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世英先生於2020年9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100歲。張世英於1921年生於湖北武漢，1946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曾任教於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2012年獲北大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2015年所著《哲學導論》一書獲思勉原創獎。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與自我》《哲學導論》《天人之際》《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等20餘部。
張先生自幼受父親影響，熟讀《論語》《孟子》《道德經》《史記》《古文觀止》等，中學時修讀理科，但是1938年武漢淪陷，張世英被迫離家流亡，因此萌生了讀書救國的理想，棄理從文，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後來從經濟系轉入社會系，但一直沒找到自己奮鬥的目標。後來他選修了賀麟先生的「哲學概論」，受其影響轉入哲學系。
哲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世英先生
張世英前期主要以西方哲學史為主要方向，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哲學，是西方教授眼中的「中國著名黑格爾專家」。20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他的研究範圍逐漸向西方現當代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結合轉移，主要研究哲學何為以及中國哲學向何處去等問題。
2008年張先生出版了回憶錄《歸途：我的哲學生涯》，新京報曾經對他進行過一次專訪，今天我們再次分享這篇文章，共寄緬懷之思。
《歸途》，張世英著，中華書局2013年11月版
口述丨張世英
採寫丨記者 張弘 實習生 王夢菁
1
流浪與求學，
沒拿到高中畢業證
武漢是1938年淪陷的，當時我才念到高一上學期。淪陷之前一個禮拜，我離開武漢，當時街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連人力車都沒有了，人們都從漢宜公路往宜昌那邊撤退。我坐招商局的輪船（江船），從長江走了一個禮拜到宜昌，到宜昌的第二天，報紙上就登著八個大字：「焦土抗戰，武漢大火」，說明日本已經進到武漢了。滿街的孩子在那兒哭，很多孩子比我小，我當時以為我的家人都死光了，那種景象，我到現在回想起來還非常慘。
當時學校的學生多半都分成兩派。有的學生是搞地下工作的，屬於左派，成績都比較好。我是個中間分子，但我的朋友都是靠近共產黨的。等到畢業的時候，學校開始逮捕共產黨，我卻被列入黑名單。我就趕緊往重慶跑，所以我到現在都沒有高中畢業文憑。
這件事影響了我對大學專業的選擇。我想，怎麼我一個從來不問政治的人都要被列入黑名單？於是我開始覺得學理科沒多大意思，我要救國。我以為，經濟就是經世濟民，於是報考西南聯大的經濟系。
不久我發現，經濟系的課都是什麼記帳、打算盤、會計、銀行這樣一些課，我覺得一天到晚講做生意，就不感興趣了，於是在第二年轉到了社會系。社會系要搞社會調查，其中有一門很重要的課是老師帶我們去調查昆明的妓院，去了後令我很反感，覺得極端無聊，認為社會系沒什麼念頭。
念社會系時有一個必修課叫哲學概論，賀麟先生在課堂上講辯證法，他舉了個例子：「荷出汙泥而不染」。就是說在汙泥裡的荷花才開得好，但是從汙泥裡面出來的蓮花卻不染上汙泥，很高潔。我當時覺得，賀先生把我的人生觀都講透了，我就覺得人要出汙泥而不染，儘管這個世界像汙泥一樣，但是外面再髒我也要保持高潔。我就憑這麼個信念，又從社會系轉到哲學系。所以是賀麟先生引導我走上哲學之路的，他對我人生轉折起了很大作用。
2
愛情與婚姻
娶了聞一多的乾女兒
當時，男女同學都在雲林街的茶館裡念書，湖北人就和湖北人湊在一起，湖北同學會主席、中文系的彭蘭是湖北浠水人，比我高兩屆，她是靠近共產黨的進步分子，性格比較活躍。她經常在茶館聊天的時候說學哲學的都是瘋子，好詭辯，還說堅決不和搞哲學的人結婚。後來我們彼此熟悉了，我發現她會作舊詩，後來我也學著寫詩，兩個人互相寫詩交流，關係逐漸密切了。
