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分析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於受到冷戰的影響，這一原則在西方國家不斷受到質疑和否定。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柴契爾、裡根等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領導人上臺為標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被迫告別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時代，大規模推行私有化，全面轉向哈耶克、弗裡德曼等經濟學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告別馬克思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社會思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工人問題研究者常常被「為什麼不」的問題所困擾，不得不去思考為什麼馬克思預言的革命沒有到來的問題。①遺憾的是，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的結構性變化，另一方面又誇大了意識形態的作用。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歷程是一個逐步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否定階級鬥爭的過程。1978年，新的領導班子「撥亂反正」，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定》，把共和國前三十年所犯的錯誤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了徹底的批判；新的指導思想「發展才是硬道理」被各級政府奉為圭皋。同時，執政黨把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國家的發展目標。由此，現代化理論成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導思想，階層分析取代階級分析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流。這種去政治化的過程最終導致了「階級話語的消逝」。②弔詭的是，就在中國社會的階級話語逐漸消逝的時候，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階級群體卻正在艱難地形成之中。③
潘毅博士一直以強大的行動力和回歸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學術主張而著稱。2005年，她的《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榮獲C. Wright Mills獎，成為首位獲得此獎的亞洲學者。但是，她對這本書的後現代主義分析方法和過於微觀的解讀視角越來越不滿意，她認為把階級問題邊緣化是這本書最嚴重的缺點。當她回國後走進一個叫「女工關懷」的NGO時開始研究馬克思，並能夠自覺去對應權力和資本。2007年底，她開始調查建築工人時發現有不少建築工人打了一年工卻拿不到一分錢的情況，從而認識到中國農民工面臨的問題比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問題更加殘酷。④最近，她和盧暉臨博士、張慧鵬碩士共同出版了新作《大工地：城市建築工人的生存圖景》⑤，用階級分析的視角和方法向我們展示了處於世界工地中的中國建築業農民工的工作狀態和日常生活，展現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處理轉型中國勞工問題時的分析深度和解釋力度。
一、世界工地與建築工人階級的形成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建築工地上，活躍著近四千萬農民工。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的介紹，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市場，今後每年建築面積將達到16億到20億平方米，到2020年將新增建築面積200億平方米，約佔全球新建建築面積的40%左右，消耗了全球大約40%的水泥、鋼材等建築材料。⑥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取得了重大進展。截至2008年末，中國城鎮化率達到45.7%，擁有6.07億城鎮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⑦截至2009年末，中國城鎮化率為46.6%，城鎮人口達6.2億，城鎮化規模居全球第一。⑧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國際性大都市的興起，成為中國進入21世紀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
伴隨著城市的擴張的是地產資本的興起。自從1998年逐步實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來，中國房地產業獲得了井噴式的增長。開發商在十年內積累了巨額財富，創造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神話。截止到2010年中期，萬科公司的總資產已經超過1600億元，蟬聯全球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2009年胡潤百富榜的前10位富豪中有8位涉足房地產；前100位富豪中有51位涉足房地產。⑨與此同時，建築工人通過跳樓、爬塔吊、堵馬路、跳高架橋、圍堵政府等極端方式相威脅來討薪的事件時有發生，由此引發的悲劇也不絕於耳。這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某種悖論：建築業農民工工作在城市建設的最前線，卻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邊緣。遺憾的是，這一悖論並沒有被多少社會科學研究者所關注、描述和解釋。在關於農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獻裡，專門針對建築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數。可以說，潘毅、盧暉臨、張慧鵬的《大工地：城市建築工人的生存圖景》是國內第一部以建築業農民工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專著
潘毅和她的合作者們借鑑馬克思和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試圖將中國的農民工問題引入到社會轉型和工人階級形成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之中。無產階級化是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他們除了描述建築工人具有的一般農民工的基本特徵，還需要揭示建築工人自身的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他們主要採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親自走入建築工地去進行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談。他們力圖擺脫空洞的數字和抽象的描述，去還原建築工人生動鮮活的形象。同時，他們還採用了「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策略，與建築工人一起體驗討薪、工傷維權過程中的焦慮、義憤、無奈甚至絕望的心情。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建築工人，他們還隨同建築工人一起回到他們的家鄉，先後在河北保定、邢臺、邯鄲等地建築工人比較集中的四個村莊展開深入調查，了解華北農村真實的生活狀態。
二、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
當今中國的新工人階級——農民工——在國家和資本的共同作用下，從一誕生就面臨著各種結構性力量的壓制和破壞，只能維持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或「半無產階級化」的尷尬狀態。這種無產階級化狀態是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的複雜糅合。
（一）階級政治
