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閔、石佳音】葛超智為何關注「被出賣的臺灣」

2021-02-14 兩岸遠望

本文作者為葛超智(GeorgeH. Kerr),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美國駐臺副領事的葛超智,編譯為張惠閔(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此文刊載於《遠望》2卷7期、8期(2016年7、8月號;總334、335期)。

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美國駐臺副領事的葛超智,由於一貫主張臺灣不應歸屬中國,而成為"臺獨"之友。但是,這位被稱作「見證二二八的美國人」,據前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Bush)指出:他在事件中是個參與者而非觀察者。換言之,葛超智就是肇事者之一,而不是見證者。他以其外交官身分,幹涉了中國內政,對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擴大,以及逼使此前不久才撤兵回大陸的國府不得不再度派兵來臺平亂,負有責任。然而,長期以來,葛超智卻被"臺獨"捧成類似參與美國獨立革命的法國貴族拉法葉(LaFayette)似的英雄人物。今(2016)年2月,臺北市政府更推出「用一生關注臺灣的美國人──葛超智特展」,據說還因「反『映』熱烈」(臺北探索館官網原字如此),展期至7月3日。那麼,他到底是關注臺灣的什麼?

左起陳儀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簡餘晏(臺北市觀光局局長)、施純仁(前衛生署長)、白健文(ICRT廣播電臺總經理)

葛超智特展延長展期的公告中,主辦單位要民眾把握機會了解葛對臺灣的「熱愛」,但葛對臺灣的「熱愛」,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對臺灣的熱愛性質相同嗎?

就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兩個多月,葛超智在《遠東研究》(FarEastern Surve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福爾摩莎:殖民實驗室〉(「Formosa:Colonial Laboratory」)的文章,向他的美國同胞展現他對臺灣的「關注」。在其文中,葛超智以極其欣賞的語調,敘述並推崇日本在臺灣所進行的「殖民統治實驗」。他明言(編按:藍底字皆翻譯自葛超智原文):「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來看,最有趣的事情是日本藉由(在臺灣)完善其控制和剝削的技術,並及時地將這種技術作為『日本治下的和平』(PaxJaponica)推廣到全亞洲。」他更以欽羨的語氣寫道:臺灣對日本帝國企圖主宰東亞的最大用處,不是其作為軍事基地的價值,而是其「作為測試『優等種族』(master-race)統治技術的社會學實驗室」。

原來,葛超智有興趣的是日本殖民者「控制和剝削」臺灣的技術,是臺灣被日本法西斯作為測試「優等種族」統治技術的實驗室。原來葛超智是一位「用一生以如此角度關注臺灣的美國人」。他這種反人權、反人道的「關注」角度,是"臺獨"絕對不願讓我們知道的。因此,我們將這篇葛超智初次表達他「如何關注臺灣」的重要文章介紹給《遠望》讀者,讓大家看看這位臺獨之友的真實面目。

在此文中,葛超智如此寫道: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太平洋發動攻擊(即珍珠港事變),在此之前,臺灣這座島嶼已為此準備了四十餘年,並在這時候發揮了作用。在過去的日子裡,臺灣曾慷慨地付出餘糧和原物料回報予在日本本土的臺灣的主人,這些回報比起日本在臺灣所花費的行政成本多得多。更甚者,假使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大陸和島嶼上的孤注一擲獲致成功,則上述那些可在收支損益報表上呈現的回報,比起日本將在這場豪賭中所期待獲得的利益,更將顯得無足輕重。因為,臺灣的戰略重要性是無論怎樣都不會估計過高的。

日本南進政策的鎖鑰──臺灣

臺灣位於中國大陸沿海的中部,大致在日本最南方的大島(九州島)往南700英裡之處,南距菲律賓最北端島嶼80英裡,約略座落於東京到新加坡的中途。此外,據說在晴朗的天氣裡,甚至可以從中國大陸的沿岸遙望臺灣北端的山嶺(按:即七星山和大屯山)。日本將強大的軍力經由臺灣海峽部署到馬來西亞和東印度群島各處;日本海軍也藉由基隆、高雄和澎湖馬公三個港口來巡邏南中國的全部港灣。

