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原載《外國語》2017年第6期，第69-76頁
轉自：浙大譯學館
摘 要：葛浩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有學者認為他的翻譯策略前後發生了轉向，即從求同為主轉向存異為主，或者說從文化操縱走向了文化對話。本文以葛浩文前後翻譯莫言五部小說中的500個意象話語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發現異化策略一直佔主導地位，意象保留法都在50%以上，只是後期的兩個譯本更加注重保留原文的意象，傳達原語文化的異質性。如果加上外部因素對譯文生成的影響，認為葛浩文的翻譯策略前後發生了轉向也不無道理，但這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和系統的研究。
關鍵詞：葛浩文；意象話語；翻譯策略；歷時演變
一、引 言
美國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被稱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首席翻譯家，至今已出版50餘部譯著，時間跨度近40年，幾乎每年都有譯著問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葛浩文及其譯文研究在國內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尤其是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話題集中在某部或某幾部小說的譯文研究、葛譯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策略與譯介模式、葛浩文的翻譯思想（觀）研究、意識形態以及詩學等外部因素對葛浩文譯本生成的影響等。大多研究屬於靜態的觀察，鮮有動態的分析與描述。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包括譯者的翻譯觀及其翻譯策略。在葛浩文近40年的翻譯生涯中，譯者的翻譯策略是否有所轉向？如果有的話，他開始採取的主要是什麼樣的翻譯策略，又轉向了哪種？這種轉向有沒有具體的文本表現？轉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又有什麼啟示？學界對這些問題也有初步的思考，但相對缺乏具體的語料支持，說服力不是太強。本文旨在從葛浩文對莫言前後五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入手分析，探討譯者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及其背後的原因。
二、葛浩文翻譯策略的轉向
葛浩文認為翻譯的本質就是闡釋、折衷與重寫，譯者要對得起作者、對得起文本，更要對得起讀者（葛浩文 2014；覃江華、劉軍平 2012）。文軍等（2007:80）也有過類似的總結：「他認為翻譯是背叛、重寫，但忠實始終是葛浩文翻譯實踐的第一準則。而翻譯是跨文化交流活動則是他對翻譯本質的認識，正因為翻譯的這一特性，使得『背叛』與『重寫』成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為『忠實』地把原文傳達給譯文讀者」。文軍等人的觀點較為辯證地看待了文學翻譯中忠實與叛逆的關係，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針對學界把「刪節」、「改譯」、「整體編譯」等翻譯策略視為葛浩文翻譯的標籤以及部分學者和媒體將葛浩文的翻譯定性為「連譯帶改」的翻譯並據此對「忠實」理念進行質疑的現象，劉雲虹、許鈞（2014）曾從翻譯忠實性、翻譯觀念、譯者責任、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等幾個方面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觀點和認識，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方法與模式等相關問題也有進一步的思考。劉雲虹、許鈞對忠實的理解同樣有很強的辯證意味與歷史維度，指出「葛浩文——其他譯者也同樣——對翻譯策略與方法的選擇與運用是特定歷史時期中主客觀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顯著的歷史感和時代氛圍，也強烈體現著譯者的主體意識」（同上：16）。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葛浩文翻譯策略的動態性與複雜性，不能簡單地將其標籤化，尤其是歷時而言。
有關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或動態變化，近幾年學界也有所注意。何元媛（2015）以葛浩文英譯莫言的三部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與《生死疲勞》）為例，從意識形態、文化負載詞和敘事結構探討了譯者翻譯策略的嬗變，發現譯者的翻譯策略由最初的譯入語導向逐漸轉到原文導向，這種變化主要受原著在譯入語中的地位和讀者期待的影響。何元媛選擇的三部譯著的出版時間分別為1993年、2000年和2008年，最近幾年葛譯的莫言小說卻沒有被作為研究對象，如《四十一炮》（2012）、《檀香刑》（2013）、《蛙》（2014）等，很難全面反映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盧巧丹（2015:50）也認為，「在譯介莫言小說的過程中，從《紅高粱》到《檀香刑》，葛浩文的文化翻譯觀也在反思中衍變，不斷走向成熟。從最開始的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慢慢過渡到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即從『求同』為主過渡到『存異』為主」。