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6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然而，一個從浙江德清縣傳出的有關「叫魂」的妖術傳言，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便在整個帝國內傳播，並且還不時觸動著民族問題這根敏感的神經，最終幾乎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
謠言的產生，似乎總是從天而降，然後開始繁殖、流傳。而且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勢。
謠言的產生
1768年初，浙江德清縣縣城東面城牆的水門坍塌，當地的縣令僱傭了一名叫吳東明的石匠帶領他的施工隊修繕城牆。工程開工兩個月之後，作為工頭的他發現大米的儲備無法支撐到工程結束，便趕到距離德清縣30多裡的自己的老家——仁和縣區採購大米。
吳東明剛到家，一個叫沈士良的當地人就跑來找他幫忙，沈士良訴苦說，自己多年來飽受冾侄子的虐待而無計可施，後來有人指點他說可以藉助法術的力量來報復他們。
那人告訴他，有的石匠會在幹活的時將活人的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頂部，藉助大錘撞擊木樁帶來神秘的力量詛咒那些被寫下名字的人（民間稱之為「叫魂」），結果是那些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這次沈士良來找吳東明，目的就是想問他有沒有這樣的法術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吳東明聽完之後大驚失色，他雖然不懂沈士良所說的那種妖術，但他深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石匠的確擁有詛咒他人的魔力。
但是，吳東明深知自己一旦和「叫魂」這樣的麻煩事糾纏在一起，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他立即招徠了當地的保正，將沈士良扭送到了德清縣縣衙，德清縣令經過審問，下令將沈士良打了25大板然後將其開釋。
吳東明雖然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並被免予處罰，但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卻發生了。人們紛紛傳言在德清縣修橋的過程中，有人從事了「叫魂」勾當，繼之而來的是各種各樣的以「叫魂」為核心內容的謠言卻以不克遏制的態勢在浙江各地流傳開來。
一名叫計兆美的德清人，離開家鄉準備到杭州城謀生。1768年4月3日晚，當計兆美來到西湖邊的靜慈寺時，他的口音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慌，有人質問他是不是為了德清造橋的事到杭州叫魂來了。
計兆美堅決否認自己是來叫魂的，在遭受一頓暴打之後，他被扭送到了當地保正家中。保正恐嚇他說，再不說實話就要嚴刑拷打。最後，傷痕累累的計兆美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說自己確實是來叫魂的，並且已經用兩張紙符咒死了兩個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編出來的）。
最後，計兆美被移交到了錢塘縣衙。不過，由於在審理的過程中計兆美的供述破綻百出，縣官發現所謂叫魂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最終將他釋放。
在隨後幾個月的時間內二，吳東明的副手郭廷秀、遊方僧人巨成、乞丐丘永年、淨莊和尚等人又在不同的地方被捲入到了所謂「叫魂」事件中，事件的發生地也從開始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一省開始向江蘇、山東。安徽等省擴散開來。
雖然這些案件後來證明鬥不過是捕風捉影，但大眾的恐慌心裡卻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全國範圍內蔓延，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幾乎喪失殆盡。
隨著此類案件不斷增加，有關叫魂的謠言也逐漸脫離了其最初發生的背景地——德清縣，而且經過人們不斷地演繹，開始有了比較獨立的故事模式。這類故事的共性元素主要包括：
人們普遍相信，在一定條件下人的魂魄可以與軀體相分離；一個人如果掌握了另一個的魂魄，就可以用來為自己謀取特定利益；掌握別人的靈魂是通過施展法術（叫魂）來實現的，施展法術的方法包括對受害者身上的實物（通常是被剪下的辮子）念咒或將受害者的名字寫在紙上埋入地下，然後念受害者的名字，被叫魂的人很快就會得病或死去。