距臺灣西南海岸僅35英裡的澎湖群島護衛著臺灣海峽。儘管澎湖群島多年來不讓外界觀察,但是眾所皆知,在馬公曆經了廣泛的開發後,其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比起臺灣本島上的基隆或高雄可能更為強大。此外,由日本本土到臺灣的商業船運和運輸活動位於琉球島鏈的後側,有琉球群島護衛,更搭配最強的空軍基地──那霸作為後盾,因此比較安全。於是,日本部署軍隊至廣闊的西南太平洋之前,可以利用臺灣本島來儲存原料、修整軍隊;再者,相較於日本其他的首要基地,臺灣更接近戰爭衝突的前沿(僅有750英裡的距離)。總而言之,對於日本而言,臺灣若能保持安全,日本就會有一個一流的基地。

日本人自己將臺灣稱之為「南進政策的鎖鑰」。而日本某些談論擴張的出版品讀起來就像《我的奮鬥》遠東版的摘錄。以下這段文字就出現在《臺灣─一個獨特的殖民紀錄》一書中:「日本在科學及化學領域的發展,注意力集中於臺灣──不僅是將臺灣視作一個海外領地,而是作為整個日本帝國中的一個部分。基於此,促成日本以臺灣作為南方軍事行動基地以奠定其南進政策的必要性。日本的南進政策的基調可以被表述如下:一、日本不能期望僅只藉由與滿洲和中國組成經濟集團來達成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日本還需要將南方熱帶區域的領土納入這個集團;二、純粹基於與未來接觸到的人們共榮、共存的基本原則之南向經濟擴張,對於日本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防衛日本的自身安全與保護遠東地區的和平,『南進政策』應該與涵蓋滿洲國及中國的『大陸政策』一併實施。」

近代帝國主義侵奪臺灣

軍事上的先見之明指引日本走過了五十年擴張之路,同樣的先見之明規定了日本需要臺灣並攫取了臺灣。簡言之,相關事件是如下發展的。十九世紀時,中國陷於貪婪的歐洲帝國主義,日本卻奇蹟似地逃過一劫。此時,臺灣仍是一個未開發的島嶼,原始的野蠻人居住於逾半的崎嶇地區,苦於土匪橫行的漢人農民則依託於西南沿海的平原。(按:此處顯示葛超智對臺灣史的無知,以及他對中國人和臺灣原住民的種族優越感。)即使如此,對於歐洲貿易商而言,臺灣卻具有著潛在的富饒與吸引力,讓這些商人敦促其政府獲取臺灣。

早先,西班牙及荷蘭曾認真地嘗試佔領這個島嶼;英國和美國也攪和進來並大幅提升了此地的貿易;甚至在1874年日本發動首次遠徵以「懲罰」臺灣東岸的某些野蠻人──他們屠殺了號稱由東京所「保護」的琉球漁民──之後,北京和倫敦的英國人之間還流傳著主張吞併臺灣的煽動言論,雖然最終徒勞無功。在此時,中國同意了日本的賠償要求,但卻否認其管轄權及於臺灣東半部。(按:此事顯示西方的誤解,中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觀念,因此「化外之地」亦為天下秩序的一環,惟不「直接」管轄。)

接著,法國也關注臺灣,並在1884-85年的中法戰爭中封鎖港口並破壞中國的某些防禦工事;隨後是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於戰後提出了巨額的賠償要求;即使在歐洲國家的施壓之下,迫使日本放棄了許多其認為「合法」的戰利品(按:此係指俄德法幹涉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但日本仍保有了臺灣和澎湖群島,在鄰近中國沿海的戰略地點獲得了一個面積13471平方英裡的島嶼。