盧巧丹（同上：51）還把葛浩文的文化翻譯思想概括為「存異求同」四個字，「存異是為了儘可能與原文貼近，保留異域情調，豐富譯入語文化，求同是為了使譯作更好地為讀者接受」。如果說「存異求同」是葛浩文目前文化翻譯思想的話，「求同存異」是否理應是其早期的文化翻譯思想呢？如果說葛浩文的翻譯思想與策略的確存在歷時演變的話，這種假設或許是成立的，即葛浩文前期翻譯的著眼點在於「求同」，後期的著眼點在於「存異」。無論是「求同」還是「存異」，譯者其實都是為了創造一種「文化的第三維空間」，通過「異化與歸化的動態平衡」來實現「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的洽恰調和」（盧巧丹 2015），只是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賈燕芹（2016）通過研究葛浩文英譯莫言系列小說中的不同話語（如政治話語、性話語、戲劇話語等），發現「在作者、源語文本、讀者、贊助人等多個影響因素構成的權力關係網絡中，葛浩文的譯者主體性越來越明顯，具體表現為譯作中的創造性和異質成分不斷增多。大致上說，他的譯文正從文化操縱狀態逐漸走向文化雜合與對話。」賈燕芹還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對葛浩文翻譯策略轉向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孫會軍（2016:41）也認為「隨著莫言在英語世界影響的不斷擴大，隨著讀者的興趣和要求的改變，葛浩文的翻譯策略也逐步調整，越來越注重傳達莫言小說所傳達的中國文化的差異性特徵和小說本身的文學性特徵」，「不再刻意迎合英語讀者，而是努力將莫言小說原汁原味地呈現在她們的面前」（同上：48）。盧巧丹、賈燕芹、孫會軍三位學者的研究都包括了2013年葛浩文英譯莫言的《檀香刑》，也都或多或少地有相關語料支持，如賈燕芹對《檀香刑》中戲劇話語的翻譯分析、孫會軍對傳達原小說中聲音（語言的節奏、韻律以及不同人物的聲音特色）的分析等，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從歷時而言，葛浩文對莫言小說的翻譯策略從初期的「求同」為主逐漸轉向了後來的「存異」為主。
從譯文本身的分析出發，有時也未必能真正反映譯者的翻譯觀或翻譯策略，因為很多話語的刪改或結構的調整是出於外部的「壓力」，或出版社、或編輯、或贊助人、或目的語詩學、或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等等。這些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本質上是一種重寫行為，很多時候也不是譯者所能左右的。所以從基本上不受這些外部因素影響的翻譯現象著手分析，可能會更真實地反映譯者翻譯觀以及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如從葛浩文不同時期對莫言小說中人名或稱呼語的處理方式切入分析。在《檀香刑》中葛浩文對很多稱呼語選擇了音譯策略，如「爹」、「娘」、「乾爹」、「親家」、「少爺」、「師傅」、「狀元」等，並在小說末尾對這些音譯術語進行了介紹。葛浩文還在「譯者注」中說，之所以不翻譯這些術語，是因為更新與增添英語中從漢語而來的外來語的時機已到（Goldblatt 2013:ix）。在稍後翻譯出版的《蛙》中葛譯對其中的核心人物「姑姑」同樣採取了音譯策略。這說明葛浩文在後期有意通過翻譯來實現豐富英語語言的目的。對部分含有特殊含義的人名，如《豐乳肥臀》中的上官來弟、上官招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等，《蛙》中的陳鼻、陳眉、王肝、王膽等在其首次出現時葛浩文採取音譯的同時還在正文中給出人名的含義（如把「來弟」處理為 「Laidi (Brother Coming)」，把「陳鼻」處理為 「Chen Bi (Nose)」 等），同樣體現了譯者溝通中西文化與表現文化差異的努力。那麼，從更為隱蔽的意象話語來分析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將會是什麼樣的結果？是否能進一步證實以上學者的觀點呢？
三、從莫言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
看葛浩文的翻譯策略
筆者選擇葛譯莫言小說中的意象話語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於這些意象話語的翻譯基本上不受外部因素的影響，都是譯者在自己翻譯觀的指導下相對自主地進行處理的，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意象的保留、更改與刪減更能體現譯者對異域文化的態度及其主導型翻譯策略。許詩焱（2016:98）通過研究葛浩文英譯《幹校六記》的過程，強有力地說明了諸如標題翻譯、添加注釋等有時是「譯者、編輯和出版商共同協商的結果，在進行翻譯評價時首先不應該將所有責任都推到譯者身上，而應該更為客觀地還原事實，同時要將翻譯評價放在翻譯活動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去討論」。劉雲虹（2015）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強調翻譯批評的歷史維度和文化維度。研究譯者的翻譯策略也不例外，不能把所有的內容增刪與結構調整等現象都「推到譯者身上」，把外因使然歸為內因表現，也不能僵化地看待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翻譯思想。為了研究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筆者選擇其在不同時期翻譯的五部莫言小說，分別為1993年出版的《紅高粱家族》英譯本、2004年出版的《豐乳肥臀》英譯本、2008年出版的《生死疲勞》英譯本、2013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譯本以及2014年出版的《蛙》英譯本。