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階級鴻溝」，在一場同學會中表現了出來。
2014年3月，外商協理黃憲宏參加了一場高中同學會。在不少同學眼中，36歲的黃算是成功人士。高中畢業後，他考上名校商學院，隨後申請獎學金赴美攻讀企管碩士，回到中國臺灣後順利進入一家知名外企。工作五年下來，他不但很快還清了助學貸款，還存下了木柵一棟老公寓的頭期款。上一年（2013年），黃的年收入近200萬元（新臺幣，下同）。
聚會的地點在陽明山仰德大道三段，是一幢剛整修完成的歐式別墅，佔地400坪（1320平方米），有前庭、泳池、網球場、籃球場等，別墅前停放著一輛最新款的法拉利跑車，車庫內還有一輛頂級賓利房車和保時捷休旅車。光這三輛車，總值就接近4000萬元。
這幢豪宅，屬於他們的另一位高中同學、與黃同齡的「小胡」。胡是富二代，大學畢業後就接手家族逾兩億元的房地產投資，幾年磨練之後，當起投資客。家族人脈、金援加持，加上大膽採用高槓桿操作，胡在房市打滾七年，手中資產成倍數成長，身家超過10億元。2013年，他單靠房地產投資，就已淨賺1.8億元，是黃的90倍。
臺灣《天下》雜誌在刊文介紹了這兩位同學的巨大差異後，感慨：「兩人收入決定性的差距，和努力工作與否無關，而是誰有資本錢滾錢」，並認為，這正是臺灣最富有的1%與其餘99%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形成階級鴻溝的真實案例，更是臺灣近年所得分配日益惡化的具體寫照。」
數據與民意
臺灣的貧富分化，真到了形成「階級鴻溝」的地步了嗎？官方的統計數據並不支持這一看法。
基尼係數是衡量貧富分化的重要指標。臺灣官方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臺灣的基尼係數為0.336，比上一年的0.338略有下降；每人可支配所得的基尼係數是0.288，亦略低於上一年的0.290。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調查的5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5,遠遠低於美國、中國大陸、新加坡，更將中國香港遠遠地拋在後面：香港官方的「政府統計處」每五年發布的「基尼係數」，最新資料截止到2011年，為驚人的0.537，與1976年（0.429）、1981年（0.451）、1986年（0.453）、1991年（0.476）、1996年（0.518）、2001年（0.525）、2006年（0.533），構成了一條顯著的上升曲線。
同樣，另一個衡量貧富分化的「五分位」數據，也顯示臺灣的貧富分化似乎並不懸殊。所謂「五分位」，是將人口（家庭戶數或個人）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五等分，比較最高20％人口與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2013年，臺灣最高20%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188.3萬元，最低20％家庭為30.9萬元，高低所得差距6.08倍，較上一年的6.13倍下降0.05。若依每人可支配所得重新排序後，計算「五分位」差距，2013年為4.08倍，較上一年的4.14倍下降0.06倍。
圖1是「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WTID）所繪製的臺灣基尼係數與「五等分」數據在1964~2013年期間的變動，可以看出臺灣的貧富分化有一定程度的加大，但並不十分明顯。
另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信息分析，中國臺灣地區的貧困人口佔比僅為1.5%，在所統計的162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為全球倒數第一，也即貧困人口佔比全球最低，遠遠領先於排名倒數第二的突尼西亞（3.8%）。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數據所依據的，是各地政府自行制定的「官方貧困線」(official poverty line)，各國對貧困定義的不同，直接造成貧困人口佔比的口徑不同。如中國大陸的這項數據，僅為6.1%，排名全球第155名，即中國大陸貧困人口佔比之少居於全球第八，遠高於美國（15.1%，排名第127名）及中國香港（19.6%，排名第106名）。顯然，這與人們的普遍感知並不相符。
對於臺灣的「均富」努力，官方頗為自豪。馬英九在「2014年全國中小企業發展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就提到：「臺灣貧富差距，在全世界也算是很低的。」但是，臺灣民間並不認同官方的說法，對於貧富分化有著完全不同於官方的感知與解讀。《天下》雜誌一年一度的「國情調查」揭開了這種巨大的分歧：2015年國情調查中，民意認為臺灣「貧富差距擴大」的高達91%，；而這一數據，在2014年「國情調查」中為93.8％，創下調查以來新高，其中認為「非常嚴重」的比例更佔了72.1％，將貧富分化視為危及臺灣政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由於貧富差距拉大，民調顯示近七成民眾認為努力賺錢也難翻身。
