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YanKan
媒 眼 看
MEI·YAN KAN
VOL/01
當代網絡同人寫作中的革命敘事
——以《偽裝者》和《悲慘世界》同人為例
（本文刊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6期）
同人寫作，即在已經成型的文學或影視作品（通常指虛構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基礎上，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關係、基本故事情節和世界觀設定所作的二次創作，是當今網絡寫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寫作較多以人物為中心出發點，呈現為一種關於親密關係和愛情的想像。1
同人作者作為原作的愛好者，傾向於把原作的故事視作完整的邏輯嚴密的世界，因而通常特別注重敘事的上下連貫和因果聯繫，分析人物行為背後受到的影響和動機。這就使得同人寫作常常會進入原作中被忽略的情節空隙，或者在文本的缺陷和疏漏中，發掘人物和情節的可能性。同時，同人寫作是一種非商業、非職業的寫作。因為同人寫作在版權意義上很容易落入侵權的領域，所以原則上同人寫作必須遠離營利，也就不能正式出版。
如此一來，同人寫作在如今全球全方位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影響下，是一種罕見的不以、也不能以營利為目的的寫作。作為以社區為分享流通範圍的小眾寫作，同人寫作便可能偏離最流行的大眾想像，進行較為自我的文學和思想探討，突破通常網絡商業寫作中常見的題材和寫作模式。
本文選擇與以中國的抗日戰爭為背景的諜戰電視連續劇《偽裝者》和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兩部作品相關的同人寫作，討論其中體現出來的當代年輕人對革命時代的敘述和想像，以及當代社會和文化對革命想像的影響和塑造。兩部原作除都提到革命之外，在時代、情節結構、人物塑造和文學寫作水平上幾乎毫無相似之處，甚至兩部原作中的革命都不是同一場，也不是同一種思想指引下的革命。
然而，當下圍繞這兩部作品寫作的同人作品，較為罕見地出現了對革命和共產主義嚴肅思考的嘗試，並獲得了讀者的廣泛共鳴。它們都出現在全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的語境下，都重新開啟反對資本主義商品邏輯包羅一切的思考，對革命進行探討。無論這樣的寫作最終結果如何，都是一種可貴的另類想像。
雖然兩部原作的時代和地域背景並不相同，但基於兩者的同人寫作都植根於當下的文化政治土壤，因此不管是在中文還是英文的寫作中，都呈現出不少相似點，具體體現在革命在場卻有時會意義懸置，革命與愛欲的纏繞和性別議題的不斷進入。在這裡，「革命」呈現和愛情微妙的同構和矛盾的關係，明顯體現了當代社會思潮的變遷。
在同人寫作中，對情感和親密關係的描寫和敘述往往會極大地蓋過對其他敘事因素的關注。然而革命者自帶的青年人之間的同志情誼、熱血和激情又自然會吸引讀者關注，會讓他們努力將「革命」變得豐富厚重起來，填補上越來越多的歷史背景和意義，成為故事中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和情感承載點。雖然當代流行寫作裡受人喜愛的人物中很容易出現革命者，但其革命者身份和事業卻往往因為創作者或主流受眾對具體的歷史情境不夠熟悉而進入程式化的想像和刻板描寫。特別是打破階級不平等和反對帝國主義相關的議題，在後冷戰時代，全球範圍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不再具備天然合法性的時候，如何表現和表達這些經典問題，會是極大的挑戰。
依照國內外學者多次的研究和調查可以知道，同人寫作的作者和讀者大多數都是女性，因此同人寫作在各語言文化中都很早就和性別政治相關的討論多少有聯繫。2如此一來，同人寫作一旦牽涉革命想像，就很容易將當代在發達國家佔據核心議題的風起雲湧的平權政治和平權運動直接代入其中。由於文化領域的權力並不平衡，因而發達國家的文化有向文化權力低地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順流而下的趨勢，這就令西方發達國家關注的重點文化問題隨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討論，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原先革命語境中的階級話語和民族獨立話語。
