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潔化:翟理斯《聊齋選譯》的翻譯策略

2020-12-20 中國社會科學網

  英國漢學家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自1867年來華,隨後被派往天津任職領事。公務閒暇之餘,翟理斯將精力更多地投諸漢語學習,開始自己的「文學歷險」,意圖「通過閱讀中國小說洞見中國的國民特性、風俗習慣和一直嬗變的語言」。他曾在北京、天津、廈門、福州、上海、淡水等地,歷任代領事、領事等職,在中國生活了25年。翟理斯一直致力於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傾其一生翻譯諸多中國典籍,編著不少頗有影響的漢學著作,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在典籍翻譯方面,後世的評論者大都認為,翟理斯一生最大的成就當屬《聊齋選譯》。

  出於實用目的的有意裁剪

  翟理斯的《聊齋選譯》以但明倫根據1766年版的青柯亭刻本作的點評本《聊齋志異》為底本,以「來自中國書齋的奇異故事」為名結集出版。譯本問世不久,即收到時任駐巴黎大使的曾紀澤的賀信和鼓勵,當年的《申報》亦刊文贊之。

  有趣的是,翟理斯這部獲得廣泛注目和讚譽的《聊齋選譯》,僅從但明倫評註本《聊齋志異》的433篇故事中選譯了164篇,並在翻譯時對故事內容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譯,甚至有意識地漏譯和誤譯,將有損「純潔性」的內容盡數刪去。

  《聊齋志異》素來被視為談狐說鬼之書,書中有很多人與狐鬼異類共處的描寫。翟理斯也選譯了不少人與魑魅魍魎間的浪漫愛情故事。但正如聊齋研究專家袁世碩所言,蒲松齡科舉落第後在畢際有家做教書先生多年,常年與家人兩地分居,唯有將寂寥孤苦之情投射在作品中,所以搜集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不同類型的邪侈內容。對於翟理斯而言,此類「汙濁之言」斷然不能提供給學中文的學生所用,故而絕無譯出之可能。因此,《聊齋志異》中含有「不純潔」內容的篇目,在《聊齋選譯》中被盡數刪去,毫無蹤影。

  對所選篇目的內容,翟理斯翻譯時也作了一定處理。《畫壁》中朱孝廉與壁上女子交好前,翟理斯會在譯文中為二人補上「雙膝跪地、叩拜問天」的夫婦結拜儀式。《俠女》原文中,俠女為報顧生母子照拂之恩,便對顧生「挑之,亦不拒」。譯文中,翟理斯卻將二人的舉動刻意譯為「緊握她的手」,將俠女對顧生此舉「只可一,不可二」的示意譯作不許顧生再握手。

  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崇尚

  翟理斯採用這種純潔化的翻譯策略具有多種原因。首先,翟理斯的這種譯法,與其所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背景有關。翟理斯曾在《聊齋選譯》序言中說,「我最初也曾打算出版一部十六卷本的全部完整譯本,但進一步斟酌之後,我發現有的故事並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

  蕭伯納曾在《人與超人》中說崇尚道德制約的整個維多利亞時代是個性壓抑的時代。這一時期的英國,歷經了一系列包括從中期繁榮到晚期經濟危機的社會變革後,全部的審查制度、懲罰律令、監督機制、道德呵斥、訊問方式、懺悔儀式、教育手段幾乎都指向道統尊崇和對個性的壓制。因此如果翟理斯直譯《聊齋志異》中露骨的身體描寫,顯然會違背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道德標準。

  其次,翟理斯翻譯《聊齋選譯》是期待其能夠成為時人的行為指南,這一翻譯目標也影響了他的翻譯策略。對貪官汙吏、黑暗政治和邪惡勢力的揭露批判,對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抗議及對自然世界跨越界限的男女美好愛情的讚頌,被認為是《聊齋志異》的三大主題。翟理斯也在譯序中希望他的譯本「成為一部能指導我們在這個龐大帝國生存的行為指南、風俗習慣和社會規約的書」。而《聊齋志異》中不符合公認倫常的一些描寫,不僅無助於體現該書作為生活指南的實用功能,反而會給後來者帶來不適的閱讀體驗。

  最後,翟理斯採取這種純潔化的翻譯策略也與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有關。翟理斯的父親老翟理斯(John Giles)是英國聖公會的一名教職人員,曾供職於基督聖體學院。在父親的影響下,翟理斯自幼熟讀朗基努斯的《論崇高》等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經典著作,來華後亦偏重於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這令其在翻譯時更偏向於將諸如俠女和顧生、蓮香和桑生等男女兩性關係改譯為純潔的男女友誼。

  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有意誤讀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詮釋手段,文本翻譯一直是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典籍西譯過程中,譯者選擇翻譯文本大多會從功能性、實用性、譯者旨趣和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等方面來考慮。但任何文本從與譯者相遇到被翻譯問世,都因受語言、文化、預期讀者、功能定位、譯者主體身份和旨趣等因素影響,呈現出迥異於原本的面貌。

  受早期傳教士和來華外交官的影響,翟理斯接觸到了《聊齋志異》。從某種意義上說,譯者翟理斯只不過從自己的閱讀經驗、生活和現實背景出發,展現了一種早已存在的接受和閱讀模式,其根本是對另一種文化的有意誤讀。翻譯時,翟氏試圖通過漏譯、誤譯和改譯《聊齋志異》底本內容,刪除「異史氏曰」等方式,呈現一個擯棄不道德關係、百姓務實勤勞、社會秩序井然的文學世界。只是這樣一來,譯本呈現的圖景與《聊齋志異》原本有很大差距,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就是《聊齋選譯》或其他典籍被選譯後,譯者對原文進行各種剪裁,會對原著在異域的傳播產生頗多影響,其中的利弊得失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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