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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26日 13:20 來源：光明日報
參與互動作者：張露晨 張弛
「甲午」作為清末時期「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節點，是因軍事、政治事件而被賦予了諸多歷史含義的時間概念，其影響所及在器物、制度層面之外，還有文學。「甲午」對於清代文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學發展的影響十分深遠，由它引發了一次中國文學內部的結構性調整——以中學為主體資源、兼及吸收外來思想的革新。一個迥異於古代詩文傳統的文學世界由「甲午」為契機開始出現在主流士大夫階層的視域中，曾久居文人價值判斷中主流地位的詩文開始受到批判和挑戰，而一直被視為「小道」的說部書——小說的地位逐步興起和抬升。
就詩文傳統變革而言，雖然，曾國藩本人以及吳汝綸、薛福成等「曾門四弟子」所倡的桐城古文，陳衍、沈曾植、鄭孝胥等張之洞幕僚所共同形成的「同光體詩派」，在追求古文「義理之說施於文章」和宋詩派「荒寒之路」的道路上，於前人又有所推進，但其末流空疏無物、附庸風雅的弊端，在時局危難之際越發凸顯。
從甲午中日戰爭之後的士人群體詩文的反映來看，同光時期注重音節神氣、風雅格調的詩文創作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知識群體對於現實的思考和表達訴求，以阿英所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為代表，「悲」「哀」「哭」「憤」等激烈情感流露的字眼，大量出現在這一時期文人群體的詩文作品中。例如，在清末著名詩人黃遵憲有關甲午風雲的詩歌《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書憤》當中，其紀實化的史詩創作、通俗化的語言表達，與學古宗宋的「同光體」拉開了距離，體現出黃遵憲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的詩界革命主張。而在文章方面，自稱「夙不喜桐城古文」的梁啓超，則在新興的報章文體中掀起波瀾，他雖在詩詞中亦有「拍碎雙玉鬥，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水調歌頭》)之感慨，但很快由山河搖蕩的情感宣洩轉向了深層次探尋國家富強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啓超在甲午後擔任《時務報》主筆，提倡變法維新的主張，批判科舉制度，隨之也形成了後因「文界革命」而被稱道的文字特點，他在報章中所著《變法通議》等系列文章，「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開創了一種介於文言與白話之間的新文體。
無論是偏紀事抒情的通俗化詩歌創作，還是偏論述說理的維新文章書寫，一方面反映了時局危難之中士人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呈現出戰爭所帶來的士人對本土文化傳統的思考。黃遵憲「我手寫我口」詩歌中夾雜的新式名詞和新題材，梁啓超平易暢達的文章背後所包含的維新理念和變法思想，同是面對來自文學外部衝擊的自我應對和調整，這之中的文學更新更多是梁啓超式「淬勵其所本有而新之」(《新民說》)的改良路徑。錢基博便認為黃、梁詩歌是舊風格中含新意境，「皆取法古人，並未能脫盡畦封」；而新文體除不禁俚語、外國語之外，「語錄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及《南》《北》史佻巧語」(《中國現代文學史》)，都是促使新文體解放之因素。這些詩文傳統內部的改良舉措自晚清以降便不斷發生，但顯然，面對著與東鄰日本的戰爭失敗，文人舊有的寫作經驗和詩文的內部資源，已經不能滿足作為應對變局的文化更新的訴求，中國精英士大夫透過甲午戰敗反思以及洋務運動的得失教訓總結，「始漸視訓詁、記誦、帖括、詩賦為無用」(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於傳統詩文作為「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梁啓超《變法通議》)的懷疑開始流露，而對傳播層面「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方今大地此學盛，欲爭六藝為七岑」(康有為《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的洞察，則促使了甲午之後文學的一次大變局，清末知識分子對於說部書——小說重視提倡的開始。
與詩文一樣，甲午中日戰爭也成為了諸多小說創作的題材，《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中收錄清末時期《夢平倭虜記》《中東之戰》《中東大戰演義》《旅順落難記》等小說，就分別對這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戰爭有文學藝術的呈現。但相比較於小說將甲午作為題材進行創作，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事實，對於中國知識階層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震動，以及對於小說地位的影響更為深遠，其興起亦伴隨了超越文體本身的時代背景。甲午之敗真正動搖了舊有的「華夏」「夷狄」觀念，讓基本止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開始轉向制度、文化層面的學習，尤其是作為擊敗清朝老大帝國的蕞爾小國日本，其明治維新時期從政治到文學的經驗開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比較和效法的對象。
1895年，黃遵憲在擔任日本參贊時期業已完成的《日本國志》終於得以在國內出版，並在之後附在維新刊物《時務報》上發行，書中所提出的「適用於今，通行於俗」的語言追求，真正開啟了國人超越士大夫雅文學、詩文傳統內部流派、風格分歧的思考，促使少數口岸文人之外的主流精英知識分子也開始從文學創作的語言和體裁方面出發，來探索文學作用於普通民眾的思想更新和啟蒙教化的可能。在甲午後於日本書目中遍尋變法圖強之法的康有為，在所著《日本書目志》中專門將小說書目作為十五門書目中的一門進行整理介紹，指出「《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將小說作為日本明治時期的成功經驗和經史之補的現實功用明確提出。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上提倡小說，也提及「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本館附印說部源起》)，來自外部政治困局、軍事失敗的衝擊，促使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歐美、日本經驗的效法和尋求，而這種尋求與小說的相遇，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內外交困、上下求索中歷史的必然。
在中國小說內部，古典小說藝術的發展一度在明清時達到了頂峰，但清末鴉片戰爭至甲午之間，雖然也曾出現《兒女英雄傳》為代表的俠義小說、《海上花列傳》為代表的狹邪小說，魯迅分別稱之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平淡而近自然者」(《中國小說史略》)，從平民化、通俗化的角度予以了肯定，但也指出後起者多濫惡之作，大量的小說流於庸俗的趣味因而被主流士大夫階層所摒棄。這一點並不為甲午之後提倡小說的知識分子所諱言，梁啓超在文章中也談到小說不過是「小有才之人」「遊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變法通議·論幼學》)，顯然在文學本身的層面，小說本體的藝術價值尚未得到全面認識。但從中國古代學問、圖書分類的角度出發，經史受眾、傳播範圍的局限，詩文「載道」「言志」效應在開化民眾層面上的失效，使得原是「稗官野史」之言的傳統說部書獲得關注有其現實的原因和土壤，1896年由梁啓超、汪康年、黃遵憲等維新人士主辦的《時務報》，雖多為宣揚維新思想政論文章，亦成為中國士大夫集中提倡小說理論、譯介國外小說的開始，顯然是作為應對甲午戰敗之後思想文化危機的一種方法出現的。在傳統的「載道」文學觀念影響下，以小說「教之」「入之」「諭之」「治之」，成為清末小說興起過程的核心觀念(梁啓超後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總結為「燻」「浸」「刺」「提」四種作用)。應該說，在甲午之後，小說的命運首次與國家民族興亡聯繫在了一起，而正是這一系列甲午文學變局中的對文化危機、文體嬗變的思考和探索，客觀上為之後清末小說界的再度繁榮提供了理論預設和基礎。
(作者單位：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