然而，這兩種革命話語和革命行為並不是互斥的，相反，性別革命在很長時間內和左派話語，尤其是共產主義革命話語有著密切的聯繫。我們更需要了解和詢問的是，這兩者是如何微妙地在後冷戰時代或交織並行，或互相排斥，互相支撐或者爭奪合法性和話語權的。這些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便忠實地反映在大量想像革命時代的流行文學和媒體文本，以及基於這些流行文本的同人寫作中。
限於篇幅和文本的多樣性，本文將著重用《偽裝者》的同人為例，解釋網絡同人的作者如何利用原作中的敘事空隙探討並未在原文情節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革命敘事，如何在當下想像和體認革命；而用《悲慘世界》的同人為例，解釋後革命狀態下粉絲對革命意義的曖昧價值判斷，以及愛欲和性別議題是如何進入這種敘事的。
從相通的生命體驗
進入革命的歷史想像
2015年首播的諜戰電視劇《偽裝者》，講述了1939年發生在上海的涉及日本侵略軍、汪偽政府、國民黨軍統和地下共產黨員的諜戰故事。2008年《潛伏》引發了國內諜戰劇的風潮之後，越來越多的虛構敘事開始想像和探討民國時代地下黨的經歷，《偽裝者》並不是其中製作質量最高的，也未必是受眾最廣的，卻出人意料地成為了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國產電視劇。雖然這部電視劇情節離奇，人物塑造偏刻板，但它意外地通過觸發粉絲自身的生命體驗，變形為一種特殊渠道，讓粉絲想像、了解並體驗早期中國共產黨員在信仰上的選擇。
《偽裝者》同人的可貴之處，在於一些作者獨闢蹊徑地選擇了共產主義革命這一話題加以闡釋，雖然無法重現歷史語境，在很多話題如階級話語上也無法深刻體認，但仍然可能以其他方式令當代讀者對共產主義革命產生共情。
《偽裝者》劇照，明樓和明誠兄弟
《偽裝者》的主角明臺是上海富商家庭受寵的幼弟，在經歷地下抗日鬥爭和家國巨變之後，蛻變為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然而最受觀眾和同人作者關注的是明臺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養兄明樓和明誠。這兩個人在電視劇情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是身經百戰的成熟特工。
出生於上海富商家庭的明樓之前在法國留學，雖然明面上因接受了汪偽政府的職位而回到上海，但其實同時既是國民黨軍統特工，又是中共南方局的臥底間諜。而明誠是明樓從家裡傭人家中救出的受虐待的養子，被明家收為養弟，後也到法國留學，同樣走上革命道路，成為明樓各個明面暗面身份中的得力助手。因為這兩個極具個人風度和魅力的人物在原作中出現大片履歷空白，所以很多同人寫作會主動進入這片空白，想像兩人在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經歷，以及他們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選擇了臥底這個高風險工作的心路歷程。
《偽裝者》原作的劇情中並沒有明確地說明「共產主義」信仰的含義，而是通過抗日戰爭時期人物在國共兩黨的信仰之間做出抉擇的情節來體現，例如，故事的主角明臺起先受訓成為軍統的特工，但在發現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之後，產生了強烈的幻滅情緒，這才在身邊共產黨人的影響下選擇共產主義道路。而作為明臺的引路者，明樓和明誠在成長的過程中又面臨著怎樣的選擇？他們是如何選擇、如何權衡的？
電視劇完全沒有處理這一段人物成長期的心理歷程，卻使同人寫作者找到一個可能的切入點，讓她們在這裡塞上一個原作故事中並不存在的楔子，以同人的邏輯展開故事。她們在研究原作人物的基礎上提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理想而選擇共產主義？