從每部小說中選擇100個含有意象的話語表達，如「飛蛾投火」、「羊入虎穴」、「怒火萬丈」、「井水不犯河水」、「說得有鼻子有眼」、「千裡姻緣一線牽」等，然後找出其對應的英譯，分析其中的意象是否得以保留，抑或刪改（刪除與更改）。如果是保留的話，基本上可認為對應譯文是異化翻譯策略的具體表現，如果是更改或刪除的話，基本上可認為對應譯文是歸化翻譯策略的具體表現。不管是意象保留還是刪改幾乎都是譯者相對獨立自主的選擇，受外部因素影響較小，更能體現其內在的翻譯觀及其對應的翻譯策略。前後意象保留或刪改的變化幅度體現了譯者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所選語料中還有很多話語是用雙重意象表達同一或相似語義的，如「狐群狗黨」、「狼吞虎咽」、「翻腸攪肚」、「裝神弄鬼」、「人山人海」等，只要譯者再現了其中的一個意象，也被歸為保留意象的範疇。
所選語料中葛譯對其中意象話語的處理情況如下圖所示：
圖1：葛譯莫言五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處理情況
由圖可知，所選五部小說中葛譯保留意象的處理方式都多於刪改意象，如果單從意象話語的處理方式而言，葛譯的異化成份是大於歸化的。胡安江（2010）曾指出，「葛氏的歸化譯法幾乎見於他的每一部翻譯作品」（似是而非的言論），並據此建議目前中國文學走出去要採取歸化譯法，所謂「歸化式譯法的現實期待」。如果從意象話語的處理方式而言，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史國強（2013）就對胡安江的觀點進行過反駁，指出歸化式譯法並不是葛譯的重要特徵，異化方法反而用得更多（主要基於《豐乳肥臀》英譯分析），並且推測「葛浩文越是後來越傾向『異化』」。葛譯莫言小說中意象話語的翻譯基本上證實了史國強的觀點與推測，也很大程度上證實了上述盧巧丹、孫會軍、賈燕芹的等學者的觀點。雖然五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都是異化大於歸化，畢竟程度還是不一樣的，後期兩部（《檀香刑》與《蛙》）中的異化手法明顯多於前期三部（《紅高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中的異化手法。這也表明葛浩文在後期（尤其是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更加注重傳達原文的異質性，「存異」的幅度更大。如果說葛浩文的早期譯文受外界影響存在更多文化操縱的話，如把一些敏感的意識形態話語刪除、調整故事的敘述結構與敘述視角、對故事內容進行刪減壓縮甚至改變小說的開頭與結尾等，後期更強調對原文的「忠實」（大幅度的操縱現象相對少見），表現在意象話語的翻譯上就是更多地保留原文的意象。
對照分析葛譯莫言小說中意象話語，可以發現很多文化個性較強的意象話語都得到了保留，增強了譯文本身的文學性，也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英語表達法，起到很好的文化交流作用，相信葛浩文是有意為之的。典型的如把《紅高粱家族》中的「井水不犯河水」譯為 「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三寸金蓮」譯為 「three-inch golden lotuses」，「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譯為 「marry a chicken and share the cop, marry a dog and share the kennel」，「千裡姻緣一線牽」譯為 「people destined to marry are connected by a thread」，把《豐乳肥臀》中的「有錢能使鬼推磨」譯為 「money can make the devil turn a millstone」，「肥水不落外人田」譯為 「do not fertilize other people’s fields」，把《生死疲勞》中的「死豬不怕開水燙」譯為 「like a dead pig that’s beyond a fear of scalding water」，「懸崖勒馬」譯為 「rein in your horse before you go over the cliff」，把《檀香刑》中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譯為 「confront soldiers with generals and dam water with earth」，「不看僧面看佛面」譯為 「if you won’t do it for the monk, then did it for the Buddha」，把《蛙》中的「落時鳳凰不如雞」譯為 「a fallen phoenix is not the equal of a common chicken」，「強扭的瓜不甜」譯為 「a melon won’t be sweet if you yank it off the vine」，「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譯為 「people cannot be judged by appearance alone any more than the ocean can be measured by bushels」 等等。
