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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arthes: 「The Structural Activity」
R. Barthes: 「Soap-powder and Detergents」, 「The Great Family of Man」, in Mytholgies
2009年結構主義人類學大師列維·史特勞斯去世，享年101歲。報上登載了消息，有人發出驚嘆，史特勞斯活了這麼長，印象中結構主義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結構主義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登上舞臺，之後風靡一時，但很快後結構主義接踵而來，似乎結構主義就此偃旗息鼓了。其實，作為一種帶來革命性的觀念，結構主義的影響不能不用「巨大」兩個字來表述，儘管就文學文本分析的套路而言，結構主義並不像有些批評理論如精神分析那樣十分好用，或者說套用方便。但就思想開拓來說，結構主義應該是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跡。它樹立了形式主義的高峰，更是人文研究的「野心家」，試圖一網打盡各路研究的路數，原因很簡單，它聲稱要找到並能夠找到「深層結構」，也就是任何研究對象發生的規律，就文學研究而言，則是文學文本發生的規律。在這個方面，結構主義訴諸的是「大研究」的方式，是整體性研究，且很多時候，一個學科—比如，語言學發生的規律—的規律也是別的學科，比如文學的規律，至少在邏輯上而言，這個規律遵守一樣的發展方式。所以說，結構主義也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如此而言，類同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惹出了諸多麻煩。熱鬧一陣後，被所謂的「後學們」壓過了風頭，但回過頭來看，「結構」兩字似乎生長進了我們的腦子裡，拿不到了。
比如，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有一套書《走向未來》影響巨大，其中一本小書名叫《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從古羅馬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金觀濤、唐若昕著，1985），書很小，題目很大。「結構」兩字赫然在目，為了解釋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這個歷史現象，作者認為需要回溯到古羅馬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看西方社會中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結構的關係及其變化，由此再來看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乍一看，這是歷史研究的方式，沒錯，但是與以往的歷史研究不同的是，此書時常會做橫向比較，比如比較中西，中印（印度）等社會結構的不同，以及這種不同在歷史上的作用。此外，還進行抽象觀念的總結，把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放置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看相似性的存在，由此發現歷史的驚人的一致。這其實就是很好的結構主義觀念的套用，儘管作者並沒有直接提到結構主義這個術語。又者，社會變化的動因在此書中被認為不是源於為我們所熟悉的階級鬥爭的結果，或者說是我們認為的馬克思主義說的經濟形態變化導致社會變化這一套，而是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結構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造成變化，這背後自然有所謂的「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流行於八十年代）--的影子在，不過，結構主義的影子也在那裡晃蕩，至少「結構」這個詞語滿篇都是。這說明了一點，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樣都面向歷史，也都面向現實，但是不同於後者，結構主義更傾向於跳出歷史，看到人類社會的「共同結構」，甭管他是哪個朝代的，就這個方面而言，結構主義又是「反歷史的」(ahistorical)，不是純粹的說歷史沒有，或歷史虛無主義，而是非歷史主義的立場。與我們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對照。這也是為什麼結構主義喜歡做橫向比較研究的原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特勞斯的人類學研究其實是朝著找尋人類的「共同結構」而去的。只是，他心目中的這個結構很大一部來自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結構」，是人類共有的心理活動留下的印跡。史特勞斯說，這個無意識結構是所有人，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會擁有的心裡功能（faculty），而且從一個方面，比方說人類學的角度，了解了這種無意識結構後，也可以把這種了解的方式運用到其他方面去，因為這裡面表現的「解釋的原則」（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是一樣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從他的原則去解釋古希臘悲劇神話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意義，與我們所知道的故事的意義完全沒有關係，但是揭示了一種隱含的結構的關係。從形式與內容的角度看，史特勞斯關注的只是形式，內容可以完全不一樣，但形式的構成表現了一種「關係」。這裡的「關係」兩個字必須打上引號，因為與漢語中的這個詞彙沒有關係，說的是形式上的關聯，且非常純粹意義上的關聯。