電視劇的故事背景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戰，所以如果人物只是出於抵抗外來侵略、尋求民族獨立的目的選擇共產黨而非國民黨，這個理由並不充分。因此，很多作者都將他們做出信仰選擇的日子放在20世紀20年代，並進一步從明家兄弟的背景探究中國共產黨發展早期，一些出身知識分子和富裕家庭的中國共產黨員選擇共產主義的動機、心態，以及做了這樣的選擇之後人際關係的狀態和變化等等。
明樓和明誠在歐洲的留學經歷是《偽裝者》文本中的重要情節因素，但在原作情感和敘事的邏輯鏈中並沒有起到關鍵作用。「留學」更多作為一個符號，令人物顯得更加洋派瀟灑，也令他們在偽政府身居高位順理成章。然而，同樣有留學經歷的同人寫作者和粉絲卻因為類似的經驗而受到觸動、感同身受，以歐洲為紐帶，將歐洲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歷史，尤其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引入視野，完全憑空構造出《偽裝者》原作本身有條件構造卻放棄不顧的一條特殊歷史線索。這種構造使得原文本中輕描淡寫、未曾實體化表達的共產主義理想得以具象化。
頗有一些同人寫作者煞費苦心地將中國現當代歷史，尤其是中共建黨後的歷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編入明樓和明誠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履歷之中，幾乎將同人小說寫成歷史教科書。例如chloec的《許多年》中，便著力將當時尚且年輕的明樓和明誠寫入二三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學習小組等活動。
雖然多少會有巧合太多、人物知識結構與年代不符等一些歷史小說寫作中的常見問題，但是這樣的寫作實際上正是從歷史教科書中打撈出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並為讀者喜愛的人物賦予活力與想像空間的寫作。這種從對人物的喜愛生長出來的對於真實和歷史知識的欲望，最終也會推動讀者對歷史的認知和共情。3
然而，新自由主義邏輯支配的世界並不能保證這些同人作者對最早根植於十九世紀產業工人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有深刻而切身的體認，將當今國際社會文化語境中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話語替換為階級話語時，往往充滿了不確定和猶疑。另一方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早在1920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就對如何融入無產階級革命，怎樣擺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和情調，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有著一以貫之的焦慮。這種不斷地在無產階級寫作中尋找知識分子言說的視角和合法性的實踐在「文革」之後便中斷了，類似的焦慮感在冷戰結束、階級話語不再受強調的當下早已無跡可尋。
在當今的網絡寫作中，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對社會階級結構的理解處於一種近乎故意的缺位狀態，一擲千金任意妄為的「霸道總裁」成為某種流行的理想男性，或曰理想愛情對象的標準。即使在網絡文學寫作中有對於「天下」和「私情」之間關係的探討，也多落腳於前現代帝王將相的想像，少有現實社會關涉，或者即便有，也往往建立在認同統治者的基礎上。4
這種普遍的認同模式導致很多同人寫作者在討論革命歷史話題時經常將「潛伏著的精英」和「被拯救的無知無識的大眾」對立起來，著力刻畫前者受到後者的冤枉，並強調前者作為「英雄/救世主」被坦然遺忘的悲情感。樓誠作者（也就是專門想像和寫作明樓和明誠之間同性愛情故事的作者）為了刻畫二人的偉岸英雄形象，也多有寫到二人在多次政治運動中遭到不公待遇，甚至含冤而死的情節。需要了解的是明樓其人在歷史上有原型，是日佔上海時期同時在日偽政府、中統、軍統、青紅幫和共產黨地下黨有身份的五面間諜袁殊，他因為和潘漢年的關係，在反右運動中入獄，直到「文革」結束方才出獄。
