至少明白，當他手下的熱心行為是為了回應對他本人的焦慮，指責他們過於熱心並不公平。

同樣的慈悲也給予了恐慌事件中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至少對倖存下來的少數人而言是如此。張四沒有落得好下場，這個倒黴的乞丐在作證後不久就因傷勢過重而死於獄中。但政府給了他一副棺材並埋葬了他。他年幼的兒子被送回了貧困的農村，那裡不再為叫魂的謠言而狂熱。但是相比從前，那兒更加擁擠，也更加貧窮了。

本文來源：利維坦 作者：Mike Dash 責任編輯：鄒德懷_NN5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