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是金元之際，在宋金雜劇的基礎上，融合此時期的音樂、說唱、舞蹈等藝術而形成的戲曲藝術，它形成的時期比南戲要稍遲。元雜劇由四套北曲構成，中間穿插「白」（對話、獨白）、科（動作），從而敷衍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四套北曲既是四個音樂單元，也是四個情節單元，剛好應對一個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個組成部分，或者叫起承轉合四個環節。一套北曲構成的音樂情節單元，即一「折」。如果劇情需另外交代某些情節，可以加一個楔子。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元雜劇「四折一楔子」的結構。
因此，元雜劇構成的重心是四套曲子，這種音樂文學是在北方地區盛行的音樂曲調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隋唐時期，北方地區就流行曲子詞，比如現在還能讀到的「敦煌曲子詞」。這種形式被文人使用後，就逐漸雅化，變成了五代詞、宋詞，成為古代文學上的經典。但民間仍然有創作歌唱通俗的曲子詞之傳統。北宋中後期，中下層文人開始寫一種滑稽搞笑的曲子，與正統文人詞大有異趣。徽宗時的曹組寫過一首叫【紅窗迥】的詞：春鬧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裡。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懲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個弓樣鞋，夜間伴你。
這是一首詠腳的詞，語言滑稽通俗，充滿自嘲的意味，但當上官之後，腳穿朝靴，坐著轎子，晚上有嬌娥陪伴，又非常符合民間對功名富貴的認識。這首詞在用語和整體風格上與元曲極為相似，可見宋代這種滑稽詞對元曲的影響。金元時代的北方地區流行起少數民族的音樂曲調，又出現不少新的曲調和歌詩。同時，因為說唱文學諸宮調的興起，這些曲調被統一於不同的宮調，並且組成聯套的方式來歌詠故事，則元雜劇的套曲就慢慢形成了。
元代蒙古貴族統治中原，把天下民眾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是天下的主子；色目人指西域一些少數民族，漢人是指北方地區的漢族，因為他們較早就在蒙元的統治之下，所以統治者比較放心，地位也相應較高；最低賤的是南人，即蒙古滅南宋後南方的漢人，他們最後融入元朝，成為統治者最不信任、防範最嚴、地位最低的一類人。此外，元朝政府在前中期八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廢除了科舉制度，這是隋唐以來一次巨變。漢族知識分子把出將入相作為人生追求，而科舉考試是他們通向仕途的必經之路，可現在這條路被掐斷了。
漢族人整體受到凌辱和歧視，除了讀書寫作無一技之長的知識分子更是淪落到了社會的底層，地位一下跌入深淵，所謂「十儒九丐」，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竟排在了妓女、乞丐之後。元雜劇家馬致遠寫過一部叫《薦福碑》的戲：範仲淹想提攜窮文士張鎬，給了他三封信，讓他去找三個人，會獲得幫助。張鎬找第一個人，住到人家第一晚主人就死了；去找第二個人，路上又聽到主人暴斃的噩耗。他也無心去找第三人，不想差點被人追殺。逃過一劫後，他寄居到薦福寺中。長老聽說張鎬悲慘遭遇後，很同情他，就告訴張鎬，寺內薦福碑上刻的是顏真卿的真跡，不妨明天去拓印幾千本出售，弄些盤纏上京考試去。不想到晚上，雷電交加，第二天起床一看，薦福碑被雷劈碎了。張鎬走投無路，要到撞樹而死的地步。
這部戲很有寓意，故有諺語說「時來風送膝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馬致遠借張鎬的坎坷命運，訴說的是整個元代知識分子鬱郁不得志的憤恨。這是元代知識分子命運的真實寫照。走投無路之下，畢竟現實人生中不能真的一死了之。而此時雜劇市場方興未艾，文人們大多寄情歌舞，一來可以宣洩心中不平之氣，二來可以通過編劇本混口飯吃。
真是所謂「悲憤出詩人」了，不經意間，元代文人因為自身悲慘的命運，而有了更多接觸下層的機會，有了更深切的對底層社會的認識和共鳴，並且用一支支生花妙筆，書寫出元雜劇瑰麗的篇章。元雜劇能成為戲曲史上的高峰，也是與出現一些偉大作家和作品分不開的。大體上來說，元雜劇分前後兩期，前期近百年時間是雜劇的巔峰期，著名作家作品如雨後春筍；後期比較沉寂，主要是元代又恢復了科舉，文人又致力於仕途；另外，後期國家的重心轉移到南方地區，元雜劇離開了孕育、培植其發展的音樂、文學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