葛譯的意象保留法還體現出很大的靈活性，有時也不是完全「照搬」原文的語義，根據具體語境也會對之有所變通。如把「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譯為 「soldiers are easy to recruit, but generals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通過添加 「weight in gold」 的意象，比原文更加生動，更具表現力。「高抬貴手」被譯為 「raise your merciful hand」，通過添加 「merciful」 修飾語更容易讓讀者理解這個表達的真正含義。「甕中之鱉」被譯為 「a turtle in a jar with no way out」，通過添加 「with no way out」 使話語意義更加明朗。「火上澆油」被譯為 「adding fuel to the joyous fire」，其中的 「joyous」 則是根據具體語境添加的修飾語。「攀龍附鳳」被譯為 「wanting to curry favor with peopl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society’s dragons and phoenixes」，既傳達了原文的深層所指，又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針對「龍」的意象，中西雖有很大的文化差異，葛譯還是多數予以保留，除「攀龍附鳳」之外，其它如把「真龍天子」譯為 「a Dragon, a Son of Haven」，把「人中龍鳳」譯為 「a dragon among men」 等，這種異化的努力還是值得學習與借鑑的。還有些例子，譯者完全可以採取更換或刪除意象的歸化譯法，但還是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在具體語境下譯文讀者也不難理解，如「掌上明珠」（對應譯文為：a pearl in the hand）、「力大如牛」（the strength of an ox）、「三寸金蓮」（three-inch golden lotuses）、「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rivers flow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e next thirty）等。漢語中還有大量用雙重意象表達同一或相似語義的，葛譯很多隻保留其中的一個意象，使譯文更加簡潔、精煉，如把「同床共枕」譯為 「share my bed」，把「人山人海」譯為 「a sea of people」，把「裝聾作啞」譯為 「act deaf」，把「石破天驚」譯為 「event of earth-shaking rarity」，把「低聲下氣」譯為 「kept her voice low and controlled」，把「狼吞虎咽」譯為 「wolfing down their food」 等。葛浩文之所以選擇保留原文中的大多意象，一方面是想竭力傳達漢語的語言文化特徵，儘量給譯文讀者帶來一種陌生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特定的語境中保留這些意象也不會給譯文讀者帶來太大的閱讀負擔，畢竟人類的認知方式大部分是相似的。
從語篇層面而言，任何翻譯都是歸化與異化的雜合體，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針對莫言小說中意象話語的翻譯，葛浩文的歸化譯法在前三部更為明顯，佔了幾近半壁江山。葛譯之所以用刪除或更改意象的譯法，總結起來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1）原文中的意象不便再現，如「顛鸞倒鳳」（對應譯文為：in the thrones of marital bliss），「水性楊花」（fickle passions），「不問青紅皂白」（guilty or not），「說得有鼻子有眼」（the details were lurid），「眠花宿柳，偷雞摸狗」（whoring around and womanizing），「恨鐵不成鋼」（why can’t you be a man）等；2）含有文化典故的意象話語很難再現，如「紅杏出牆」（for sneaking around the way you have been doing），「虎落平陽」（a stranded tiger），「齊眉舉案」譯為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等；3）特殊語境下的話語表達，如「根紅苗正」（red as could be），「殘花敗柳」（ruined, a fallen woman），「狼狽不堪」（cutting a sorry figure），「渾水摸魚」（groping here and fondling there）等；4）更改原文意象更有利於讀者接受或使表達更加形象，如「鬼迷了心竅」（blind as a bat）、「鼠目寸光」（who cannot see what is under his nose），「天無絕人之路」（heaven always leaves a door open）等。葛譯採取歸化的意象話語大多屬於難以再現的隱喻話語。
譯者偶爾也會用英語中的固定表達來傳達原文的語義，如把「不脛而走」譯為 「spread like wildfire」，把「一箭雙鵰」譯為 「a two-birds-with-one-stone strategy」，把「拐彎抹角」譯為 「beat around the bush」，把「雞犬不寧」譯為 「fought like cats and dogs」 等，但這種現象在所選語料中比較罕見。厄普代克曾批評葛浩文使用 「He licked his wounds」，稱其「老調沒碰出回音」，葛浩文也知道「避開陳詞濫調是何等重要」，然而原文上寫的就是「他舔吮他的傷口」（葛浩文 2014:44-45）。由此可見，不管是批評者（讀者）還是譯者本人都討厭譯文中出現英語中類似的僵化表達與陳詞濫調。還有部分意象話語，在所選語料中出現了兩次或多次，葛浩文對應的英譯也有很大區別，後期的譯文往往更注重意象的保留，如《紅高粱家族》中的「花容月貌」被譯為 「beautiful」，《檀香刑》中的兩處分別被譯為 「『flower and moon』 beauty」, 「a face like moonbeams and flowers」，《紅高粱家族》中的「人山人海」被譯為 「was jammed with people」，《檀香刑》中的被譯為 「a sea of people」，《豐乳肥臀》中的「呆若木雞」被譯為 「stunned」，《蛙》中的被譯為 「stood like wooden statues」，《豐乳肥臀》中的「輕車熟路」被譯為 「You』ve down this road before」，《蛙》中的被譯為 「like a cart that knows the way」 等。這些相同意象話語在不同小說中不同時期的譯文最能反映同一譯者前後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當然，基於相關語料庫的統計分析將會更有說服力。
