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加受到學界關注，各類著述不斷湧現。張國剛教授的《中西文化關係通史》上下兩卷，氣勢恢宏，是近年來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成果。此書有以下兩點值得關注：
第一，達通古今。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領域，從張星烺六卷本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到馮承鈞對法國漢學界中西文化交通史名著的翻譯，都為學術界積累了重要歷史文獻。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意義重大，但在一些方面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各界新的需求。何芳川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兩卷是多位學者合作的結果，內容豐富，但因全書按照國家和地區來敘述，從而使整體歷史感受到影響。近些年來，在各個斷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均有精彩之作湧現，諸如劉迎勝的元蒙史研究、湯開建的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都成績斐然，但以一人之力打通古今之作的通史性研究著作十分罕見，張國剛的這部作品是近些年來第一本。嚴耕望先生談到治史時曾說，治史要「專精」與「博通」，這兩條兼顧，對學者是很高的要求。而《中西文化關係通史》上卷「從張騫到鄭和」、下卷「從利瑪竇到馬戛爾尼」，貫通古今，將專精與博通融為一體。該書實際是張國剛長期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個系統總結。隋唐史研究，是他的學問起點，留德以後又致力於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德國漢學史研究，成績卓然。有了相關斷代史的深入研究基礎，再做通史研究自然能夠做到通達。因此，該書是我國近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個標誌性成果，值得關注。
第二，文明互鑑。本書選取「中國與西部世界交往和文化關係的相關史實」，構成自己的序列，不僅給中西文化關係史賦予了新的視角與內涵，而且凸顯了對人類文明互鑑的關注與思考。在處理1500年以後中西文化交流史時，作者進行了化繁為簡的安排。下卷尤為重視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並以此為主線闡述文明的交流與對話，全書寫到馬戛爾尼來華為止。如此謀篇布局，既不與上卷章目如出一轍，更能凸顯1500年前後中西文化交流的各自特點與重心。重點考察了耶穌會士如何進入中國，如何傳教，如何描繪記錄中國，如何影響歐洲認識中國，又是如何影響中國認識歐洲。耶穌會士不僅帶來了中西的物質文明交流，而且也塑造著中西彼此眼中的形象。這種探索也關涉如何從整體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問題。作者在序言中說：「19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的帝國主義階段，像中國這種不曾如印度那樣完全淪為殖民地的主權國家，也因為鴉片戰爭而被迫打開了國門，腳步沉重地邁向了近代；西學東漸日益強盛，以致出現西潮洶湧的另外一種單向流動的局面。」這是一個從長時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作出的判斷。筆者在10年前的大航海叢書序言中曾說，19世紀是西方人的世紀，晚清的敗局刺激了每一個中國人，從此，「救亡圖存」「變法維新」成為中國的兩面旗幟。而要達到這兩條，只有學習西方。如梁啓超所說「參西法以救中國」，當「盡取西人之所學而學之」。毛澤東同志後來也描述過當時的情景，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在嚴酷的事實面前，東西方關係完全失衡了。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關頭，人們似乎別無他路，這種局面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五四運動時期。從此，在東西方關係上，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似乎成為一種難以破除的二元對峙定式。
百年煙雲，滄海一粟。回顧漫長的中西思想交流歷程，我們應從整體上對中西關係做新的思考，或者說我們應將中國放入世界近代化的進程中，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重新考慮中國的文化和思想發展問題。如果從文明互鑑的長時段歷史來看，晚清只是彈指一揮間。而從張騫到馬戛爾尼的這段文化交流歷史方能更好地展示出文明的多彩、平等與包容。走出「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峙，在宏大歷史進程中重新思考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價值，是我們今天的重要任務。
（作者：張西平，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