這樣的歷史事實自然會影響同人作者對人物命運和前途的解讀。然而在同人寫作中，令人不適的並不是依照原型人物的命運，將故事推向必然的黑暗結局的敘事慣性和惰性，而是其中包含著的道德高下區分，對「被冤枉侮辱的救世主」和「愚昧的群眾」之間二元對立的構造，以及將這種道德區分和階層區分關聯起來的敘事模式。
這樣的傾向在有意識地加入其他人物的寫作之後會有很大的改善。在同人寫作中，仍有很多作者或開掘原文本中的底層民眾形象，或塑造鮮活的原創民眾人物，這些帶著善意和感情創作出來的人民大眾形象，既呈現出當下的「底層關懷」，也回應著共和國前三十年的「階級意識」。她們對早期共產黨員身份和信念的體認，以及全民抗日時同仇敵愾的精神的認知，都讓她們不能像《偽裝者》的原作一樣，把眼光和筆墨全部傾注在豪富之家的間諜身上。
例如筆名為mockmockmock的同人作者，在名為《如此夜》的同人寫作中，不僅寫到了抗戰時期身處敵營的明樓和明誠面臨的巨大心理壓力和危險，同時，小說中頗有一些意味深長的細節，寫出了抗戰時期日佔區生活的困頓以及普通民眾的苦難。5例如，作者寫明誠在流落上海的猶太攤販處買菜，寫到物資緊缺，物價飛漲，更寫到底層的小孩合夥偷竊明誠買的菜和他的錢包，被失主趕上後非常熟練地躺倒在地準備挨打，間接地點明了當時底層人民生活的困苦。
苦難的底層不只包含中國人，還有許多僑居上海的外國人，這就使得底層的苦難狀況呈現出了國際化的特徵，由此令讀者感受到抗日戰爭時期反法西斯主義階級聯合和國際聯合的合理性與迫切性。從這個意義上，不少樓誠同人作者都成功地在原作的民族主義立場上疊加了一層對苦難大眾持同情態度的階級立場，並在這個層面上合法化了樓誠兩個角色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認同。例如隔山燈火的《嚴霜不殺》6和何惜一行書的《故人長絕》7中，都有精彩的原創次要人物出現。
這些人物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在豐富了故事的同時，也為當時中國的社會背景鋪下了鮮明亮眼有層次的背景，將原作中虛無縹緲、淪為口號的家國之愛落到了具體細節之中。主角在這些同人小說中便不再是孤軍奮戰、與外界所有人隔離、被誤解和敵視的少數精英分子，而是和其他階層的人一樣的抗日軍民。不同於前面敘述中精英和愚頑的氓眾之間刻意黑白分明的區分，這樣的寫作突出了革命和戰爭大背景下的群體，而不只是個人的力量。
《偽裝者》樓誠同人，隔山燈火的《嚴霜不殺》封面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同人寫作的作者傾向於發掘原作中「革命」這一往往並未得到徹底闡述的主題，在此基礎上想像闡發，但是同人寫作歸根結底是為了描寫人物和人物關係，而且往往是愛情關係。正如在《偽裝者》的同人中，寫作者往往會集中關註明樓和明誠之間的同性愛情關係。因此，這也就引向了非常傳統而經典的「革命」和「戀愛」之間關係的想像。
而大多數受人盛讚的同人寫作中，「戀愛」永遠是凌駕於「革命」之上的。在一些文本中，革命甚至必須用戀愛隱喻性地表達出來。與之成為鮮明對照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雖然社會思潮出現了多次轉變，但在整體激進化的背景下，革命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往往需要在貶抑或是徹底壓制戀愛的合法性之後才能獲得。
20世紀30年代「革命加戀愛」類型的寫作中，糾纏於愛情選擇和苦惱中的個體在情節最後以「革命」為出路，否認戀愛有升華的崇高性，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敘事中，戀愛更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情調，並在「文革」樣板戲等文本中進一步極端化，塑造沒有任何情慾的高大英雄形象。相較而言，同人寫作中有著將情慾引入原先沒有愛情敘事之處的相反趨勢，這種寫作慣例和傾向清晰地顯現了時代文化風潮的變遷。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來，正如王斑在《青春之歌》和《聶耳》等電影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樣，十七年時期中國電影中的革命敘事和情慾敘事本質上有著相同的推動力。8在革命普遍退場的當今社會文化中，這種從20世紀早期就出現的情節模式內部，革命與愛情之間的隱喻和耦合關係反而顯得格外清晰。在前提是愛情的敘事中，作為「浪漫」的另一重來源的革命主要敘事功用是張揚人物的形象崇高性，而非體現其內在邏輯和包含的情感。