此前的半世紀期間(按:此係指1839-42年中英鴉片戰爭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由於(西方)帝國的權利主張還未確定,而出現了許多論及臺灣地形、自然資源和民族的書籍、文章。然而,在臺灣正式為日本所佔領後,其不僅是離開了帝國主義互相較勁的外交賭桌,更是徹底消失於國外媒體。然而,在自由中國(按:此指日本佔領區以外的中國)卻至少有一份不定期的出版品,由革命派的臺灣人出刊,專門談論臺灣問題(按:此係指李友邦出版的《臺灣先鋒》)。

雖然臺灣被割讓予日本,然而,當地人民的強烈抵抗令日本無法立即完全佔領。即使類似的抵抗逐漸地縮小規模,仍持續了至少五年之久。當日本最終能控制臺灣時,卻發現自己陷入極大的混亂。後來,雖然私人性質的殘酷剝削長期持續,在經濟上幾乎毀滅了臺灣,甚至嚴重影響到東京的金融界,日本的殖民統治仍然走出混亂、轉為秩序,甚至浮現出一個穩定的帝國目標的模式──形成並測試出一種適用於整個亞洲南部地區的帝國統治手段。此後,日本人對臺灣的剝削仍持續存在,但日本人彼此之間的私人競爭減少了。

日本完善對臺灣的控制

日本警察和平民(計300,000人,包括孩童和老人)以派駐在他們之間的軍隊作為後盾,指揮著大部分為福建移民後裔的在臺漢人(計5,000,000人)為其勞動。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來看,最有趣的事情是日本藉由(在臺灣)完善其控制和剝削的技術,並及時地將這種技術作為『日本治下的和平』(PaxJaponica)推廣到全亞洲。

在軍隊和警察的監控如一面網子般覆蓋並蔓延至每一個可觸及的地區時,日本人在交通和通訊系統上也開始了令人驚嘆的開發。日本人在臺灣島上開通公路、延長鐵路、組織沿海航運、鋪設電報及電話線。首先,論及陸運,鐵路的主幹線連接起東北端的入境口岸(基隆)與遠在西南海岸的港口(高雄)。這是長距離的雙軌鐵路;此外,沿著鐵路主幹線的大部分沿海平原地區還有一條與其平行的貨運線。這些西岸及東岸的鐵路主幹線與某些支線,均以蒸汽機車頭作為動力,再藉由數英裡長的通行汽車的公路將鐵路幹道與山麓丘陵及濱海地區的村鎮連結起來;再其次則由通行臺車的窄軌鐵道接運。

優質的、未鋪設柏油的公路縱貫整個島嶼,使得今日搭乘巴士沿著海岸線環島實際上是有可能的,並且,惟有巴士車隊能沿著蘇澳至花蓮的陡峭東海岸以及環繞島嶼的最南端行駛。在這些地方,沒有其他公共運輸的方式。另一方面,關於訊息的傳遞,在無線電話於日本本土和臺灣之間成為不可或缺的通訊工具的同時,針對島上不通商業電話的偏遠地區,則透過警察的電話線路在不間斷的通訊狀態下維持其對全島的巡視。而論及空運,每天都有順時針及逆時針環島飛行的航空運輸。同樣地,往返日本本土的飛機也是每日飛航,運載著郵件及商務旅客。總而言之,臺灣的交通、通訊系統是非常發達的,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直接戰略價值。

葛超智的軍事建議──轟炸臺灣

假使臺灣之於日本有著如此重大的戰略價值,對於(與日本作戰的)聯合國家而言,勢必亦具有同等重大或更為重大的戰略價值。如果同盟國可以有效地轟炸臺灣島,或許能使基隆、高雄兩個港口以及澎湖馬公的海軍基地變得無法使用,如此一來,日本與東南亞的交通、通訊將會變得相當地不穩定。雖然在未來一段時期中在軍事上還做不到,但是從中國而來的空襲行動搭配從臺灣東側的入侵,可能會對臺灣島造成嚴重的威脅。相對於日本本土,現在這麼做在戰術上的重要性是相當顯著的。