謠言傳播進程的每個階段似乎都充滿了不可控性，「叫魂」故事中重複出現辮子引起了統治當局的、更大的恐慌。
辮子的政治禁忌
對於以少數民族身份統治中國的乾隆來說，他所擔憂的不僅是「叫魂」謠言引發的社會秩序的混亂，還包括在這謠言背後是否還有一個更大的陰謀——是否有人在借「叫魂」事件中頻頻出現的辮子問題勾起漢人的痛苦回憶進而挑起民族之間的衝突呢？這是一個事實上必須加以高度提防但在官方正式語言中又不能公開挑明的問題。
「叫魂」案發生之時，滿人的統治已經延續百餘年，血腥的剃髮令也成了遙遠的回憶，但這種平靜似乎一下子被漫天飛舞的剪辮謠言打破了。辮子問題一再成為公共話題的中心，令官方憂心忡忡。
在謠言傳播的最初幾個星期內，無論是乾隆還是地方各級官僚都傾向於將剪辮案作為普通刑事案件處理，但隨著謠言傳播範圍的日益擴大，潛藏在皇帝內心的那根敏感神經終於被觸動了。
他懷疑在這背後與也許存在著一個組織嚴密的網絡在操縱著事件的進程，最終目的是要借剪辮問題挑起漢人的仇恨以便從中渾水摸魚。
隨著事態的發展乾隆最終確信了自己的判斷，他決定全力開動官僚機器，對日益猖獗的妖術傳言發起大規模的反擊。
誰製造了謠言？
山東巡撫富尼漢是第一個向皇帝報告「叫魂」事件的封疆大吏，案件取得「突破性」進展也是從他那裡開始的。
富尼漢在一份7月底寫給乾隆的奏摺中報告說，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傳播流言階段，竟然真有一些無知小民收人蠱惑去嘗試妖術。
在山東省內已經逮捕了多名從事剪辮勾當的人犯，其中兩民分別叫蔡廷章和靳貫子的乞丐的供詞引起了他的擔憂。
據他們的供述，兩人都是收人指示剪辮。他們作案的手法是把迷藥彈在受害人的臉上，趁受害人昏迷的時候剪去他的髮辮，其目的是供人作法之用。
據說，精通法術的大術師只要對著被剪下的辮子口念咒語，就可以攝人靈魂，再將剪下的帶有靈魂精氣的辮子扎在紙紙馬上，便可以用它們來獲取別人的財物。
他們聽說，浙江和安徽兩省就各有一名僧人——吾元和玉石——精通這樣的法術，並且都已經招收了多民弟子，勢力已經相當龐大。富尼漢提醒乾隆，妖術的源頭雖然一個在浙江，一個在安徽，卻可能產生於同一根源。這些術師門將自己手下的人派往各處並迷惑人們去剪辮子，也許並不僅僅是為了謀求財物。
乾隆對富尼漢的看法頗為 贊同。7月29日，他向各省總督巡撫發出了一份緊急詔諭，宣布山東已經逮捕了若干人犯，但幕後主謀仍逍遙法外，他命令各地傾盡全力將那些大術師逮捕歸案。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不像預想的那麼順利。到了8月中旬，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浙江巡撫永清等向乾隆皇帝報告，他們並沒有根據山東提供的線索抓到大術師吳元和玉石，雖然山東又逮捕了不少嫌犯，但謠言的發源地江南幾省仍然一無所獲。
不僅如此，接下來的數星期內，妖術活動還蔓延到了直隸和北京，這終於讓乾隆對整個官僚及其的表現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9月7日，他給七省督撫發出了一道上諭，終於將剪辮與敏感的髮式問題聯繫起來。到了此時，這些封疆大吏們終於明白了在皇帝眼中問題的嚴重性。
因此，不管事情究竟怎樣，即使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著想，他們也必須在這場政治運動中有所「斬獲」。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內，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冤獄製造工廠。
在寧枉勿縱思想的指導下，各省共抓獲了數百計的從事妖術活動的「嫌犯」，這些人又的被押往北京，有的被送到承德由在那裡度夏的皇帝和軍機大臣們直接審理。
然而最終的結果依然讓皇帝本人十分失望，這些被抓的小民要麼是被地方官員屈打成招，要麼是被人陷害，要麼是愚昧無知從事了割辮行為，根本與被懷疑的謀反網絡沒有任何關係，而傳說中的罪魁禍首——大術師門仍然杳無音信。
到了10月底，歷時3個月的除妖運動已經使官僚系統疲於被命。雖然乾隆本人表面上仍然要求各省不得懈怠，但其內心其實也對能否最終抓獲妖首產生了懷疑。
洞悉皇帝心理的軍機大臣趁機建議停止這場冤案百出的除妖鬧劇，不過為了給處境尷尬的皇帝一個臺階下，軍機處在發給各省的廷寄中將遲遲未能抓獲主犯的責任歸結為地方官員玩忽職守，對朝廷疊降諭旨敷衍塞責。
11月初，官方叫停了對叫魂妖黨的大規模清剿運動，但同時要求各省對事態發展保持高度警惕，不可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