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
原標題：讓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尚福林：四個變化六大關係是重點
1月11日，第十八屆中國企業發展高層論壇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論壇上，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原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閉幕演講中指出，積極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家金融改革四十年的一條清晰脈絡。
而想要更好地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需要面對當下經濟運行中的四個重要趨勢性變化，處理好金融領域的六大關係。
積極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國家金融改革四十年的一條清晰脈絡
尚福林稱，我國經濟現在正處在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尚福林認為，在經濟改革發展和突破的重要節點，對於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質量以及效能的金融領域的關鍵環節進行重點改革和創新，在為創造經濟奇蹟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的同時也推動金融自身的現代化。
尚福林表示，每當金融發展處於一個節點的時候，都有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會極大地推進金融的現代化建設。金融的改革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改革四十年來對金融的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和成功的經驗。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四個重要趨勢性變化
尚福林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想要更好地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需要對當前經濟運行當中的幾個重要的趨勢性變化進行分析。
一、經濟增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金融發展要和經濟增長模式相匹配
尚福林稱，中國經濟前期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以今年為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將邁入新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經濟運行會呈現新的特點：經濟增速會逐漸回落。
尚福林表示，面對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們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同時，已經進入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經濟增長和經濟風險相伴，過去高速增長的方式將成為歷史，增長模式正在轉向創新增長，金融發展要和經濟增長模式相匹配。
二、產業結構向不斷優化升級轉變
尚福林表示，對於金融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價值和產品的附加值，意味著大量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金融也在化解產能過剩當中的殭屍企業除清的陣痛，減少殭屍企業對金融資源的低效擠壓，進一步提高金融資源的效能。
三、經濟增長要素向內需和消費拉動轉變
尚福林稱，近兩年來由於整個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我國外貿依存度正在下降，內需實際上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過去十年間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100%，內需的增長超過外貿增長。
同時，尚福林表示，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在過去十年當中不斷鞏固，中高收入人群從消費趨勢轉變，消費規模也在逐步擴大，消費結構升級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四、宏觀調控正在向多重目標轉變
尚福林表示，近兩年出現的情況是CPI居民消費指數和PPI工業價格指數走勢背離，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特別是貨幣政策目標取向比較困難，抑制居民消費走勢價格上漲，要把通貨膨脹控制在適當的水平，應該採取比較緊的貨幣政策。要促進工業價格指數回歸就需要比較寬鬆的刺激政策，宏觀調控就應該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這樣保持流動性更加充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金融環境和政策取向。
當前金融領域需要處理好這六大關係
尚福林表示，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金融領域不平衡、不適應的發展也開始顯現，金融自身的高質量面臨著多重挑戰，如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重點需要從全局角度處理好六大關係。
一、貨幣供應和投資轉化的關係
尚福林指出，當前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和名義GDP增速不匹配，要重點關注兩個方面：
一方面需要改善貨幣供應量，促進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足的同時也要防範過於寬鬆的貨幣供給發生邊際效應的遞減，導致從實體經濟溢出的金融體系中斷。
另一方面要把貨幣轉化為信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有效需求不足，為繼續擴張形成一定製約，加上儲蓄處於下降趨勢，要警惕投資轉化效率下降。
二、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關係
尚福林表示，現真正能做到直接融資的金融企業佔比很小。近期債券市場民營小企業違約的比較多，市場認可度不是很高，這樣就會使市場的流動性比較差，融資的難度也會更高。
而間接融資領域本應該通過資本市場解決融資需求和孵化階段的企業，由於企業自身財務數據不全，自身信用積累不足，缺少抵押物等等問題，也在加劇融資難融資貴，近幾年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還有很多企業面臨著不小的難度。