在票選臺灣當前最大的危機時，2015年國情調查的結果依次是「經濟不景氣」（45%），「政治惡鬥」（33.8%）及貧富差距擴大（21.7%），與2014年調查結果一致：「經濟不景氣」（50.5%），「政治惡鬥」（30%）及貧富差距擴大（15%）。兩年的區別在於：對於「經濟不景氣」的擔憂人數下降了4.5%，但對於「政治惡鬥」與「貧富差距擴大」的擔憂人數則分別上升了3.8%及6.7%，凸顯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強烈擔憂。
涉及貧富差距議題的文章，在以《天下》雜誌為代表的臺灣精英媒體中，一直是主流話題。
分歧的來源
官方與民間，為何對貧富差距擴大的認知有如此巨大的分歧？
對於官方的統計數據本身，並沒有人質疑其真實。問題在於，官方的統計數據採集方式、口徑等，失於粗疏，而難以更為清晰地反映貧富分化的真實情況。《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指出，基尼係數和「五分位」法把太多抽象的東西放在一起，很令人分心，用稅收、遺產稅萃取出更具體的數字去呈現「不公平」，才能貼近人的真實感受。
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雖然在國際通行，但國際間並無制定基尼係數的準則，如應否剔除稅項、應否剔除公共援助受益者、應否剔除非本地居民、應否加入政府的福利等，並沒有一致性。而「五分位」法將全體人群分為五部分，過於寬鬆，容易稀釋經濟頂層與底層的真正差距。例如，臺灣的「五分位」法，其收入所得最高的20%的切分點，實際上劃在了家庭年收入180萬元以上，這表示夫妻每月各賺8萬的受薪家庭，會與郭臺銘、魏應充等超級大富歸入同一級而不做區分。如此，若是薪水凍漲但郭、魏等富豪大賺錢，則五分位法所得比與基尼係數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顯然，這樣的數據欠缺精細。
最好的辦法，也是最為直接的辦法，就是將人群再細分為10%、5%、甚至1%，如此一來，貧富差距的變化就更為清晰。而這，正是「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所提供的服務內容。2014年，由「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主持，聯合四位新生代財經學者，採用WTID一樣的研究方法，花了四個月時間，研究「財政部」歷年的稅籍數據後，建立了臺灣版更精細的貧富差距歷年資料庫，並正式納入WTID資料庫。
根據這些數據，臺灣廿等分層級（即以5%劃分人群）所得比在過去14年由32倍多暴增到96倍多，如WTID製作的圖2。
惡化加速
臺灣前1％巨富所得佔比，在2000年前後開始穩定攀高，如今已佔全臺所得的10.85％，所得集中度超越日本的9.51％，直追韓國的12.23％、新加坡的13.85％。相比之下，美國前1％富人的全國所得佔比為19％。
中國臺灣所得前10％的所得佔比35.5％，低於日本的40.5％、韓國的44.87％、新加坡的41.85％（圖3），並不算高。媒體認為1%與10%這兩個人群的不同佔比，或許反映的是臺灣的頂尖富豪財富更集中。
臺灣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不論是1％或10％比較，臺灣自1980年所得分配最平均的美好年代之後，富人所得佔比增加的速度，就比日本、新加坡來得高，僅次於韓國。
過去30年，中國臺灣頂尖收入1％的巨富多拿到「全國」所得5.2％，是四者中比例獲取最高的。最高收入10％人群則多獲取14.1％，也僅次於韓國的增幅。
對數據的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某特定比例（如最高的10%）的高收入人群，其所得佔比的快速增加，最大的推動力在於更高收入人群（如最高的5%）所得的超快速增加，也即最高5%人群的收入增長，拉高了數據；同樣，最高1%人群的收入增長，拉高了最高5%這個人群的統計數據；還可以依次類推到最高0.01%收入人群對統計的拉動。比如，2000年以來最高0.01％家庭總所得份額，佔最高0.1％家庭總所得份額的比率每一年都在40％以上，而他們的家庭數量僅佔10%。
新加坡財富研究機構Wealth-X公布的《世界超級財富報告》（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4），也為中國臺灣的貧富分化提供了一定的佐證。臺灣的「超高淨值」（Ultra High Net Worth ,UHNW，標準為資產達到3000萬美元以上）人士，2014年達到1315人，比上年增長5.6%，他們的財富總額達到了225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1%，人均財富1.71億美元。「超高淨值」人數及其財富總額的增幅，都超過亞洲均值（分別為4.8%及5.8%）、接近全球均值（6%及7%）。其人均財富也超過亞洲及全球「超高淨值人士」平均值（分別為1.50億及1.41億美元），顯示臺灣的財富集中程度，可能高居前茅。
遺憾的是，該報告未公布臺灣「超高淨值人士」所擁有的財富在中國臺灣總財富中的比例（其所公布的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的這一比例分別為7.3%與59.5%，凸顯中國香港的財富集中程度到了驚人的程度）。
均富的奇蹟
臺灣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對於貧富差距的控制，達到相當卓越的程度，造就了「均富」的「臺灣奇蹟」，堪與後來中國大陸令10多億人擺脫貧困的「中國奇蹟」相媲美，成為大中華圈為世界創造的兩大奇蹟——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奇蹟，也是社會發展的奇蹟。