「革命」所指代的符號意義在整體敘事邏輯中被架空了，得到不遺餘力頌揚和表現的，是以「革命」為目標的個體，而非「革命」本身。從這個角度說來，「革命」是敘事中一個佔據重要位置的模塊，這個模塊和「戀愛」平行並置，有時互相交錯，最終共同指向的是人物的浪漫崇高形象。同人寫作中「戀愛」往往是切實可感的，但革命是否能在這種敘事邏輯和套路中獲得新生和恰當的表達，更看作者本人的寫作水平和文化體認是否可以將這個模塊充實和延伸下去。
符號化的革命如何被
浪漫化和他者化
如果將觀察的視角投向全球其他文化和語言，可以發現當今流行文化中普遍有類似對革命的曖昧想像，基於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的網絡同人創作便是其中一例。《悲慘世界》這樣一部經典的19世紀長篇小說能夠在當代流行文化領域內佔一席之地，顯然是拜其影視與音樂劇改編所賜。
然而，在粉絲的接受中，《悲慘世界》的同人寫作群體有一個極為明顯的傾向，即更加關注改編版本中出場時間不長的配角，這些通常無法佔據中心位置的人物群體，就是以「ABC之友」為名的巴黎年輕學生組成的秘密激進政治社團9。這些年輕人最終在1832年針對七月王朝的一次小規模起義中，全部為理想獻出了生命。
雨果描寫的這些人物活潑生動，各有各的性格魅力。雖然他們都是進步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但政治立場並不一致，其中最為激進和純粹的革命者是小團體的領袖安灼拉，其他人的政治立場或更趨溫和，或曖昧不明。雨果本人的政治觀點，以及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尷尬立場10，都讓他不能毫無保留地讚美暴力革命，而《悲慘世界》涉及各個社會階層的故事最終突兀地跳過了1832年革命的後續和結尾，急匆匆地在並不純粹的青年革命者馬呂斯和他保王黨的外祖父之間，以及馬呂斯和冉阿讓之間達成了和解和妥協，故事收束在源自宗教的悲憫和救贖中。
這個推崇進步，但也力主和解的故事，在多次的改編和重新寫作中卻能隨改編者的主觀意願重新解讀。同人寫作更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脫離雨果的意圖，通過想像這些人物本身，將人物的潛力釋放出來，並以此表達和當下的時代、社會有著更深關涉的故事。
大量有關ABC人物和關係的想像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原著中最濃墨重彩寫到的，是激進學生群體的領袖安灼拉和邊緣人物格朗泰爾之間的關係。《悲慘世界》原著中，安灼拉是一個激進而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因此瞧不起格朗泰爾這樣沉湎於悲觀和陰暗的人，格朗泰爾猶疑、犬儒、憤世嫉俗，習慣沉溺於酒精之中，他對這個激進政治團體若即若離的認同不如說是只針對安灼拉人格的認同和企望。
但最終，丑角一樣的格朗泰爾，因為酒醉而錯過了街壘上一整場血腥的戰鬥，卻在領袖安灼拉隻身一人面對國民衛隊的槍口時從酒醉中醒轉，毅然上前與安灼拉攜手一道面對槍口。雖然安灼拉這個人物相當受歡迎，很多同人畫手也喜歡以他為主題創作繪畫作品，尤其是他壯烈犧牲的決然姿態，但當下對《悲慘世界》，對ABC之友有好感的粉絲中，更多也會站在格朗泰爾這樣的邊緣人角度，而非真心實意地相信革命顛覆性改變力量的ABC核心成員那邊。
《悲慘世界》中另一個人氣很高，也讓當代讀者願意代入的人物是愛潘妮。她女扮男裝隨著心中暗戀的馬呂斯來到街壘上，為革命做出貢獻，但歸根結底卻是在為心中的愛人奉獻，最後甚至為了救他而死。格朗泰爾和愛潘妮是新浪微博關於「在《悲慘世界》中你最願意成為誰？」的一個調查中，回應者最常提到的兩個名字。11
他們的相似點在於，他們都死於革命中的街壘，卻都是為了街壘上的他人，而非自己的夢想而犧牲。在這樣的邏輯中，革命與愛欲互相交纏，卻容易辨認清楚，而且愛欲明確放置於革命本身的邏輯和訴求之上。換句話說，在如此情境和認同方式中，「革命」並非不重要，因為粉絲所愛的人物若無對革命的熱情和投入，便喪失了魅力，然而現在的粉絲對革命往往並沒有單純的信任和無保留的熱愛，更不願化身為奮不顧身獻身的志士。
