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於石
大盂鼎，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西周最大的青銅器，鼎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腹深49釐米，重153.5千克。造型為圓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裝飾有饕餮紋、獸面紋。鼎內鑄有19行銘文，分2段，共291字。銘文記載了大盂鼎的鑄造時間為周康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1003年。
1894年，大盂鼎在地下埋藏了近三千年後，從中國陝西省岐山縣出土。大盂鼎出土面世之後，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經歷了諸多人的轉手，充滿了曲折的傳奇經歷。先是清道光時期的歧山首富宋金鑑把銅鼎買下，因器形巨大，十分引人注目，鼎很快被歧山縣令周庚盛佔有，周庚盛又把鼎轉賣給北京的古董商人。
宋金鑑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宋氏後人以700兩白銀賣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旋即將大盂鼎獻給上司左宗棠以表孝心。左宗棠得鼎後為謝當年潘祖蔭搭救之恩遂把寶鼎贈給了自己的恩人。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其間，潘祖蔭死後，寶鼎交由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死後又由兒媳潘達於接管。
在經過了兩江總督端方的多次威逼利誘，又躲過了日軍的多次搜查，抗日戰爭勝利後，1951年潘氏的後人潘達於把寶鼎（大盂鼎、大克鼎）和收藏的其他文物一塊捐獻給了國家。大盂鼎為上海博物館收藏，1959年又轉交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從此，大盂鼎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大盂鼎之所以寶貴，首先是它的銘文內容非常重要，對於考古學、文字學和歷史學等都具有珍貴的價值。
它首先印證了西周人所謂的天命觀。西周人認為很多事情都是上天的旨意，西周滅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這個天命觀在大盂鼎裡得到了印證。接下來就總結，商為什麼滅亡的，西周的王說，商人酗酒過度，這個跟歷史記載也是相印證，而且他說這個話的目的是提醒盂，要盂引以為誡，可見王對盂是多麼的重視，王讓盂鎮守東方，所以給盂很多的賞賜，給車馬、給家奴，一千七百零九人(有的專家認為以上1726人都是奴隸)。因這些事情非常重要，所以盂要紀念這件事，於是就鑄了這個寶鼎，並把銘文刻上去，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這些內容對於了解西周早期的歷史是極其重要的，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因而，大盂鼎銘文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成為歷代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的寶貴之處還在於銘文書法，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異、凝重、雄奇恣放、質樸平正等種類，《大盂鼎》屬於瑰異凝重這一類，它既瑰麗又神秘，又凝重，故銘文大字體現出莊嚴的美、凝重的美，在成康時期的金文中，以書法的成就而言，《大盂鼎》是首屈一指的，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開《張遷碑》、《龍門造像》之先河，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加之大盂鼎器形巨大，造型端莊堂皇、渾厚雄偉，故作品更呈現出一種磅礴氣勢和恢弘的格局，從而為世人所矚目。
其書法點畫線條起筆、收筆皆尖，有些還帶有頭粗尾細的變化，拿它和商陶文中的墨書、甲骨文中的朱書相比，可以發現此器殘存的手寫體風格痕跡。澆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因為在書制金文的過程中要經過加工修飾，所以與用毛筆在宣紙上書寫出來的字會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在臨寫的時候，要透過刻鑄的特點去體會它在書寫時的用筆。
銘文中有一些字，如「有」「受」「又」「氏」波折明顯，這是一種用筆的提按意識，在金文上後來就沒有啦，只這個時期有這種提按。這種筆畫，就是從商金文到大盂鼎最典型的肥筆「捺刀」，這是手寫體的一種現象，它是在刻意地修飾誇張之後，從而成為一種標誌性的風格樣式。
此後的晉、楚等國鳥蟲書，凡是線條做肥瘦變化的作品，也都是以手寫體為基礎加以修飾而成的。只有明白了這些，我們在臨寫大盂鼎的時候，才可以避免書寫時需要反覆描畫的弊端。換句話說，也就是臨大盂鼎，不可畫字，也不能用周中晚期成熟的大篆筆法，要使商、周金文兼收並蓄，正體與手寫體交互使用，方圓並出，才可以寫出大盂鼎這類風格的神採來。
在當下書法適應時代發展，正作為一種專門的藝術走向市場，尤其近幾屆書法國展，廣大書法愛好者已經不滿足於楷、行、草書這些常規字體的書寫，開始將眼光朝向先秦時期的金文。事實上金文的一些書寫方式對於後世的書法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引導作用，今天，金文書法又煥發出璀璨耀眼的盛世光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