臺灣的經濟起飛階段，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這一時期的「五分位」數據，呈現了遞減趨勢，收入最高的20%人群與最低的20%人群相比，其收入差距從1964年的5.33倍下降到1980年的4.17倍。中國臺灣的「均富」奇蹟，在美國學者錢納裡看來，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的。
造就奇蹟的主要原因在於幾點：
首先，臺灣的經濟改革與後來大陸的經濟改革一樣，也是發軔於農村改革。通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臺灣對土地資源進行了重組，這樣的「土改」結束了此前土地過度集中於地主富人手中的情況。貧農數量急劇減少，既提高了農民的耕作積極性，也大大縮小了城鄉差別，1964年臺灣農家戶均可支配所得就相當於非農家的96.59%，為「均富」積累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土改」是在和平贖買的主流政策下進行的，避免了農村社會基於利益爭奪的鬥爭。
其次，臺灣起飛初期大量依靠勞力密集型產業, 如紡織、食品加工、皮革、小機電等。這些產業的特點是：一、以出口為導向；二、企業的規模小；三、技術含量低，適合吸納低素質勞動力尤其農村剩餘勞動力。這樣的產業特點，使得就業較為充分，同時也使得收入較為平均，令廣大「屌絲」階層得以分享改革紅利，也令臺灣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資本形成壟斷，這些都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臺灣失業率降至1.2%，實現了充分就業，工資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結構中佔到了60.8%，為社會的「均富」打下基礎。
第三，臺灣在經濟起步的初期，就十分注重教育，自20世紀50年代就普及了小學義務教育，60年代則普及了初中義務教育，並不斷加大在教育上的財政投入，提升民眾的教育水準，為融入低技術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做好了準備。
臺灣20多年發展中展現的「均富」現象，成為國際學術界盛行的「倒U假說」（Kuznets Inverted-U Hypothesis 或Kuznets Curve）的例外。「倒U假說」是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Kuznets）在1955年提出來的。他經過對18個國家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實證資料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長期變動軌跡是「先惡化、後改進」，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而後是短暫的穩定，然後在增長的後期階段逐漸縮小」。表現在圖形上，是一條先向上彎曲後向下彎曲的曲線，形似顛倒過來的U。
轉型新常態
當臺灣進入經濟轉型期後，「均富」奇蹟終結，貧富差距開始拉大。「五分位法」數據顯示，1980年僅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
其中原因，島內外學者進行過不少探尋，大致有以下幾種：
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當推產業結構調整。這種調整體現在：一、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興起，不斷侵蝕製造業的份額；二、製造業自身飛速升級，從勞力密集型產業轉向電子信息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三、迅速崛起的服務業，覆蓋範圍極其廣泛，從低端的餐飲行業到技術含量頗高的IT服務及金融服務等。
轉型期間，臺灣的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景氣低迷。同時，「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已經佔據臺灣製造業的半壁江山，雖然依然有助於GDP的增加，但無法拉動本土的就業、投資與消費，其收益也無法與普羅大眾分享。
因此，催生了轉型過程中的兩個現象：