然而,主要的重點必須放在空襲上,否則臺灣島的東岸地形對軍事入侵是相當有效的屏障。即使盟國真的自花蓮或臺東登陸,其入侵行動將被限制在十分狹窄的山谷地區,而此地區對於控制整座島的重要性微乎其微。這些群山的屏障陡峭地從海中升起並縱貫全島,48座山峰海拔均高達10,000英呎以上,而其山坡極其蠻荒險峻,若非為潮溼的熱帶叢林所覆蓋,就是被峽谷所切割。另一方面,在島的東北側、西側及西南側,僅有四或五處可供任何大小的船艦在近海停泊;如果在其他地方登陸,則必須通過海浪、越過障礙。更何況,眾所皆知地,這些港口中基隆和高雄兩處戒備相當森嚴,而其他港口也可能有某些軍事設施護衛其安全。然而,若能透過空襲行動,則本島沿著主要幹線的運輸系統可能中斷並陷入混亂;另外,佔領澎湖可能也需要實行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

 

 被臺獨捧為「用一生關注臺灣的美國人」的葛超智,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兩個多月(1942年2月),就在《遠東研究》(Far Eastern Surve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福爾摩莎:殖民實驗室〉(「Formosa:Colonial Laboratory」)的文章,向他的美國同胞展現他對臺灣的特殊「關注」視角。在其文中,葛超智以極其欣賞的語調,敘述並推崇日本在臺灣所進行的「殖民統治實驗」,並對美國極力推銷「臺灣的重要性」。他不但對美軍如何進攻臺灣提供極其具體的建議,還暗示美國可以在戰後插手臺灣問題。我們譯介了此文的前半部,談到了臺灣對日本的戰略價值,以及美軍攻佔臺灣時需要考慮的戰術問題。在本期中,我們繼續介紹在這位臺獨之友的筆下,日本如何充分運用臺灣來遂行其帝國主義的侵略事業。

葛超智在其〈福爾摩莎:殖民實驗室〉一文中繼續寫道:

政治層面的監視與控制

上文所述,是美國海軍和陸軍的戰略家必須處理的問題。然而,對於政治戰略家而言,他們應該可以利用這座島嶼上的內部糾紛──也就是大多數臺灣漢人對於統治他們的日本人所抱持的刻骨的仇恨──來克服上述那些困難。然而,基於歷史上和社會學上的原因,日本在臺灣的25萬非軍事人員仍能相當安全地生活在500萬對其懷有敵意的臺灣漢人群體之間。

一方面,日本人在殖民臺灣的四十年時間裡,建立了一套警務體系,透過這個體系,仔仔細細、毫不鬆懈地監視著每一位臺灣的男性、女性和孩童。另一方面,日本人在當地居民群體內推行相互連帶負責的「保甲制度」,對臺灣漢人施加強制性的管控。在此制度下,即使不是整個村莊、也是整個家族將為個人的行為承擔責任、遭受懲罰,如此一來,對現實不滿或受到冤屈者在採取反抗行動之前,將會躊躇、猶豫。最重要的是,警察無處不在。警察透過將年輕男性和男孩組織成當地警衛員的方式,確保針對那些不滿現實或受到冤屈者的反抗矛頭所向,能夠得到源源不絕的情報。此外,漢人彼此間也被鼓勵互相監視、打小報告,以換取管區警察回報予表面上或實際上的小小獎勵。

不幸的是,這些在臺灣的日本警察相較於他們在日本本土的同行,更顯得不能勝任社會上及精神上的領袖,因為他們大多出自在明治初期(編按:明治天皇於1868年即位)曾以其流氓行徑聞名的九州島與四國地區的軍夫。他們中許多人有著不堪聞問的過往。甚至,曾有日本人對筆者說:「在臺灣,日本人從來不會去探問另一個日本人的祖先。」