由上可知，如果撇開外部因素對葛譯生成的影響，單從五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而言，葛浩文前後的翻譯策略的確有所改變，後期更加注重意象的保留，更加注重傳達原文以及原語文化的異質性，但筆者覺得與其說葛浩文的前後翻譯策略發生了轉向，不如說後期的翻譯策略更強調異化，是對前期翻譯策略的一種強化，因為前期三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也都保留了一半以上的意象，異化一開始就是葛譯的主導策略。然而，如果加上外部因素對葛譯生成的影響（包括意識形態與目的語詩學等），尤其是小說內容與結構上的歸化式刪改現象（在早期小說英譯中更為常見），認為葛譯的翻譯策略前後發生了轉向（如從求同到存異，從操縱到對話、從目的語導向到原文導向）也是不無道理的。
四、葛浩文翻譯策略演變的原因簡析
葛浩文翻譯策略前後發生的變化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是強化型的，而不是徹底轉向的。如果有分水嶺的話，筆者傾向於把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葛浩文前後翻譯策略發生變化的主要分水嶺。從上述莫言五部小說中意象話語的翻譯而言，基本上也是這樣的，2013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譯本以及2014年出版的《蛙》英譯本相對前面的三個譯本保留了原文中更多的意象，譯文也鮮有內容刪減或結構調整等現象。
葛浩文前後翻譯策略發生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過去的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也大大提高，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對中國文化也激起了一定的好奇心，包括中國文學作品。在這種大環境下，雖然中國文學作品在國外至今依然比較「冷門」，真正走出去面臨著重重困難，但畢竟越來越多的國外讀者開始關注，從通過閱讀小說來了解中國的社會與歷史到越來越關注中國文學作品本身的文學性與藝術性及其對人性的探尋。當然，這和葛浩文等國外翻譯家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積極譯介與大力宣傳也是分不開的。其次，葛浩文在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文化場域內逐漸獲得了話語權，擁有「首席翻譯家」的稱號，積累了雄厚的象徵資本，開始自樹權威，「正在用他的最新譯作，去重新定義什麼是優秀的翻譯文學作品」（賈燕芹 2016:227）。如果說葛浩文早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受出版社、贊助人、意識形態、目的語詩學等外部因素影響較大的話（如根據出版社與編輯的要求或建議精簡小說內容，調整小說結構等），後期受到的外界影響則相對較小，譯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與選擇權，也更容易取信於人，更有利於在自己翻譯觀的指導下自主選擇相應的翻譯策略。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中的翻譯方法與翻譯策略，就其本質而言，折射的是跨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語言文化的異質性、如何對待他者文化的倫理問題（劉雲虹、許鈞 2016:74）。鑑於葛浩文本人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熱愛，在他獲得話語權之後，自然會傾向於更多地保留差異，更加尊重中國語言與文化。最後，任何文學作品的翻譯都是歸化與異化的雜合體，譯者會根據不同的時間階段調整自己的翻譯策略。弱勢文化國家中的文學作品要想打入強勢文化國家之中（如把中國文學作品譯介到美國），開始階段譯者往往採取相對歸化的翻譯策略，以符合目的語的詩學規範，用一種比較流暢的、透明的譯文贏得讀者的認可，給人一種仿佛用目的語寫作的感覺。韋努蒂對這種歸化傾向進行過批判，認為其本質上是一種種族中心暴力（Venuti 2004）。然而，由於中西文化交流中「時間差」和「語言差」的存在（謝天振 2014:250-253），這種歸化式翻譯策略在弱勢民族文學向強勢民族文學圈內打入的初期，又似乎是一種必需的「暴力」手段。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有遠見、有責任的譯者便會選擇更多地傳達文化差異，以更加有效地促進跨文化交流。在李文靜（2012）對葛浩文與夫人林麗君的訪談中，葛浩文也說自己要比夫人更加注重傳達原文的異國情調，他如果也像夫人那樣用地道的英文讓譯文變得更加流暢與透明的話，就會讓自己變得像殖民者一樣。若再往後看的話，隨著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加，西方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將隨之提高，到時，無論是西方讀者還是中國作家，都會對翻譯的忠實性和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畢竟原汁原味的譯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現文學作品的魅力（劉雲虹、許鈞 2014:16）。