一、結構性失業人數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低收入群體，就業困難大大增加。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每戶就業人數按照「五分位法」計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業人數從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業人數的下降明顯少於前者，從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兩組人群之間的家庭就業人數差距則持續擴大，從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甚至，最富與最窮的兩組人群，其家庭規模也發生著同樣的變化，收入最低20%家庭，其平均每戶人數從1981年的3.65人，下降到2013年的1.80人；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平均每戶人數的跌幅明顯低於前者，從1981年的5.61人下降到2013年的4.19人；兩者的倍數差從1981年的1.54倍擴大到了2013年的2.33倍。這背後，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不敢生養子女甚至無力成家等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應證了「貧賤家庭百事哀」。統計也顯示，2013年臺灣的1人戶與2人戶的比例合計達到36.77%，而這個比例在1970年是7.3%、1980年是11.15%、1990年是18.06、2000年是29.12%。家庭結構的變化，除了生育觀念等的變化之外，與貧富分化是否也有某種程度的邏輯關聯，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判斷。
二、工資差距擴大。工資薪金（「受僱報酬」）所得在臺灣每戶平均所得中，佔比高達54.8%，長期如此，因此，工資差距的拉大，對收入分化影響很大。
統計數據顯示，不同行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不斷拉大。最能吸收低收入階層的製造業、營造業工資薪金漲幅較低，而集聚大量高收入階層的金融保險、水電燃氣等產業工資薪金則明顯得到了提升。在1980~2006年間，臺灣製造業平均月工資從8043元增至39080元，而水電燃氣企業等則從23451元增至88348元。
2013年的官方統計表明，按行業劃分，人均可支配所得最高的是「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754134元），這個行業以公務員為主，在某種程度上凸顯華人社會「官本位」的特質；其次是「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719,000元），第三是「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類」（691441元）。最低的則是「農林漁牧業」（369973元），他們甚至比「無行業」（391638元）還低，隨後依次是「支援服務業」（418678元）、「住宿與餐飲業」（436206元）。低收入的行業恰恰是吸納低端人群最為集中的行業。最高收入的公務員階層，與最低收入的農民，收入差距超過了100%。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擴大，教育與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臺灣早期的經濟騰飛中，普及性的教育扮演了「均富」推動者的重要角色，但隨著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大，教育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加大了收入差距。2013年的官方統計顯示了這一差別。研究生及其以上學歷者，年均收入大大超過其他教育程度者，甚至比大學教育程度者還高出54.7%。詳見圖4。
其次是ECFA，雖然的確為臺灣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但是臺灣的產業外移也加劇了臺灣的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難度。民進黨以此為議題進行扭曲性的政治操作，實際上也是抓住了底層勞動者的顧慮及不滿。
對於臺灣產業轉移跟著成本走的特點，輿論也有批判。「產業升級陷入僵局，企業主仍普遍傾向節省成本，而非創造價值，讓臺灣薪資水平不但無法提升，甚至倒退，也是原因。『臺商企業老闆太習慣cost down，這邊成本高，我就移到別的地方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吳親恩指出，從臺灣移到大陸沿海省份、再往內陸移，甚至轉戰越南、柬埔寨。『企業主將人力資源視為成本，不願投資臺灣人才，嘗試產業升級，造成薪資結構僵化，也拉大了貧富差距。』」
稅制的導向
產業結構轉型之外，催化貧富差距擴大的另一主因，是稅制。
如何權衡稅制的「效率」與「公平」，是所有政府的難題。注重「效率」，可刺激經濟增長，但亦會加大貧富差距，這是包括臺灣乃至大陸在內的後發地區不得不面對的艱難抉擇。
臺灣大約是世界上稅負最低的地區之一，稅負平均約12.2%。臺灣稅制的特點就是減免項目繁多。無論是「兩蔣」時代第一次經濟騰飛，還是後來政黨輪替，執政者為了推動經濟發展，不斷在稅收優惠上大做文章。1960年起，臺灣開始實施《獎勵投資條例》；1991年起，改為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民進黨執政後，又推出諸多減免政策，諸如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新增投資5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實施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對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所需規費及印花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捐都予免繳或免徵等。