教育層面的特權與歧視

多年來,日本人為了殖民的目的,完善了其教育制度,更發展出極具多樣性和重要性的各種研究機構。臺灣漢人農民子弟只被教授讀、寫能力。在城鎮和較大的村莊裡,由於就學率已高達四成以上,人們通常可發現會說簡單日語的年輕人。首先,小學區分為兩種類型:其一專收日本孩童,並以日語進行教學;其二針對母語大多為閩南語的臺灣漢人孩童,現在他們必須先學習日語。至於中學和更高等的學校,則全程以日文授課。日本人評量小學教育成果的標準,就是忠誠、服從等日本式的品德,以及閱讀稅務公告及警察命令的能力。在其中,也納入了日本人所講究的衛生和禮貌。

島上的十所「中學校」則是特地為少數人辦的。每一個城市通常有一所中學校,開放給所有的日本男孩以及某些精心挑選過的臺灣漢人的孩童,而眾所皆知地,這些孩童的父親都是與日本人合作無間者。這些中學校是最能明確表現教育上的特權和歧視的場所。在中學校裡,摩擦不斷發生,特別是當臺灣人成為優秀學生時。

另外,亦有商業性及技術性的中等學校、師範學校,甚至醫學中等學校等專科學校。臺灣漢人子弟就讀這些學校,但是他們知道:在這些學校完成學業後,仍無法奢望得到管理階層或專業的地位。此外,僅有一所相當於美國兩年制專科學院(JuniorColleges)的「臺北高等學校」。在這所高等學校裡,臺灣漢人學生所佔比例可能僅有5%。雖然從所有外在表象看來,入學考試是向所有人開放的,而如此明目張胆的歧視臺灣人(編按:實際錄取人數中臺灣人僅佔5%)仍被視作為理所當然。

臺北帝國大學──南進政策的技術研究

對於日本學生而言,只有少數人被臺北帝國大學吸引,因為大多數日本學生寧願到日本本土就讀具有較高社會和專業地位的教育機構。反之,對於臺灣學生來說,惟有醫學領域能讓他們在臺灣漢人之中獲得好的專業地位及隨之而來的收入,於是臺灣人大量進入幾個醫學校就讀。

以1936年的臺北帝國大學來說,教職人員(含圖書館員)人數為307名,學生則僅有141名。由此可見,此機構的建立顯然不是為了培育學生,而是中央政府出於一個非常特定的目的而在1928年資助成立了這個完整的機構。此機構聘用了一批年輕的一流研究團隊,他們的任務是盡其所能探究開發南洋的相關技術問題。其中部分人員曾在美國、法國或德國受過訓練。

例如,移川子之藏(UtsushikawaNenozo)博士研究原住民族的管控問題,尤其專注於菲律賓和東印度群島的山地部落。在日本佔領南沙群島後的一周內,地質學系的早坂一郎(HayasakaIchiro)博士即被派去研究那裡的珊瑚礁結構及其可能的開發。而農林業學系亦在熱帶農業方面進行大規模試驗。

此外,最蓬勃發展的是醫學院,但其教職員和學生並未納入前引之臺北帝大教員及學生統計數字。在過去,臺灣曾因流行病和普遍惡劣的健康狀況而惡名遠播;然而,醫學院在提升整座島嶼的健康水平上做出了值得讚揚的成果。醫學院有研究熱帶醫學的極佳設備,那裡的日本醫生曾受邀在國際醫學會議上提出其對痲瘋、熱帶肺結核、鴉片成癮及相類似主題的觀察成果。

然而,在整個教育體制中,僅有一位臺灣漢人──鴉片問題專家杜聰明博士──擁有教授職稱。他一直被日本人標榜為後者在教育上「民主」態度的例證,然而,眾所皆知地,他卻不曾分享日本教授的大多數特權。