這讓結構主義似乎有了一種科學的味道。這或許與索緒爾語言學的淵源有關。後者的能指與所指的概念把對語言的理解定格在「符號」（sign）上。Tree（樹）一詞，只是這個詞的語音意象與觀念意象間的結合，不等於我們在窗外大千世界裡看到的正在風中搖動的「那棵樹」。我們常說的語言是載體，言外之意，語言本身是空洞的。指向實體後，語言才變得鮮活。這個思想在索緒爾這裡似乎碰到了釘子。當然，老索說，他研究的是langue，不是parole，前者是他心目中的「語言」，後者是「言語」，顛來倒去的這兩個普通詞其實是點中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要害。言語不可捉摸，語言可以研究，因為有規律在，語音、語義、語句形態都是可以有規律可尋的。（其實平時我們說的話（言語）也是有規律可循的，罵人的話不就是那幾句嗎？）能指與所指合併在一起把語言鎖進了牢房（語言的牢房成了一些批評家分析索緒爾與結構主義的用語，比如詹姆遜），與現實世界隔離開來，但也因此構成了一個整體，一個可以有規律可循的整體。由這個封閉的整體出發，導致了一些革命性的觀念的誕生。比如，與其說我們生活在現實中，不如說我們生活在語言中。語言塑造了我們的言行。這裡的語言自然與我們平常理解的語言很不一樣了。福柯把這個語言打造成了「話語」，話語塑造了我們的思維，而在拉康那裡，這個語言或者是話語是一個「象徵」系統，完成了俄狄浦斯情節的過程後，我們都進入了這個象徵系統，該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其實，這背後一直沒有離開過結構主義思想的影子，換言之，我們說法的方式是有跡可循的。
這種「有跡可循」也是進入文學研究領域的結構主義思想的要旨。套用史特勞斯的話說，文學研究就是找尋一種「解釋的原則」，找到後可以解釋文學，甭管什麼文本，甭管內容有多麼不同，解釋文學的發生與存在的機制。前面說過結構主義是一種「大研究」，也就是從整體的角度研究一個事物。就文學研究而言，「文學」在結構主義這裡是一個整體，這樣的研究有一個術語指稱：詩學（poetics），而具體的文本的研究的則是闡釋（interpretation），只是闡釋是需要詩學指引的。這讓結構主義與新批評與俄國形式主義有了區別，後者更多是具體的文學或者是格局不足夠大的文學現象。結構主義詩學關注的對象，在美國學者卡勒看來是「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的培養，也就是把文學讀成文學的能力。換言之，不是所有的有閱讀能力的人都能把一首詩讀成詩的。這裡涉及到了作為對象的詩的本身的構成因素，如音節，意象，象徵，韻律等，還有作為主體的讀者的主觀讀進去的能力，有點像康德的美的觀念的形成過程，被認為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
換一個角度而言，結構主義批評面向的不是what（內容的表達），而是how &why（表達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的形成過程），在結構主義者們看來這是有跡可循的，有規律存在的。結構主義大人物巴特說批評是一種元語言，也即語言的語言，它找尋的不是真不真，對不對（truth），而是有效不有效(validity)，用大白話說，就是表達得怎樣？用新批評的話說，就是adequate & sufficient（是否足以飽滿？）前幾天讀到莫言幾年前在一個文學創意班上的演講，說作家碰到社會重大問題的話題時，面對的不是可以不可以寫，而是在寫的過程中，人物是不是可以立起來的問題？相對而言，重大社會事件沒有人物塑造重要。這裡是不是有一點結構主義的思想光輝在搖曳？結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就是在找尋文學性的問題。
說了半天又回到了文學性上來了，可見形式主義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
但還不止這個，結構主義其實更想說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可以整體觀之的世界裡，可以整體被研究的世界裡，一個可以整體有規律可循的世界裡。那麼，從邏輯上看，個人的行為不如整體的行為來的更需要被關注。意義，英國批評家伊格爾頓在評述結構主義時說，不是我們大家想到了什麼東西，從我們嘴巴裡說出來的，這似乎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不是這樣的，意義是要按照一種成文的方式（script）或者是一種說話的方式（speech）說出來的，當然是通過你的口裡說出來的，但是屬於整體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工構造的世界裡。結構主義要研究的是一種對立關係，natural vs constructedness，而這也是讓結構主義走向後結構主義的一個通道。在社會進程中，結構本身在結構主義看來，就社會的人文關係而言，則是建立在各種二元對立關係上（binary oppositions，來自索緒爾語言學的邏輯）：上帝vs 人，天vs 地，男人 vs 女人…….等等。這些都成為了後結構主義要顛覆的內容。
但是，不管怎樣說，可以從結構主義的邏輯中得出這樣一個印象，所謂的「結構」其實就是一個共同體，個人的言行被大結構的共同體所控制和塑形，且有規律可循。這與「我思故我在」這句老話構成悖論關係，如果說後者是現代性的啟始的表徵，那麼結構主義則似乎在說，且慢，「我思」這個東西有了麻煩，更不用說「我在」了。只是，結構主義是從整個結構的角度切入，它並不表示立場，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的立場。但這個姿態本身其實就是立場，一種試圖遠離五十年代依然在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糾葛的情形，很多介紹結構主義的文字都提到了這個背景，非常有助於理解結構主義的「反歷史傾向」。巴特在《零度寫作》中說，寫作是一種輪廓分明的語言，它獨立自主。這是在挑戰政治寫作的傾向，以薩特為例。這就回到了結構主義在法國產生的背景中去了。從表面來看，巴特對立於薩特的存在主義，後者為二戰中一些人跟隨納粹而揪心，提出寫作要明白為誰寫的問題。但是，五十年代法國的一些知識分子跟隨蘇共的情況則引起了巴特這樣的中立知識者的不滿，反映到結構主義思想中體現為不問政治的立場。但是實際上，這種遠離政治的姿態本來就是一種立場的表現。用語言來演說語言，結構主義似是只關注知識性建構的人文過程，背後折射的則是一種獨立的思考，這是巴特的《結構主義行為》一文要表達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