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公司化,思想社會化

2020-10-18 熟年人生

(按)因原帖子涉及引用圖片問題,刪去這些圖片及相關內容。原該帖子發出後,受到一些海內外華人媒體、相關智庫機構及領導等的點讚。非常感謝。

2019全球智庫論壇已經落下帷幕。然而,前來參加會議的部分國內外代表,還在意猶未盡地談論中國智庫發展的現狀、特點和未來前景等。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智庫與國際的一些智庫比較,目前是有較大區別的。排在全球前10名的智庫,基本都是由基金會發起,或社會企業出資直接建立的。而中國大陸的智庫基本都是國有制(政府部門、大學、研究院等)系統的,屬於社會企業類的還是比較少。

由於智庫性質的決定,由政府、高校、社科院系統的智庫基本一統天下,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決策諮詢報告等,往往或是以領導人的思想和國家政策詮釋為主,能與社會大眾、企業等的訴求和現實緊密結合的,或既有前瞻性、又能務實的,相對比較少,雖然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

另外,這種體制的決定,又相對影響智庫的特點難以充分發揮。經常聽到一些來自高校、社科院的研究人員「訴苦」:他們既要承擔大量的科研學術任務,又要進行一定的智庫建言獻策調研,而後者的比重及領導的重視要求越來越高。由於這兩類的研究路徑、方法及目的等有較大的不同,這些研究人員處於選擇的兩難境遇,再加上資金費用的報銷制度,又是按照嚴格繁瑣的程序,在他們的工作量中,幾乎研究時間一半,而財務報銷也要化去一半。

黨的十八屆以來,中央領導一再強調中國智庫,尤其是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性,那就必須遵循智庫建設與運作的基本規律和特點128日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主要議題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估計其中也會包含對新時代智庫建設發展的新要求。

如何推進中國智庫的建設在新時代中能夠切實發揮能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新使命,我們初步認為:

一是注重擴大智庫系統中現有社會企業類的智庫比例。目前的中國社會企業類智庫有的是伴隨改革開放成立的,有的是在近幾年崛起的。這些智庫的發起人,往往都有政府工作的閱歷和背景,既熟悉官場語境,又不甘在政府部門碌碌無為。他們深知:在中國即將迎來小康社會建設目標,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對於智庫諮詢工作的社會需求是大量的,社會現實的改變和應對必將也是波瀾壯闊的。一批從大學畢業的碩士、博士生,對於知名度較高的社會企業類智庫,也是慕名而來。中央高層也開始關注社會企業類智庫發出的聲音

二是社會企業類智庫注重獨立性和影響力的培育和樹立。由於相對國有體制下智庫的強勢存在,往往屬於民營的社會企業類智庫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如何將弱勢化為一定優勢,就要善於從對手的比較中揚長避短。保持諮詢研究中的相對獨立性,注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傳播等,這些就是民營性質的社會企業類智庫能夠彎道超車的空間和領域。

現在世界智庫排名第一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其座右銘是:高質量(Quality)、獨立性 (Independence)影響力 (Impact)。布魯金斯學會創始人約翰·桑頓說:「高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是布魯金斯學會一直堅持的核心理念。影響力來源於高質量和獨立性,而高質量和獨立性又加強了影響力。三者是相輔相成的。

智庫的諮詢研究如何保持獨立性?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保持獨立性的理念和機制是:在理念上,中立的定位、寬容的立場、多樣化的政治參與;在機制上,堅持僱員其他收入的申報、僱員諮詢活動的申報,不允許以布魯金斯僱員身份為政黨競選站臺,不能為候選人代言;不為競選的一方提供單獨的論壇等。布魯金斯學會也非常注重其中立的形象。美國國會1993-2002年記錄保守的政治家引述布魯金斯學會的頻繁程度不亞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在1-100的政治光譜的得分中(1代表最具保守主義傾向,100代表最具自由主義傾向的),布魯金斯得到了53.3分。

當然,中國大陸的智庫建設與發展,始終需要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也應秉持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引領。其獨立性主要體現在「第三方」的客觀、中立、有效等方面。不人云亦云,不照抄硬搬,不囫圇吞棗。而是善於將客戶的發展需求、現實與未來的可能、社會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等,藝術性的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勾兌」、「中和」、「穿越」、「跨界」等,為客戶度身打造其合適的應用解決方案。

