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外交存在三種形式：知識外交、二軌外交和公民外交。中外智庫外交在五個維度上存在差異：獨立性、知識、對象、戰略與機制。中國智庫外交的未來發展必須堅持獨立性，創造解決問題的知識，鎖定專門的服務對象，擁有清晰的發展戰略，以及創建合適的機制。
智庫外交是指一個國家為了化解外交事務中的知識危機，制度化吸納智庫及其人員參與決策、執行、監督、評估等外交過程的一切關係、形式和活動的總和。
智庫外交的三種形式
按照智庫參與外交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將智庫外交分為三種形式。
知識外交（Knowledgeable Diplomacy）
在知識外交中，智庫扮演了「思想掮客」和「幕僚」的角色，主要任務是為外交系統提供思想、理念知識和政策等方面的諮詢和建議，不直接參與任何具體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實踐。比如美國人柯慶生在離開國務院後繼續被聘請為美國國務院的亞太政策顧問、中國很多研究機構的專家參加外交部的政策諮詢會等，都是知識為外交服務的活動。
二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
二軌外交是非官方或半官方人士（包括學者、退休官員、公共人物和社會積極分子等）參與外交對話，目的在於尋找衝突解決和信任創建的機會。在二軌外交中，智庫開始接受外交使命，參與官方外交對話，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開的、非官方論壇的形式探索實現外交目的的途徑。按照參與程度不同還有二軌外交和1.5軌外交的差異。比如被稱為東亞二軌領頭羊的東亞思想庫網絡、「9.11」後亞太地區新出現的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舉辦的香格裡拉對話會中的智庫參與等，都是二軌外交或1.5軌外交的典型案例。
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
公民外交是普通公民無意中或者精心設計作為國家代表參與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體育交流等國際交流，進而為兩國外交關係創造機會之窗，特別是當兩國官方交流渠道不可靠或者不暢通的時候，公民外交就是理想的外交工具，它可以補充官方外交甚至突破官方外交的限制。冷戰期間的物理學家羅伯特·W.富勒（Robert W. Fuller）在20世紀70—80年代對蘇聯的訪問就對緩和美蘇冷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公民外交中，智庫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自主，對外交的參與僅僅是「呼應者」的角色。隨著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發展，智庫網絡化趨勢加快，智庫的此種公民外交影響力必將穩步上升。
從外交知識化和知識外交化的交互運動的大格局出發，智庫外交的形式遠遠不限於以上三種，只要立足外交需要，充分考慮知識分子群體的特點，就完全可以拓展智庫外交的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