臺北帝國大學有著令人驚嘆的圖書館。最新的數據顯示此大學館藏的歐語書約略有165,000本、中日文書籍則接近190,000本。此外,臺北州還有其他極好的圖書館,有些對公眾開放,其他的則隸屬於政府各部門以及「開發公司」的研究機構。當日本佔領中國沿海城市時,作為中國領導中心的各大學淪為日軍首要的攻擊目標。除了日本官兵和軍夫私人掠奪的物品外,全部典藏的貴重書籍文獻、陶瓷器和繪畫等珍藏品均被作為官方掠奪的戰利品帶走了。而日本政府所要的大部分戰利品則(至少暫時地)存放在臺北帝國大學。

臺北高等商校──南進政策的人員培訓

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高等商業學校或許是在臺灣設立的各種南進擴張工具中最重要的教育機構。這些學校不但實施南進政策,同時亦為該政策培訓文職人員。還有一些中等學校亦強調為商業工作而培訓學生,這些學校的課程如同我們的私立商業院校,只是大量地摻入了日本的道德規範、正統的歷史觀和「新秩序」哲學(編按:指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等政治宣傳)。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作用遠遠超過在美國人的眼中其校名本身所蘊含的意義。它那壯觀的圖書館館藏雖然以英、日文為主,卻涵蓋了各種語言的書籍。所訂閱的報刊也是令人驚訝地完整無缺,包含了《紐約時報》、《倫敦泰晤士報》、巴黎的《早報》(LeMatin)和《時報》(LeTemps)、通過東京所安排免費訂閱的幾份德國報紙、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新聞報》(LaPrensa),以及在新加坡、馬尼拉、巴達維亞(編按:今雅加達)、上海、香港和日本出版的所有重要的新聞日報和周刊。再者,月刊和季刊的訂閱清單則是以經濟、社會和政治性的刊物為主,同樣涵蓋了廣泛的地理區域。

二十年來,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每年度的在學生大約為250名。這所學校的教職員是思維特別敏銳的一群人,其中許多人曾出國留學。該校校長享有極高的官階與爵位,同時,學校的管理運作中蘊含著政府對這間學校的高度重視。該校提供了七種外語課程:英語、德語、馬來亞語、暹羅(泰)語、兩種中國方言、荷蘭語和法語。其中英語和荷蘭語被明顯地重視;反之,西班牙文則顯著地被忽視。而美國人、荷蘭人、爪哇(印度尼西亞)人和中國人各有一位被受聘為「外籍教師」。(編按:由於臺灣本地的漢人在日據時期在法律上改隸日本國籍,此處之「中國人」應是來自中國大陸、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故從日本殖民者觀點,被列入「外籍教師」。)此外,臺北高等商業學院每年亦資助二、三次(有時為四次)夏季團體旅遊,行程遍及東印度群島、菲律賓、泰國和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等地,其交通即由定期往返南方海域的幾家日本航運業者安排。

然而,在這個相當重要的商業學校,每一屆正規的三年制的班級僅開放一兩個名額提供臺灣人學生入學,但是另一個特殊的一年制課程將會錄取大約30名臺灣學生──後者被認為已經足夠用來訓練臺灣人在偏遠地區做先遣工作,或在日本大企業的國外分支機構中擔任小職員。這個特殊課程中的臺灣男生大多數都是在以下條件下被錄取:他們承諾願意被派駐至任何一個日本人認為合適的地方。而就筆者所知,1940年4月畢業班的成員中,有人被派往海南島、海防(越南)、曼谷(泰國)、新加坡、婆羅洲和菲律賓等地。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臺灣人會這麼說:這種途徑是他們逃離這座島嶼的唯一希望。畢竟,一旦抵達曼谷或海南島,他們能輕易地將自己隱匿於中國人的群體中。

雖然所有高等學校的學生均接受了多年嚴格的軍事訓練,但是某些非臺灣人的學生(編按:即日本人)只要再接受非常少的額外教育就可以被委任為軍官。他們都被恰當地分配到各地,在和平時期是商務人員,在現在則成為戰士。(編按:此文撰於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兩個多月,當時美日已進入戰爭狀態,日本也已全面向南洋進攻。)