當兩個人考慮關係是否要進一步時，她對我不放心，覺得我是一個不進步的人。她偏左（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和聞一多先生是同鄉，是他的乾女兒，有一次她問我：你願不願意見見聞先生？我也懂她的意思。於是她就帶我去了聞一多家。當時，走出象牙之塔這個口號在西南聯大同學當中很流行，最早就是由聞一多提出來的。聊完後，他覺得我只管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對我說，要走出象牙之塔。
張世英先生及其夫人
1945年7月22日，我和彭蘭結婚了。此時，我四年級，馬上畢業，她剛畢業。我們在《雲南日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我倆定於某月某日結婚，國難期間一切從簡，僅此敬告各親友。張世英彭蘭」。這就正式結婚了。我和彭蘭結婚的時候，在雲林街竹安巷的一個二層樓擺了一桌酒席。湯用彤先生做了證婚人，聞一多先生是女方主婚人，我請馮文潛做了男方主婚人。湯用彤夫婦帶著他們的二兒子湯一玄去參加我們的婚禮，湯一玄那時候還很小不懂事，看到我們後說，什麼叫結婚啊，結婚是不是兩個人擁抱啊？我爸和我媽就擁抱！話落，湯先生的夫人就大罵湯一玄「死鬼」。聞一多的夫人就說，有什麼的，什麼死鬼死鬼的，親就親唄！
結婚時，聞一多用篆字寫過一個橫幅「我心則悅」。後來這個橫幅在我出差的時候被賊偷走了。
張世英夫人，北大中文系彭蘭教授。
天津解放後，哲學系取消，說我們過去學的那一套哲學都是反動的，他們就要我當政治課教員。
3
反思與升華，
30年尋歸途
從1978年到現在這30年，我主要考慮哲學到底是用來幹什麼，「哲學何為？」以及中國哲學向何處去？之所以會想到這些，主要是80年代的時候，剛剛改革開放，社會上報紙上主要在討論「主體性」問題，西方人都講究個人的自我獨立。中國人則強調集體、互相依靠。
我就覺得他們對「主體性」講歪了，我覺得，西方講主體性不是這麼講的，是主要講自我創造性，強調主體的獨立性，西方的科學自由創造和這個有關係，不是簡單地那麼批判就完了。後來我發現其中的一些思想和中國古代有一些相通，這樣我就去念中國的東西，使得我又研究中國古典的哲學。我就把中國古典哲學、西方哲學、西方後現代哲學聯繫起來。這30年我研究的範圍也擴大了。這樣思考的結果使得我寫了最近的幾本書《哲學導論》、《天人之際》等，這幾本書逐漸地形成了一個體系。
後來有學者說我講的，主要都是怎樣提高個人修養，算是一個哲學家，我覺得這個批評很對。2001年後，我就做了新的思考，於是後來出了本書叫《境界與文化》，這本書就彌補了《哲學導論》裡只講個人，不講歷史傳統文化的缺點。
4
張世英眼中的老師
賀麟
賀先生引我走進哲學之門，我的畢業論文是賀先生指導的，我的主婚人本來想請賀先生和他的夫人，但我夫人反對。賀先生很大度，知道我沒有請他後說，聽說你和聞一多的高足結婚了，你什麼時候帶她到我們家來看看。但我沒有帶她去過。
馮文潛
他是南開大學的文學院長，美學家。他對我就像父親對孩子那麼好。我大概念三年級的時候選他的美學的課。我寫了些讀書筆記，他看了後比較欣賞。但他的課和我在外面的兼差有衝突。我們這些大部分從淪陷區來的學生除了吃住國家給錢，其餘一點零用錢都沒有，所以就得去外面兼差，我是在中學教書，我的夫人是給別人當家庭教師。我就把這個事情跟馮先生說了，他說，你課可以不聽了，你下去寫個讀書報告就行了。
吳宓
吳宓這個老師非常有意思，平常在穿著上不修邊幅。我在外面兼差賺了點錢和另外一個同學想提高自己的英文，就想讓吳宓像家庭教師一樣教我們，因為他英語好。有一天吳宓走到圖書館的門口，於是我們兩個就上去把這個意思跟他說了，希望他能教我們英文，我們給他點錢，於是他大怒說，什麼給我錢啊！我吳宓是錢買的？
湯用彤
他矮矮胖胖的，頭髮花白，就像一個菩薩，我們老叫「湯菩薩」。他和他夫人關係特別好，雖然他們結婚是受父母之命，他夫人識字不多，但很賢惠，長得很漂亮，屬於舊式婦女。有一次，碰到湯夫人，我們就問她：「你和湯先生關係特別好吧？湯先生特別愛你吧？」她說，是啊！人家說我是一朵好鮮花，獻給活菩薩。
金嶽霖
金嶽霖先生一輩子打光棍，他非常親近人，對於年輕人一點架子都沒有。他個子特別大，西南聯大的椅子是扶手椅，他每次坐扶手椅的時候都要慢慢地把腿往扶手椅裡塞。金先生講課愛閉著眼睛，一邊想一邊說，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他還愛找學生來講，「這個問題你是不是有什麼見解」？他經常找我講，一個學期有兩三次都是叫我講20分鐘，我講完他接著講，他把課堂變成茶館了，互相討論。
口述：張世英；作者：鏡陶，張弘，王夢菁；編輯：董牧孜；校對：。本文為獨家內容，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