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領補助一邊炫富,這事兒得徹查 | 長城評論

日前有網友曝料：南京大學商學院女生明某在微博上發布不少「炫富」內容，但此前她參加了學校面向貧困生的能力培訓課程，如今還在申請面向貧困生的「曹德旺獎學金」。12月4日，南大宣傳部回應：對於明某的真實家庭條件和網曝炫富的花銷情況，學校正在介入調查，會給學生們一個說法。（12月4日《紅星新聞》）

綜合其炫富內容、多名高中同學的反饋，以及相關媒體的調查：她不惜吃一兩千元一頓的餐食，穿七千多元一條的名牌裙子，用的也是一萬元左右一臺的蘋果手機，暑期到上海實習3個月，光買衣服就花了四萬元。此外，還曾參加資費不菲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寒假自費項目，名下也有著註冊資金達200萬元的公司。這樣的吃穿用度、資產情況和「貧困生」身份形成了強烈反差。把勺子伸到貧困生碗裡舀湯喝，把定向對貧困生投放的資源當「唐僧肉」，上下其手的揩油，好似便宜不佔白不佔一樣，「為富」而「不仁」，引發了公眾的普遍憤慨。

網帖稱明某在微博上曬出的是較高的消費水平。

但明某回應質疑時稱，她家中一度出現變故：母親和外婆本有長期慢性疾病；她考大學那年，父親又動手術，以致家中出現10萬元左右的負債；加之她讀大學也要用錢……要是所述屬實，照此看來，她在2018年申報貧困生時，其家庭就應屬於「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範疇，即因患病、就學等因素增加的剛性支出，超出了家庭負荷能力，造成了實際生活困難。

平心而論，高校對於貧困生的資質認定，本就有著鞭長莫及，信息不夠對稱的先天缺陷。在貧困生在校就讀期間，對貧困生是否名實相符的驗證，通常是通過對其日常吃穿用度等方面消費情況的追蹤考察來實現。但在初始，學生入學進行貧困生申報時，卻只能是進行「形式審查」，即對相關學生提交的《貧困生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等書面材料進行審核。而該表多是由生源地鄉、鎮、街道出具的。

那麼，南大的所謂「介入調查」，調查方向還得側重於和明某家庭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取得聯繫，甚至是安排專人前往，對明某2018年入學申報貧困生時的家庭情況，是否屬於「支出型貧困家庭」進行覆核。

如果調查結果，和明某說法一致，自然另當別論。如果調查發現，存在其網傳為「某縣政府公務員」的父親，動用關係，打通關節，找人違規出具《貧困生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把不貧困的明某弄虛作假包裝成貧困生，藉以套取國家助學貸款及各類貧困生獎、助學金的情況，就應及時報請公安機關，嚴肅追究他們涉嫌詐騙罪的法律責任。而且，涉嫌詐騙的還是扶貧、救濟等特定款物，屬於詐騙罪中的酌定從重情節。

對於貧困生的資質監管，本就應是貫穿了事前、事中、事後——全程式的，動態化、精細化監管，而加大事後監管追懲力度，以震懾人不敢作奸犯科逾越雷池半步，同樣是強化監管的一個重要方面。涉事學校對於貧困生資質的動態監管工作，是否存在明顯缺欠也須調查清楚，若存在，則需及時通過建立健全機制，把漏洞給填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