換言之，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文化的翻譯和接受總是處於歷史演變過程中，因此中國文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接受情況也不會是靜止不變的（許鈞、曹丹紅 2014:4）。國內外各種外部接受環境的歷史變遷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譯者的翻譯策略也是流變的（也會影響譯者的翻譯觀），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徵。這就啟發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者要審時度勢，做到人與環境的相互適應，或者適度地超越環境也未嘗不可。
五、結 語
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研究首先要持一種歷史眼光與辯證立場，可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著手。譯文宏觀層面的變動與調整大多是受外部因素的影響。本文之所以選擇較為微觀的意象話語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於其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小，更能體現譯者的自主性與策略的流變性，不管譯者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選擇。研究發現，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前後策略的確有所變化，後期更加注重保留原文的意象，傳達原語文化的異質性。但針對意象話語的翻譯而言，保留意象或異化策略一直是佔主導地位的，只是前後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想把這個話題更加深入地研究下去，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以及更多作家不同時間段的更多譯文作對比（包括翻譯研究的語料庫方法）是可行的途徑，也更能全面而真實地反映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這種歷史的、辯證的、動態的翻譯策略研究對中國文學走出去和文學翻譯批評無疑具有更大的啟示。
致謝：感謝浙江大學翻譯專業2014級徐戈涵、李博愛兩位同學協助搜集語料！
參考文獻
[1]Goldblatt, H. Sandalwood Death: A Novel (Trans.) [M]. Norma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3.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葛浩文．葛浩文隨筆（史國強編，閆怡恂譯）[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4．
[4]何元媛．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的策略嬗變——以《紅高粱》、《酒國》、《生死疲勞》為例[D]．湖南工業大學，2015．
[5]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J]．中國翻譯，2010，（6）：10-16．
[6]賈燕芹．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7]李文靜．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漢英翻譯家葛浩文與林麗君訪談錄[J]．中國翻譯，2012，（1）：57-60．
[8]劉雲虹．翻譯批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9]劉雲虹、許鈞．文學翻譯模式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關於葛浩文的翻譯[J]．外國語，2014，（3）：6-17．
[10]劉雲虹、許鈞．異的考驗——關於翻譯倫理的對談[J]．外國語，2016，（3）：70-77．
[11]盧巧丹．莫言小說《檀香刑》在英語世界的文化行旅[J]．小說評論，2015，（4）：48-55．
[12]覃江華、劉軍平．一心翻譯夢，萬古芳風流——葛浩文的翻譯人生與翻譯思想[J]．東方翻譯，2012，（6）：42-49．
[13]史國強．葛浩文的「隱」與「不隱」：讀英譯《豐乳肥臀》[J]．當代作家評論，2013，（1）：76-80．
[14]孫會軍．葛浩文和他的中國文學譯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15]文軍、王小川、賴甜．葛浩文翻譯觀探究[J]．外語教學，2007，（6）：78-80．
[16]謝天振．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17]許鈞、曹丹紅．翻譯的使命與翻譯學科建設——許鈞教授訪談[J]．南京社會科學，2014，（2）：1-7．
[18]許詩焱．基於翻譯過程的葛浩文翻譯研究——以《幹校六記》英譯本的翻譯過程為例[J]．外國語，2016，（5）：95-103．
作者簡介
馮全功，南開大學翻譯學博士，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紅樓夢》翻譯與翻譯修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