民進黨與國民黨在減稅刺激經濟上，並無區別。2005年，民進黨政府以搶救SARS後的低迷房市為由，把土地增值稅減半；金融海嘯期間，國民黨政府則把遺贈稅從50%調降到10%。
島內輿論乃至學界廣泛認為，減稅所惠及的主要是財團，而非普羅大眾，反而因此加大了貧富差距，破壞了財政稅基，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影響的依然是普羅大眾。
臺灣稅法計算土地價值是按公告地價而不是市場價格，課徵土增稅和房屋交易所得稅，其依據嚴重偏離實價。據官方統計資料，1976~1996年間，土地交易者共獲利10.03兆元，但只繳1.4兆元的增值稅，稅率約只有1/10，遠低於稅法所規定的40%至60%。
經常被當作典型的案例是，北市「信義之星」在2008年每坪100萬，投資客在漲到170萬元後賣出，大賺1億元多，但只需繳52萬元房屋交易所得稅。若以實價課稅，則要繳5200萬元，相差近100倍。
臺北信義計劃區在1980年市府正式公布重劃計劃時，還是一片苗圃、稻田與聯勤兵工廠，但宏泰集團林堉璘在公告前後陸續就買下區內近萬坪土地。當時其購入價格，一坪不過臺幣7萬元到12萬元不等。但如今，單以佔地2600餘坪的威秀影城土地為例，市價已經漲到約每坪650萬元，總值169億元。換言之，24年間，林堉璘幾乎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賺到了整整68倍的財富。而且稅負極其低廉。林堉璘本人，曾名列福布斯（Forbes）臺灣富豪榜首位。
同樣地，臺灣的股票交易所得也不課稅，1980~1998年，臺灣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從2191億元，增長到8.38兆元，平均每年增加22.4%，加劇了財富的集中。
媒體因此批判：「臺灣落後國際的稅制和緩慢產業升級，等於變相鼓勵用錢滾錢的資本交易，讓臺灣成為富人炒作資本的天堂。原是支撐社會的中產階層，普遍有強烈的相對剝奪感，擔心落入『向下沉淪』的趨勢；沒有『富爸爸』的年輕世代，靠自身才能與努力翻身的機會，也愈來愈小。而富人，也覺得社會仇富，缺乏安全感。」
個人所得稅方面，稅負不公更明顯。根據臺灣「財政部」財稅數據中心的統計資料，1998年全臺灣所得稅來源中，只有5.7%的所得來自受僱人員的薪資報酬；產業主所得則為16.0%；但是在個人所得稅來源上，薪資所得者卻繳了72.3%的稅，企業主只繳5.3%。2003年全臺灣排名前40名的最高所得者，總所得額共270億元，排名第40名的人也有所得3億元，這些高所得者中有15人繳的稅率不到1%，有8個人沒有繳一毛錢稅，只有五六人繳稅達到38％的正常稅率。
何來撕裂感？
臺灣究竟是否存在貧富分化問題？臺灣的貧富分化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從政府數據與民眾感知的分歧，可以看到臺灣社會所展現的「撕裂感」。
其實，臺灣的所謂「貧困」，依然是「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貧困，即以相對貧困為主，兼有絕對貧困。真正無法維持生存的人屬於極少數，即使是依靠政府救助為生的窮人，其生活水平也遠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貧民高。臺灣的無業者年均收入都能達到39萬元，相當於年均8萬元人民幣，月均6667元人民幣，即是明證。
臺灣官方大約也注意到了民意與官方在數據方面的分歧，在官方統計中，特別列了「主要國家（地區）家庭所得分配狀況」，以資對比，這些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芬蘭、挪威、盧森堡、紐西蘭、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巴西、哥倫比亞等。而無論是基尼係數，還是「五分位數據」比較，中國臺灣都是最好的。
同樣地，WTID的數據也表明，儘管臺灣的貧富差距在官方統計中因技術原因被低估，但與其他地區相比，臺灣的情況並不特殊與另類。如最高1%人群的收入在所有人群收入中的佔比，中國臺灣與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英國相比，還是相當緩和的。
問題在於：為什麼臺灣的民意會對貧富分化如此敏感和尖銳，遠超其他那些貧富分化更為嚴峻的地區？
正如臺灣媒體所言，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感知，很大程度在於「相對被剝奪感」。有學者甚至認為，臺灣民眾對貧富分化的忍受度較低，習慣於較低貧富差距水平且經過輿論傳播、政治宣傳影響，其對於即便是0.345的基尼係數依然感到非常不滿；此外，也普遍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態，受益於ECFA等諸多利好，臺灣經濟成績單亮麗奪目，可是普通民眾卻未能雨露均沾，感同身受。
其實，這些原因之外，還離不開一個臺灣特色的原因：「夾生民主」所帶來的政治操弄……
未完待續，作者雪珥為本報專欄作家、改革史學者、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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