三、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需求的關係
尚福林指出，長期資金需求和短期資金供給的問題，產業需要與融資期限相適應，特別是製造業投資周期長，投資量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中央多次提出支持中長期投資。
尚福林指出，目前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當前的市場環境下銀行利率下降的風險確實還是很大，老百姓把錢存在銀行裡面要是跑不贏通貨膨脹率就可能是負收益，必須保證一定利率水平才能跑贏通貨膨脹率，但這種下降水平畢竟是有限的，而且還是有一定的約束。
四、金融風險與企業經營風險的關係
尚福林稱，企業在經濟轉型升級的大環境當中面臨著生產成本上升，合規成本也在面臨增加的壓力，部分企業債務風險突出，殭屍企業出清引發的信貸風險也極易向金融體系傳染。
同時，金融風險暴露會加劇企業經營，經濟上升期盲目鋪攤子，偏離主業上規模擴張，忽視技術創新風險，以及在產業鏈當中的地位提升，這樣就會導致自身負債過高和競爭能力下降，經濟下行階段金融槓桿效益有可能會進一步放大企業債務負擔和融資困境。
五、金融服務和民生保障的關係
尚福林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金融領域集中體現在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
他認為，應當特別關注三個方面：
1）服務的可得性，普惠金融既是金融服務當中的重點和難點，殭屍企業要儘快出清；
2）服務的多樣性，金融服務的同質化、個性化、特色化不足，部分區域行業風險比較集中；
3）綜合服務成本仍然偏高，這也影響集中服務的質量，制約小微企業的發展。
六、市場配置與政策配套的關係
尚福林指出，一方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發揮市場重點調節機制。另一方面面對當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由於金融市場有很強的順周期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需要根據形勢調整，引導結構調整優化方面發揮好協調作用。
給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六點建議
金融業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對此，尚福林提出六個方面的建議：
一、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目的
尚福林表示，金融還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是金融的天職，也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尚福林表示，首先，要堅持金融的基本規律，注重防範風險。此外，要繼續優化金融供給結構，堅持用改革的辦法做好金融體系的整體謀劃。
尚福林稱，人大推進審議通過之後的證券法也是完善資本市場的基礎，可以說是一個重要舉措，為推動政策治理和其它資本市場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於更好地發揮集聚資本、配置資源、促進創新的功能。另一方面，以註冊制改革為契機也可以提升證券公司在企業上市當中的作用，通過市場選擇形成倒逼機制，提升證券行業的質量和競爭力。
二、構建多層次、廣覆蓋的銀行體系
尚福林表示，構建多層次、廣覆蓋的銀行體系，提高銀行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是金融供給側的重頭戲。
尚福林指出，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銀行在整個金融體系當中產佔的比率還是在95%，這是最大的。
尚福林表示，我們國家大銀行五家是比較大的，再加上三家政策性銀行，十二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他在銀行當中佔的比重已經超過是70%，剩下的農商行、農村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是20%，如果說大銀行搞大項目，小銀行支持小企業，小銀行是擔不起這個責任的，所以首先第一還是要大銀行業務支持小企業。
三、增強保險的保障功能
尚福林表示，要增強保險的保障功能，發揮好減振器和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四、繼續提升金融供給的質量
尚福林表示，一是要堅守定位，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最大的特點就是要不完全以金融機構自身的最大化為發展導向。
二是練好內功，最重要的按照現代企業的制度要求，完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從根源上解決機構發展的內在體制機制問題，同時針對經營過程當中出現的新情況。
三是科技賦能。金融科技運用現代科技現代技術，是提升金融體系活力的重要源泉，現在網際網路和大數據發展以後，就應該更好的合理的運用這些金融科技，這樣有助於降低服務成本，更加靈活便捷、高效的響應社會需求，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五、實業控股釋放，擴大開放強大動力
尚福林表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金融業也要順應擴大對外開放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變外部壓力為內生動力，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一是在制度型開放轉變過程當中提升自身的能力，隨著金融開放制度規則的不斷完善和前期的重大開放落地，開放的政策紅利和對外資的吸引力還將繼續釋放，這也正是學習和引進國際先進同業的理念和技術方法，提升自己的寶貴機會。
二是抓住我國發展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日益與世界金融相互聯繫，日益緊密，相互影響，日益增強。
六、持續改善營商環境
尚福林稱，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有利於完善市場基礎性制度和政策調節。
尚福林指出，一個是要完善信用環境，二是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三是要優化政策環境。
尚福林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支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從消費、投資等政策形成合力，既然提出來了，形成政策合力，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一步構建開放、透明、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