所以，粉絲更容易認同於仰望者和崇拜者的角色，作為旁觀者欣賞有能力、信任某個理念和信仰，並為之付出一切的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安灼拉和格朗泰爾之間情感的同人作品，有時會退縮到簡單的年輕貌美、看似冷漠的領導者和他的崇拜者之間的互動故事，與這個領導者的信仰和從事的「革命」具體為何並沒有很大的關聯。
當然，因為真正有能力、思想和寫作技巧的寫作者畢竟是少數，將人物關係簡化分類後按照套路寫作也是同人創作中常有的現象，由此，「革命」這樣和人物關係發展沒有緊密邏輯聯繫的情節元素就會更加懸置，成為純粹的功能性結構，在人物性格和行為表達邏輯中隱形。
《悲慘世界》（湯姆·霍珀導演，2012）電影海報，圖為幼年珂賽特面部特寫
《悲慘世界》在當今流行文化界的地位，與克勞德-米歇爾·勳伯格和阿蘭·鮑伯利共同創作改編的音樂劇有很大的關聯。這部音樂劇1980年在巴黎首演即引發轟動，1985年改編成英語之後，成為倫敦西區音樂劇的代表和典範之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音樂劇，尤其是影響力更大的英語版音樂劇，在改編的過程中既強化了社會革命在作品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有意無意地將其視作已經完成歷史，切斷了其與當下時代的關聯。
英語版本的劇末合唱歌詞甚至直接引用《聖經》的語句，使革命脫離了世俗語境，帶上了基督教式的救贖意味。音樂劇中最廣為傳唱的歌曲《人民之歌》，以其進行曲般的昂揚曲調，近乎《國際歌》式的激烈反抗社會不公和壓迫的歌詞內容，不斷在近年來國際上的一些反抗活動中出現。然而，對「王權」的反抗和對「共和」的嚮往，在當今西方世界中已經不再和現實有直接指涉關係。
對早已過去的君主制殘暴壓迫的反叛和革命，以及對19世紀「悲慘世界」中社會不公的表達，也已變成了可以站在遠處觀看的奇觀，為表達抽象的青春熱血激情和朋友之間的惺惺相惜提供一個背景，不需要強調其反抗的邏輯及其與當下全球政治的關聯。由於全世界範圍內民主共和的全面勝利，王權的倒臺已經是既成事實，這樣的革命敘事在很多場合下都可以視作為現有資本主義國家體制和歷史的合法性背書。
同人畫手dome創作的《悲慘世界》1968 AU同人畫，學生佔領索邦大學後在廣場上彈鋼琴
然而，另一方面，因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在整個19世紀有層出不窮的革命和戰爭，導致讀者（以及改編者）常常混淆各次革命之間的區別，誤用各次革命中的口號、關鍵詞和標誌性符號。例如，大量的觀眾和讀者都不了解三色旗在七月王朝之後已經不再具有革命意義，所以有人在描畫《悲慘世界》中的街壘場景時依然用三色旗，常常引起法國粉絲的抱怨。
然而，正如大衛·貝婁斯指出的那樣，這種誤用也將19世紀和20世紀漫長的革命歷史的訴求合在一起，形成抽象的對進步的讚許和頌揚，並進一步順暢地帶入後世對進步的想像。12有趣的是，在《悲慘世界》的同人寫作中有不少AU寫作。AU，即Alternate Universe，意為平行宇宙，是同人圈的重要術語，即將原作中的人物和人物關係搬到另一個非原作的世界體系之中，想像他們在其他環境下的生活和互動關係。
例如，《悲慘世界》的AU寫作中一個常見的設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德之間的戰鬥，這些青年或者在二戰剛開始的時候殊死保衛自己的城市和國家，或作為法國地下遊擊隊，在戰爭即將結束時積極參與解放巴黎。因為巴黎和大學生的背景，1968年的五月風暴也是可能的重新寫作背景。這些AU讓《悲慘世界》中的激進學生在後世的寫作中成了從19世紀到現在許多反抗和理想的化身，不斷地在同人作者的筆下復現。
但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怎樣的反抗和理想，怎樣的歷史話語才會進入當代粉絲的同人想像？因為同人寫作本來就建立在對人物的認同和喜愛之上，所以將人物放在哪一個歷史場景中，放在哪一個立場上，也就直接表明了同人寫作者心中的正誤之分，以及理想的投射又在何處。
同人畫手dome創作的1968 AU同人畫，圖中接吻二人為在街壘中被捕的安灼拉和格朗泰爾