臺灣的政治重要性──作為殖民控制的試驗場

今天,在臺灣這座島嶼上,日本擁有的遠遠超過一個彈藥庫、一個軍事基地和二或三個裝備良好的海軍基地。以臺灣目前的開發狀態,我們必須把它視為在日本沿著亞洲海岸線努力鍛造出來的帝國長鏈中最強有力的鏈結之一。我們(編按:指美國人)對「臺灣對日本帝國長鏈的重要性」幾乎一無所知,此一事實其實是日本當局刻意努力造成的結果。尤其臺灣作為一個後續維修、醫療收容、亞熱帶和熱帶軍事訓練的基地,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重要性。

相反地,比較為人所知的是臺灣作為糧倉的重要性(參見《遠東研究(FarEastern Survey)》,1941年7月14日,第154頁)。近年來,島上的工業活動更是有顯著的發展。水力發電也是比較便宜而豐裕。與此同時,日本人已開始毫不浪費地盡力剝削這座島嶼上的自然礦產和森林資源。化學產業也可預計將有大規模的發展。然而,極少日本移民來到這裡作為純粹的勞工,他們往往會投入工業、糖廠、化工廠和菠蘿罐頭廠等產業鏈中。(編按:來臺的日本人即使進入以上產業,也是成為經營或管理人員,基本上不會是基層勞工。)

在臺灣以外,人們可能尚未充分理解這個島嶼如下的政治重要性:長達45年來,臺灣一直作為日本試驗殖民地控制技術的場所。日本在此地探索並納入管控的問題不僅僅是語言訓練(編按:指對臺灣人的日語教育)、去政治化(編按:「politicalnullification」,指使臺灣人不過問政治、不反抗殖民統治),以及普遍性的文化同化(編按:即「皇民化」)。與此同時,來自其他種族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們在臺灣這座島上持續地來來去去,他們在此地被灌輸了「泛亞洲概念」(編按:「pan-Asiaticidea」,即「大東亞共榮圈」),他們也在此地看到接受日本宗主權的「好處」(編按:葛超智在此將「benefits」置於括號中,可見他明知這些「好處」並非真對臺灣人有益)。

當筆者於1940年離開臺灣時,臺北正準備接待幾個爪哇人、蘇門答臘人、泰國人、菲律賓人和兩個印度學生。此外,一個年老的安南王室和他的隨從──都是從法國殖民統治下逃離的政治難民──被安置在臺北已長達十年左右,他們默默地等待著日本接掌河內控制權的那一天,然後他就可以作為傀儡為日本所用。

日本在粉碎在地領導階層這一方面,其技巧是相當卓越的。假使當初日本進佔臺灣前,臺灣不僅只是土匪的天堂,那就有可能存在著全島團結或休戚與共的意識,可供初期的領導人加以孕育強化,也可在暗地裡滋長人們對殖民者的仇恨。但是,在當時並沒有如此的組織,也不存在「臺灣利益共同體」的感覺。(編按:由此可見葛超智並不了解日本殖民統治前的臺灣狀況。臺灣缺乏全島性的領導階層,是日本佔據臺灣的結果,並非原貌。)

然而,隨著同構型相當高的漢人移民群體人口的成長以及識字率的增長,這座島嶼在物質層面(編按:即經濟層面)的一體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共同對日本人的反感,有可能成為在島內引爆起火的火種。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政府或任何在中國的團體是否採取了某些措施以獲取在臺漢人的積極合作。就筆者所能探知者,僅有一個在自由中國運作的、相當活耀的、有良好組織並善於表達其立場的朝鮮民族主義者的團體,曾公開地向第四屆國民參政會請願,要求其承諾將臺灣從日本人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編按:葛超智在此提醒美國:對於這樣一座重要的島嶼,臺灣人有群起反日的可能,而中國人直到他寫作此文時尚未提出收復臺灣的主張,因此美國仍有機可乘。)

