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詹宏志離開家鄉南投縣草屯鎮，帶著半條棉被、兩件襯衫、一本《荒漠甘泉》，高分考入臺大經濟系。棉被的另一半被他哥帶走，那本《荒漠甘泉》是中學老師所贈，因為蔣經國的推薦成為當時的熱門書。
行李中還有一把「扁鑽」——壓扁的長鐵釘，是那一代臺灣人小時候所能擁有的最便宜的防身武器。
臨行前，母親只吩咐他兩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萬不要寫文章。當時略有文藝傾向的小孩大都受過此類教訓，母親們別無所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苟全性命於亂世」。
大學一年之後，詹宏志準備丟掉那半條舊棉被，整理房間時，那把扁鑽「哐當」掉在地上，他想了想，決定把扁鑽也扔了。他覺得自己再也不會用到它。
畢業後，他輾轉做了多份工作，不斷地轉行，前後擁有過兩百多張不同的名片——編輯、出版人、雜誌主編、電影製片、唱片公司老闆、網絡公司董事長……自己也寫文章，沒有一份工作符合母親當初的要求，幾乎樣樣都是著書立說、公共發言。
1980年代臺灣文化推手
詹宏志是七八十年代臺灣文藝圈繞不開的人物。《聯合報》副刊編輯出身，繼而辦報、辦雜誌、經營唱片，偶爾在電影中客串一個路人甲的角色。
他是《臺灣新電影宣言》的起草人，擔任過《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多桑》等經典電影的監製或製作人；他是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等作家的出版人，由他創辦的城邦文化目前是臺灣最大的出版集團。因為大多數工作都位居幕後，那些導演、作家朋友都比他更有名。
1980年代後期，詹宏志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臺灣社會變遷的作品——《趨勢索隱》、《趨勢報告》、《城市觀察》等，佔據臺灣金石堂圖書排行榜頭名幾乎一整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那些書，讓他後來「在社會上浪得一點虛名」。
他在書裡效仿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寫的是臺灣的「小趨勢」。說小也不小，從政治權利的分散寫到商業文明的興起，從城鄉關係寫到男女關係，兼論老齡化、中產階級、核能發電、醫療體系、創業風潮等諸多社會現象。人們稱他為「趨勢專家」，大老闆們請他去講課，藍綠兩黨同時拋來橄欖枝，大家都想把這個書呆子拽出書房，從他嘴裡套出點玄機，解釋臺灣，預測未來。
當時的臺灣處在經濟起飛的後期，政治經濟都在進步，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美國好像靠不住了，大陸又沒有完全開放，農民除了種米還要賣米，年輕人都去大城市裡尋找生計。剛到臺北時，詹宏志就「仿佛感覺到有一場社會的巨變要來臨」。念了點書之後，他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好，是因為它充滿了機會。壞，是因為我們必須選擇，再沒有一個簡單明確的軌跡供我們不假思索地追尋前進。」
返鄉一看，轟隆的挖掘機正在拆除舊屋、拓寬道路，路兩邊建起了新式洋房，開起了錄影帶租售店，亮起了霓虹燈，賣起了漢堡炸雞，「城市都到鄉村裡來了」——小時候，他就是在同樣的地點，穿過一片甘蔗田，走路去上學。
「從一個安定、沉靜、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變成另外一種面目，這就是我這個世代在臺灣面臨的過程。」
這是一個轉型時代的症候，詹宏志、侯孝賢、楊德昌等文化中堅都身處其中。侯孝賢從農村來到城市，楊德昌從美國回到臺灣，兩人電影中那些迷茫、憤怒的年輕人，多少都是在社會結構的劇變中失控。兩位導演儘管在後期分道揚鑣，但已然合力營造出一種反抗的氛圍，在風險和禁忌之中，對各種官方說法提出質疑。
