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花網》、《內部》、《龍骨》，到備受評論界推崇的回憶錄《在金山上》，以及後來的《雪花與秘扇》，鄺麗莎的故事有一個統一的主角——華人。
「大家總會質疑我的白人長相！」鄺麗莎不記得自己究竟多少次回應這個問題，但是她強調，「我在洛杉磯有400個親戚，最多12個長得像我這樣金髮碧眼，其餘全是華人模樣。」
因為鄧文迪投資，李冰冰、全智賢、鄔君梅主演的第一部女書電影《雪花與秘扇》拍攝，華裔作家鄺麗莎（Lisa See）走進大陸讀者視線。她是一位在美國本土大受讀者追捧、作品多次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的小說家。從《花網》、《內部》、《龍骨》，到備受評論界推崇的回憶錄《在金山上》，以及後來的《雪花與秘扇》，鄺麗莎的故事有一個統一的主角——華人。
「有許多的理由驅使我寫作關於中國的故事。比如個人的興趣，對我的家庭為何還在延續華人的傳統的好奇，還有對自我的探索等等。顯然，擁有一部分華人血統對我影響重大，這一點或許讀者無法理解。」她說。
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鄺麗莎正出發做一次短途旅行。她2005年的作品《上海女孩》今年11月出版了簡體中文版，她說自己「十分榮幸」。這本當年由蘭登書屋推出、連續11周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小說，封面是兩個月份牌女孩的如花笑靨。
鄺麗莎在旅途中完成了《時代周報》的訪談，又仔細閱讀了兩遍才回復。在這封字斟句酌的回信裡她這樣寫道：「中國太美了！她的文化是如此豐富而深刻，即使是中國人又有多少真正理解？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我在盡我所能通過故事，而不是學術論文讓世界閱讀中國。通過小說我們觸摸真實的人以及共享的生存環境。通過對中國獨特的描述，我想要找尋普世價值，這是我的興趣所在。」
那麼，《上海女孩》想告訴世界一個怎樣的中國？
月份牌女孩的殘酷現實
時代周報：你為什麼會寫作《上海女孩》這個故事？
鄺麗莎：《上海女孩》是關於兩姐妹的故事。她們（珍珠和梅）在1937年離開上海，通過包辦婚姻到了洛杉磯。許多作家會因為一二件事的驅使寫作一本書，但這一次至少有七點引發了我的寫作。首先我對上世紀30年代的「東方巴黎」上海十分感興趣。它是一個多樣化而摩登的城市，巨大的財富和極端的貧窮在這裡兼容並包。可以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見證了這個十裡洋場的聲色犬馬。然後是日本的襲擊。從抗日戰爭到內戰，再到後來解放，可以說從1937年起直到文革結束，上海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但是你看，現如今她再一次成了中國最主要的城市之一，或者可以說它已經是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了。我痴迷於一切未曾改變之前的每一刻。
第二點是我從20多歲起開始收集月份牌，已經很多年了。這些所謂的「美女」，她們為商業藝術家做模特，可以算是摩登上海最摩登的人。可是除了月份牌裡美麗而迷人的生活之外，我更想要發掘這些女人的真實生活。第三點，我想寫寫那些通過包辦婚姻到美國來的華人婦女，我的家族裡就有許多包辦婚姻，我對這些婦女的不幸遭遇有深刻的感觸。第四點是我想通過一個女性的視角寫天使島移民站，那是許多華人移民的必經之地。另外我想寫洛杉磯的「中國城」，那是一個短命的旅遊之地。第六是「坦白運動」，我覺得如果現在不寫—至少還有親歷者活著，我可以採訪—那麼或許我將永遠沒機會寫了。
最後一點關於姐妹親情。在我們有生之年，姐妹關係可以算最長的關係。你的姐妹了解你幾乎全部的生活，她與你同在，支持你，愛你，但同樣也是這個姐妹，清楚知道用什麼方式可以將你一刀斃命。
時代周報：寫作這樣一個具有深刻歷史背景的小說，你具體做了哪些前期的準備？
鄺麗莎：我總是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在真正坐下來寫作前，我會花一段時間想一想這個故事。那麼，五到八年前我有了這個故事的構思，然後做了一點材料的收集，這算是前期的準備嗎？還是我花費完整的兩年用來收集材料算是前期準備？或者更甚，是我整個人生？因為我將我關於生活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全部所知都投入了小說的創作中。
我的確做了大量研究。針對《上海女孩》，我特地去了一趟中國。同時，我還在天使島未對公眾開放前，就以參與豪華團的方式對這個地方進行了考察。我採訪了家族中的許多人，還有一些家族外但是經歷過天使島問詢的華人；我採訪了在洛杉磯「中國城」內開商店和咖啡店的人，這些老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大部分我採訪到的人都已經八九十歲，有時我也通過採訪他們的子女了解情況；參閱1978年口述歷史項目，我獲得了關於75位洛杉磯華人移民第一手材料，這些人大部分已經去世，但是這些材料卻告訴我許多細節，所以可以說，許多人將他們一生的故事講給我聽。我記得一位婦女，是中國傳教士孤兒院裡的一個孤兒，步行了1000公裡，只為了躲避日本兵。我用了很多關於這個婦女的真實細節來描寫《上海女孩》中珍珠和梅的經歷。而珍珠和梅通過漁船從香港到美國的故事，來源於我們家族的一位朋友吳太太。
新作的題材有關「大躍進」