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勞動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份的轉變，勞動者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由農業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城市人口，並在城市中逐漸紮根，形成新的社區，同時也從農民轉化為工人，形成新的工人階級。⑩中國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特殊性在於，農村人口在進入城市成為資本積累和被馴化的一個環節的同時，已經因為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農民工的身份烙印，而這恰恰有利於勞動剩餘價值的最大榨取。一方面，國家保留了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農民工始終無法獲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只佔他們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份，依然沒有在城市長期居住的可能性。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們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的狀態。{11}
（二）身份政治
在潘毅和她的合作者們看來，「農民工」這一特殊的身份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了社會基礎。{12}農民工在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份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於體制的過程，不管是出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還是出於社會管理的考慮，農民工在進入城市之前，其勞動價值已經被既有的體制貶低。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13}
馬克思認為，勞動異化狀態的極限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14}潘毅及其合作者卻發現，在當今中國的建築行業中，勞動者從屬於資本的極限被進一步拓展，異化狀態的頂點是必須把勞動者維持在不完整的工人的狀態，才能維持其作為肉體的主體；而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還不能是完整的工人。{15}
簡而言之，潘毅及其合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當前中國農民工身份政治的奧妙：今天中國的建築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國家體制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份，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就已經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在進入城市的生產領域之前，就已經被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16}
三、分包勞動體制：建築業工資拖欠的根源
拖欠工資是建築業的老大難問題。一般看法認為，「黑心」的包工頭是拖欠建築工人工資的罪魁禍首。但潘毅等人的調查表明，包工頭本身也常常成為被拖欠工程款的對象。他們發現，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是當前中國建築行業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徵，也是屢禁不絕的建築行業工資拖欠現象的根源。
（一）層層分包是當前中國建築業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徵
潘毅等人指出，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的建築史上，分包體制都不是唯一的組織方式。新中國六十年的建築史上，分包體制也曾兩度被廢除。建築業分包體制的重新出現，是80年代以來城市改革的伴生物。三十年來，中國建築業的發展歷史是一部國家逐漸讓出管制空間，資本為追求靈活積累而愈加肆虐的歷史。分包體制的出現是在外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管制全部放鬆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彈性積累機制。{17
在當前建築業分包勞動體制中，包工頭位於最基層的位置，同時發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構成了層層分包勞動體制的核心。包工頭與其下屬的建築工人之間存在著老鄉關係，這種鄉村社會原有的社會關係的保留是建築業分包勞動體制的一個基本特色。這種老鄉關係的實質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這種人身依附關係發展出一套異化勞動方式，塑造出比血汗工廠的勞動條件還要差的「血汗工地」。
（二）資本彈性積累與遮蔽性勞動關係
潘毅等人從三個方面解答了工資拖欠問題是如何發生的，揭示出分包勞動體制下資本靈活積累的秘密。這三個方面分別是：逐級墊付，資本捲入；責任下放，風險轉嫁；化整為零，削減勢力。{18}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不僅是一個靈活鬆散的管理體制，也是一個靈活機動的資本積累體系。首先，生產過程本身也是一個融資的過程。其次，層層下放生產任務的同時，生產過程中的風險以及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也被逐級下放。最後，經過層層分包，工人被分散到一個個獨立的小單位中，避免了工人與公司之間直接發生關聯。最終出現的結果是，在這一層層分包的生產鏈條中，一旦出現任何風險，最後都會落到每一個普通的建築工人身上。
在分包勞動體制下，管理責任下放到包工頭一級，其實是把建築工人置入一種被遮蔽的勞資關係中，公司與建築工人之間的勞動關係隱藏在包工頭和工人之間的鄉村社會關係背後。勞動關係和人際關係交織在一起，使工人經常只能看到人際關係，而無法看清楚根本性的勞動關係。分包勞動體制使建築業農民工在生產領域的勞動關係變得模糊不清。{19}
簡言之，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同時融合了鄉村社會關係和工業化社會的資本積累形式。一方面，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雙重轉型過程中，農民工對鄉村社會關係的庇護有一定的需求，使分包勞動體製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在分包勞動體制下，資本通過下放責任、捲入資本、削減抗爭勢力等方式對分包勞動體制加以利用，既實現了靈活積累，也將勞動關係遮蔽在人際關係之中。分包勞動體制使中國的建築工人在事實上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同時，其勞動關係卻被一層層地遮蔽，從而陷入到勞動關係缺失的困境當中。{20}
四、階級分析方法的回歸
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多人的新工人階級群體逐漸形成。是否應該從階級的視角來看待和分析當前的農民工問題，在中國社會學界尚存在巨大的分歧。階層分析視角仍然在當前的轉型社會研究中佔據著主流地位，他們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的制度文化能夠解決農民工問題。而階級分析視角則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他們主張，只有將處於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製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21}
潘毅等人的《大工地：城市建築工人的生存圖景》為階級分析視角的擁護者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向人們展示了階級分析方法在理解轉型中國社會農民工問題時的深刻性和解釋力。對馬克思階級分析方法感興趣的讀者來說，《大工地：城市建築工人的生存圖景》是一本值得認真閱讀的實證研究著作。
（本文來源於《開放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