在詹宏志看來，侯孝賢是「呈現者」，總在重現某個時期的氛圍、人的狀態，寧可把鏡頭拉遠一點，甚至把聲音抽掉，讓觀眾好像是不小心瞥見一般，「天地不仁，人世間就是這個樣子」。而楊德昌是一個「解釋者」，他的電影像論文，有前提、發展和結局，花很多力氣去鋪陳人的行為和社會大環境的關係。
作為觀眾，他被侯、楊二人的電影震撼，也為二人當時在臺灣電影工業中碰到困難而感到震驚，「有這樣的創作者，這個社會怎麼會不期望他們再有更好的機會，為什麼會有一種力量要攔住他、摧毀他？」
詹宏志並不是喜歡做電影，他只是看不得好電影被糟蹋。
他認為擲地有聲的《新電影運動宣言》還不夠有效，「語言上的對抗對創作無濟於事，讓一部作品出現，遠比10場論戰有意義」。他願意做的，是讓這些創作者趕快有戲可拍。
從此，他就成了導演和金主之間的「翻譯」、藝術與投資之間的橋梁。他的工作就是反覆與投資商溝通。為了摸索藝術電影的市場規律，他甚至想過繞開院線上映，嘗試賣書式的郵寄電影，甚至為導演發行公債。
他的第一次成功就是《悲情城市》。這是臺灣電影首次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獲獎，但這次巨大的成功很難複製。後來他幫楊德昌經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儘管在臺灣本土賠錢，世界各地的票房都不佳，但整體上盈利，足夠支撐下一次創作。那是他的得意之作。
如今，侯孝賢、楊德昌都已擁有大師之名，便常有人來向詹宏志討要當時的秘訣，因為他是在後期仍與兩位導演同時維持合作與友誼的極少數人之一。
他想這與他的性格有關，「看起來沒有情緒，從來也沒表達過情緒。」「但我必須說，他們最好的作品都是各自發展時做出來的，兩人繼續維持友誼和作品質量沒什麼關係。個性的差異、創作的自我意志，必然會把他們帶到愈遠的地方。」
1995年之後，詹宏志也漸漸淡出影壇。
與書的親密關係
「我並不知道電影是怎麼工作的，但我會想像如果書長成電影那樣，我應該怎麼工作。」
這就是詹宏志的法寶，每遇到一個問題，他都相信會有一本書裡有答案，每進入一個新行業，他都會拿書來作類比。「為什麼我不害怕去做一份我完全陌生的工作，就是因為我心裡偷偷相信，一定有人寫了這樣的書。在茫茫書海中，一定隱藏著一個朋友是那方面的專家，會幫我的忙。」
梁文道誇他是「絕代才子」，馬英九說他是「閱讀達人」，「藏書4萬餘冊，每年買2000本書，每小時閱讀10萬字」，這幾乎創造了華人閱讀的紀錄。詹宏志說：「印刷品這個形式供應了我對世界90%的理解。」
上大學時，他半夜兩點睡早上6點起，工作以後12點睡4點半起，早起晚睡多出的時間都獻給讀書，睡眠嚴格控制在5小時以內；上樓梯、過馬路、搭公交車，隨時都拿著書；等飛機、坐飛機、飛機延誤、被別人爽約，在他眼裡都成了開心的事情——又多出好多閱讀時間。
他把這樣的狀態比作酗酒，甚至吸毒，一天不打幾針，簡直沒法過活。
這時的他不再像是一個為文藝電影拉投資的「皮條客」，而是浮現出一副典型的書呆子形象，厚眼鏡，薄衣衫，舉止木訥，不修邊幅，喜歡掉書袋。他口才極好，待客周到，有求必應，大有成功人士的氣派。暴露他「書呆子」身份的是辦公室裡幾個將他包圍的落地大書櫃。
畢業時，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份可以上班看書而不被老闆罵的工作，於是，在出版界一混就是37年。
「我不是家裡讀書最好的人，但成績比我好的哥哥姐姐都很羨慕我，因為我從來沒有遷就別人的需求去讀書。」
上學以後，詹宏志開始自力更生去找書。從同學家裡借來過期的《讀者文摘》，運氣好的話，還能借到《胡適文存》和《朱自清全集》。初中時當上學習委員，負責保管集體訂閱的雜誌，每月一期的《幼獅文藝》幫他打開了現代文學的門縫。年紀尚小的詹宏志竟像一塊磁鐵，把鄉下所有能找到的書都吸到了自己周圍。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學告訴他，她弟弟有一套《世界各國童話故事全集》，詹宏志專程拜訪，用給小弟弟講故事為誘餌，換來了對那套故事集的閱讀權。整個星期，每天放學後他都泡在那本書裡，其中兩次因為回家太晚，挨了母親的雞毛撣子。
沒有理由不能忍受紙張變iPad