時代周報：很少有小說涉及到美國上世紀50年代的「坦白運動」，《上海女孩》中談到了，並且佔了很大篇幅。你為什麼要寫這段歷史？你又如何讓謹慎、小心的華人來談論對他們來說至今仍然避諱的「紙兒子」的身份？
鄺麗莎：始於1956年的「坦白運動」直到1965年才結束，它是美國政府針對非法進入美國的華人所發起的一項運動，這些華人被稱為「紙兒子」。從1882年排華法開始實施到1943年排華法取消，由於美國限制華人入境，華人不得不採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移民。有人冒險偷關進入美國，更多人用假身份或購買假證件冒認美國國籍申請入境。1906年的舊金山大地震，火災燒毀了移民局的全部檔案，一些華人趁機冒稱是在美國出生，領得美籍證件。在法官確定了土生兒孫國籍權利之後，又產生另一種冒籍手段。美籍華人從中國探親回來，就向移民局報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這樣製造了一個移民空額。幾年後，居美華人可以轉讓或出售這些空額及有關口供資料，讓其他華人冒籍入境。既然是冒籍申請移民，就必須改姓移民紙上的姓，因此出現了所謂的「紙兒子」。
這個運動中，美國政府要求華人「坦白」他們的「紙兒子」身份，並鼓勵人們揭發家族中其他成員的假身份。不僅如此，人們還被要求揭發鄰居、商業聯合會或者其他任何有可能是共產黨的人。作為交換，他們可以獲得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
這個運動至今對許多人而言還很羞恥。人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被美國政府懷疑，或者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坦白」過。在我採訪的過程中，這樣的情況可以在一個家庭裡同時發生，一個人對我說：「很多人自殺了，很多人自殺！我們不願意回憶這些事，因為太痛苦了。」另一人對我說：「我們不想讓我們的子女知道這段經歷。」然後他補充說：「我們還沒有死，所以我們還不安全！」
時代周報：《上海女孩》結尾，兩姐妹的女兒喬伊離家出走，去了1957年的「紅色中國」。你為什麼做這樣的安排？
鄺麗莎：喬伊是理想化的。那是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她對那裡發生的一切感到興奮。她同時經歷了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她的父親被「坦白運動」的探子認定為「紙兒子」並被指控為共產黨後自殺了。對我而言，她離開那個對其家族如此殘忍的國家，來到與她血緣相親的中國是十分自然的。這是她理想化的一點，而作為一個在洛杉磯出生、長大的幼稚女孩在1957年進入僅僅與她血緣相親的中國，這一點其實更為理想化。對於《上海女孩》，這是一個結局；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開始。
時代周報：這是一個開放的結局，你會寫《上海女孩》的續篇，講講喬伊後來的故事嗎？
鄺麗莎：這正是我剛剛完成的新小說，它的名字叫做《喬伊的夢想》。我說它是另一個開始，因為在《喬伊的夢想》裡，我有機會寫這一段西方社會鮮為人知的中國歷史。喬伊在1957年回到中國，她的母親珍珠為了找尋她，尾隨而至。你肯定清楚，他們回到中國的年代正好是大躍進時期。所以這是一個關於母親和女兒在特殊時期對彼此的所作所為的故事，關於大饑荒（我使用了一部分最近由中國政府公布的關於大饑荒的材料），關於家和家鄉的意念，關於藝術，以及刻板印象、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對那個年代中國的誤解。
不了解華裔作家抄襲，但決不能原諒
時代周報：你筆下的中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印象，你是否了解當下的中國？
鄺麗莎：儘管我最近的作品都是歷史小說，我也寫過一些神秘系列小說叫《紅色公主之謎》，它們是發生在1996年到2003年期間的中國故事。中國在這些年裡變化驚人。我將這些謎團比喻為「中國速寫」，這些作品並沒有在中國出版。儘管我儘可能了解歷史和時間的各個細節，關於某某陷入了愛情或者生了孩子這些故事情節，的確出自我的想像。
我了解當下的中國嗎？有人了解嗎？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化，這也是它生動、有趣的原因之一。
時代周報：據了解，不少北美的華裔作家都寫類似的題材，比如100多年前的華人血淚史。近來中國內地有傳聞，他們中的一些人因為寫作題材相近而互相抄襲，主要是利用將英文小說翻譯成中文到國內發行這樣的方式，比如2009年的張翎作品《金山》和Denise Chong早年的作品《姨太太的孩子》之間就被指出相似的爭議。據你了解，這屬實嗎？
鄺麗莎：事實上在北美並沒有很多華裔作家。我寫這些故事是因為我在寫作關於我們家族的歷史。大部分華人（或者他們的父母）移民到美國更晚一些，對100年前的歷史知之甚少，所以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現象。
很抱歉我沒有聽說過張翎的《金山》。我有一本《姨太太的孩子》，但是說實話我也沒讀過這本書。所以對於這兩本小說之間的抄襲爭議我無法評價。但我要說的是，我目前已經發現三本小說大面積抄襲我的《在金山上》。我樂意嗎？絕對不會！無論任何理由，抄襲是絕不能原諒的行為！任何抄襲他人作品的人，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