另一方面,關於臺灣內部如何管理、對外誰來代表、主權歸屬及經濟安全等整體的問題,將會是需要由這次大戰後的解決方案來處理的眾多少數民族地區問題之一。然而,我們必須牢記在心的是:這座島嶼上的民眾自身並不團結,他們也缺乏在地的領導階層。(編按:葛超智將臺灣視作「少數民族」問題,以此主張臺灣戰後未必要歸還中國,暗示美國可插手其間。而美國若要插手,就要培養親美的臺灣人領袖──於是,在臺灣生活多年、具有當地人脈的葛超智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日本爭取東亞地區霸主地位的鬥爭裡,無論日本可能獲得怎樣的短暫成功,臺灣在其中都將有其角色。然而,臺灣可能發揮的最大作用,與其說是作為一個軍事基地,不如說是作為測試「優等種族」(master-race)統治技術的社會學實驗室。

葛超智如此「關注」臺灣

讀完這篇"臺獨"友人葛超智的文章後,我們發現:

一、葛超智刻意低估中國人開發、建設臺灣的歷史及功績。他竟然把在乙未割臺時已經建省將近10年的臺灣仍視為「土匪天堂」。在他眼中,被中國統治了212年的臺灣彷佛還是蠻荒、無政府、一盤散沙之地,先任憑日本佔領、殖民,接著可由美國在打敗日本後接手統治。即使他知道在日據時期某些臺灣人內心仍然反日,但是他也只把此一現象視作美國的可趁之機,並不想使臺灣回到屬於中國的正常狀態。他的所有論點明顯表露他「關注」臺灣完全是從美國的利益出發,只是覬覦這個島嶼的戰略及經濟價值而已。

二、"臺獨"現在拿著戰爭末期美國對臺灣的轟炸大做文章,以此證明臺灣當時與日本一起共同遭受美國和中國的進攻,進而主張臺灣人不應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反而應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但是,最早對美國提出轟炸臺灣建議的正是這位"臺獨"之友,這卻是"臺獨"刻意視而不見的。

三、如果美國當初遵循葛超智的建議,進攻並佔領臺灣,以日本人那種「玉碎」戰法,所有在1945年衝繩戰役中發生在琉球的慘劇就將搬到臺灣上演。也就是說,臺灣平民將有25~30%上下死於戰火,臺灣在超過百萬平民死亡之後將成廢墟。而這個幸好沒有發生的慘劇,卻是當年葛超智意願其發生,更將是今天的"臺獨"分子在琉球建立「臺灣之塔」紀念臺灣人和日本人並肩作戰的「盛事」!

四、葛超智對日本在地緣政治上善用臺灣一島評價極高,更對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成功極為讚賞。從他並不想使臺灣回歸中國看來,他極可能想參照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經驗作為美國接手後的參考。他在以美國外交官身分幹預中國內政、參與煽動二二八事件後,離開臺灣,轉而「關注」更早被日本殖民而後被美國佔領的琉球,其視角與目的應無二致。琉球在戰後被美國佔領27年,不但沒有獨立,還被「歸還」日本繼續殖民統治。葛超智以一本《被出賣的臺灣》被"臺獨"派捧為洋聖人,其實在他心裡,臺灣(或琉球)是否被「出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買賣這些島嶼的過程裡美國有沒有獲益。

葛超智以其在臺灣的生活經驗,深知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不是為著臺灣人民的福祉。他在文中詳盡描述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用心及技巧,以及某些臺灣人對日本殖民者的敵意。這些文字出自「"臺獨"之友」之手,卻是今日"臺獨"絕不願讓我們看到的。我們將這篇葛超智初次表達他「如何關注臺灣」的重要文章譯介給《遠望》讀者,一方面是要讓大家看看這位"臺獨"之友的真實面目,另一方面正是要借著他的筆讓大家更加認識日本殖民者的險惡與"臺獨"分子的不道德與虛偽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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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3卷2期(總3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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