「我有我的來歷，從一個很匱乏的地方來。」詹宏志的許多童年玩伴念完初中就回家種田，從此以後只是翻翻報紙，連政府寄來的公文都要請別人過目。此後他自己的寫作，始終假想是為一個自己熟悉的人而寫，一個和他高中時期很像的年輕人，「我比他有經驗，但他很聰明、求知若渴，我認得他，我記得他，我是寫給他看的。」
即將在內地出版的《人生一瞬》、《綠光往事》等書是他對1960年代的回顧。詹宏志之前都以社會觀察者自居，不動聲色，不談自我，而在這幾本書裡，他寫阿姨們的婚事，寫父親的遺物，寫沒有盡頭的山路，寫小鎮裡的脫衣舞娘表演。書店裡甜蜜的味道、山林裡潮溼的感覺、童子夢裡的驚奇與美好，一點一點被他的文字召回。
1960年代，詹宏志還小，不能插手社會，世界對他來說就像靜物畫一樣。
1970年代，他以編輯的身份闖了進來，表達不滿，心懷期待，成了社會的麻煩。
如今，他功成名就，成為網絡公司董事長，經營一個名為PChome Online的網站，網際網路來勢洶洶，「書呆子」詹宏志竟然還是留下了自己的爪印。這個網站既是臺灣三大門戶網站之一，又是全臺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並是臺灣第一家上市的網際網路公司。此外，詹宏志還是最早在臺灣提出「電子報紙」的人，也最早在臺灣發展出「博客」的概念，由他創辦的個人新聞臺可以看作是UGC的前身。
他說：「我沒有改過行，是行改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個編輯——「一個創造溝通情境的人」，左邊是有話要說的人，右邊是渴望知識的人，他是那個中介者。「這幾乎解釋了我參與過的所有事情，包括網際網路在內。」
還是拿書來作類比，網絡就是一個「新的古騰堡」、一種新的印刷術。「紙張和印刷術在全世界範圍內普及也不超過兩百年，既然人可以忍受泥版變紙草，竹簡變絹布，那就沒有理由不能忍受紙張變iPad。」
詹宏志始終不甘落後，主動或被動地跟上了大家的步子，與新人新事打交道，而他周圍有些朋友，最輝煌、最投入的時刻就是在1980年代，從此以後，「世界好像停了下來」。
現在，詹宏志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不太鑽研新東西，開始做一些「收拾」的工作，比如把自己的人生寫進書裡。
至於他讀過的那成千上萬本書，竟然也開始漸漸地忘記。年輕的時候，他頗有一點過目不忘的本事，看書很容易進入狀況、很容易記得，現在卻常常記錯作者、記錯書名。那些書變得不能引述、無法炫耀。
年輕一代很少有人再像他那樣愛書。有一次他回鄉演講，問臺下的學生：
有沒有人讀過《白鯨記》？
有沒有人讀過《傲慢與偏見》？
有沒有人讀過白先勇？
《魯賓遜漂流記》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
答案要麼是否定，要麼是只看過卡通或日本漫畫。
他當然也遺憾，但並不著急。「每一個世代都有他接觸世界的方法，他有他的出路。我不相信有某一個世代會完全不讀書，大部分說下一代不讀書的人都是想提醒別人，他們自己讀了很多書。其實我們這一代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讀書，只是我恰巧讀書而已。我不能這樣說下一代，正如我的上一代不能這樣說我。每一個世代都有很有勁的人。論機會，比我晚一輩的人遠比我有機會，他們當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樣饑渴，他們會比我讀得更好。」
詹宏志舉了一個例子。初中時學英文，他對照讀梁實秋的譯本和莎士比亞的原文，發現《羅密歐與朱麗葉》裡的一場舞會提到「Lute」這個詞，查了梁實秋編的《遠東英漢字典》，才知道那是「魯特琴」，中古世紀歐洲的一種樂器。後來上大學，朋友介紹一本英文圖解字典，他偶然翻到「Lute」這一頁，看到一張照片，大吃一驚，原來這就是魯特琴的樣子。到了1995年，他有了電腦，買回來一套電子版百科全書，「Lute」詞條還搭配了聲音信息，一按下去，叮叮咚咚響起來，這就是魯特的琴聲。
讓所有的感官認識這個「Lute」，詹宏志用了二十多年。但如果他的兒子再看到這個詞，上網一搜便有幾千條介紹，形狀、聲音、演奏者、演奏方法、古譜，要什麼有什麼。詹宏志說：「你看，他一分鐘取得的知識是我20年的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