社會企業類智庫同樣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性。既能高超預測未來趨勢,又能深耕基層,善於為社會企業、社團、社區等社會發展進步的「細胞們」存在的問題,大聲呼籲和出謀劃策等。

三是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扶持社會企業類智庫參與國際交流。

歷史發展到現在,原有的基本模式和思維等,都受到一系列高新科技的衝擊;人類生存的資源和空間引發的矛盾愈發激烈;東西方價值觀的挑戰也在進一步擴大;國際上強國之間、強國與弱國之間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的摩擦也與日俱增。所有這些,光靠政府之間的對話和溝通已經顯得捉襟見肘。需要智庫力量,尤其是能代表民間智庫的社會企業類智庫,積極主動第參與國際思想交流。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的企業及在當地發展的項目,背後都有智庫活躍的身影。

為此,智庫對於本國及全球的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也逐漸重視起來。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旗下的研究中心有這樣幾個: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薩班中東政策中心,布魯金斯多哈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布魯金斯新德裡研究中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21世紀的安全和情報中心;

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等。

從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五大研究部門和支出比重(2018年)來看:外交政策研究(22%),美國經濟研究(21%),全球經濟和發展研究(16%),城市發展政策研究(11%),美國政治研究(11%)。

   中國改革開放41年取得成就,中國執政黨後年就是100周年,這些都是在世界上舉世無雙的。為此,現在國際上加強對中國的研究進一步加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下的約翰·桑頓中心研究的主要版塊就有: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亞太區域安全,中國對外政策和中美關係;中國國內政治,領導層研究、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青年研究;漢藏海內外學者對話;中國智庫研究;能源、環境、人口和公共衛生;公共知識分子的新思潮等。約翰·桑頓中心的主要工作面:出版:專著系列、翻譯叢書、研究報告、政策評估、學術專著、主題演講、公共講座對話論壇、圓桌討論會、媒體務虛會、資訊簡報等。近幾年出版的專著有:中國領導人專著英文版系列:朱鎔基;布魯金斯桑頓中心中國思想家叢書。即將出版的布魯金斯桑頓中心中國思想家叢書作者:李春玲,青年研究;李銀河,性學。他們舉行的一些對話有:中國三代作家(馮唐、蘇童、趙麗宏)對話, 2015;中國先鋒派藝術(徐冰、範迪安),2016;白宮記者務虛會2015;中美網絡安全對話2017)等。

   四是社會企業類智庫的人才培養和建設當務之急。社會企業類智庫的人才要有職業生涯的統籌考慮。其人才的結構大致按「三明治」模式:一類是大學畢業的碩士以上的專業人才;二是在政府、企業或研究機構有過一段工作經歷,對智庫和諮詢有能力和感興趣的人員;三是剛從政府部門退休的、身體健康的、有一定諮詢研究能力和資源的人員等。智庫的人才「流通」與「凝固」相結合。尤其是鼓勵智庫的年輕人通過一定的鍛鍊,可以到政府部門和社會企業基層掛職,然後再回到智庫有更好的發展。智庫是個開放型的大平臺,鼓勵和充分發揮各類有志者在這大平臺上長袖善舞。智庫內部複合式管理,以思想、業績和效能進行多維度考核管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員構成:全職員工有400人,其中高級研究員 90名,研究員10名,研究助理 100名,行政管理人員200名。另外有非正式員工150名,訪問學者 60名,實習生 70名,客座高級研究員120名。其人才結構豐富多樣性。

   他們認為:布魯金斯學會強盛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才。他們大力倡導和培養學術領頭羊。其基本素質是:豐富的工作經驗,前瞻性的思維,公共政策對話的主導者。

    五是積極探索「智庫公司化、思想社會化」的新型智庫建設。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經驗就是堅持了市場機制的確立。經濟建設,企業制度,包括國有企業的混合制改造等,都倡導走社會主義市場道路。市場是檢驗發展的主要度衡。智庫只有走公司化道路,才能從體制上解決智庫的獨立性問題。智庫理所當然要出思想,而這思想來源於社會,也服務於社會。不是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而是紮根現實的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的智慧和力量。同時,一流的智庫也必定在國家政策和外交決策等方面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理察·哈斯論美國思想庫影響外交決策的途徑有:為政策制定提供創新的思想,為政府提供政治精英庫(旋轉門),為高層外交溝通提供渠道(二軌),影響媒體,教育民眾,為調解和解決衝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社會影響力形成的渠道(Donnald Abelson)有:

公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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