不少西方的同人寫作者在將這些人物放在現當代的背景之下時，會順暢地套入時下的LGBTQ（這個詞彙指的是性少數人群，五個字母分別指代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exual，以及各種未被前四者囊括的性少數、邊緣人群和邊緣行為等Queer）相關的公民權利活動語境，甚少有人還會以傳統左派的方式，想像在當代背景下不強調現成身份政治的限制，追求人人平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會是如何場景。
在《悲慘世界》當代AU背景的英語同人寫作中，也會有相當多的粉絲把原作中的人物，例如公白飛，設定為非洲裔。這一方面是將ABC設定於當下背景時在法國現有種族構成的條件下形成的自然聯想假設，另一方面則將當下的種族歧視和鬥爭語境也代入了《悲慘世界》的話語中。
貝婁斯轉述一個對《悲慘世界》的英文同人寫作熟悉的人的話時，說：「《悲慘世界》的一篇虛構性同人寫作，表現的只有肢體健全的異性白人青年之間的愛情故事的話，現在基本可以在批評者那裡當成是反動政治行為了。」13也就是說，借《悲慘世界》中的進步學生為由頭，以英語為主的西方世界同人寫作中進一步將身邊政治領域中的議題帶入了雨果開啟的進步主義的話語框架中，將雨果的人物安置進了當代西方（但最主要還是美國）的政治生態中，直接處理身份政治、邊緣人群權益等問題。
但值得注意的是，原作意義上的暴力「革命」行為多少被心照不宣地繞了過去，平行世界的寫作中，對暴力革命，對進步力量和建制之間尖銳衝突的想像都安放在了遙遠的過去或者反烏託邦的將來。若是設定在當代的西方，則棄絕暴力的可能性和合法性，革命就讓位給了和平的信件抗爭、遊行和其他抗議行為。總體上，當代的「革命」想像已經被完全他者化，不再成為「進步」的必然，尤其不再成為從現有資本主義建制中獲得進步的選項。
互相纏繞的革命想像
與性別平權議題
隨著冷戰的結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並退潮之後，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想像也漸漸離開了普通大眾的視線和話題。民權運動在全世界各地不斷取得的成果進一步將「革命」推向了新的方向。正如前文所述，同人寫作是一種寫作者和閱讀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的社群性寫作，同時，同性關係和戀情的想像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性別視角一直天然地存在於同人寫作及其社群的關注視野中。
雖然共產主義革命低潮之後在整個社會進步話語中失語，只能在性別政治上尋找對人類進步的討論是不爭的事實，但同人寫作中對女性權益的聲張和對非主流性向人群權益的關注，更與這類寫作的傳統緊密相連。所以同人寫作中將革命話語轉化為性別視角的進步主義訴求某種意義上是順理成章的。這種性別視角不能保證同人寫作必然有進步性訴求，但是這樣天然的性別體認在進入進步性的討論中時會有震撼人心的切身感和發自內心的力量。
《悲慘世界》英語同人，Ellie Valsin的《Virago》
在基於《悲慘世界》的人物寫作的英語同人作品中，Ellie Valsin的Virago是一篇極為有趣的範例。14它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將性別解放的訴求和當時基於共和理念的推翻王權的訴求結合了起來。《悲慘世界》中，狂熱激進、氣質容貌又宛若天神降臨的領袖安灼拉，在這個轉化型寫作文本中被假設成一個美貌的鄉間小貴族家庭的女子，受到共和國理念的感召，充分發揮天賦的領袖能力，成為共和國激烈的鬥士和共和理念的捍衛者，為了心中理想不惜暴力革命。
但為了能夠進行公開的政治活動，這個氣質中性的年輕女性女扮男裝，以男性的身份參與政治活動。這個故事詳細地敘述了安灼拉假扮男性進行政治活動中遇到的種種喜怒哀樂，以及她和她最好的朋友和靈魂伴侶，來自法國山區小資產階級家庭的醫學生公白飛之間的感情發展。於是，革命經由發展、高漲、短暫的失敗、平穩、危機到最終走向犧牲的過程，以及安灼拉和公白飛二人由同性友人到異性友人、到情侶、到結婚生子的感情發展這兩條情節線索齊頭並進，互有映襯。
整個故事最華彩的段落是1830年七月革命這個段落。在這短短的三天革命中，安灼拉公開以革命領袖身份站上街壘，直接領導戰鬥，參與了革命中最激烈的幾場戰鬥之一。然而，這場傷亡慘烈的鬥爭，最終只迎來了另一個王朝，即資產階級的七月王朝的建立，沒有返回法國大革命的激進共和主義。就在這樣的革命低潮期，一場規模不大的街壘暴動於1832年打響後又迅速走向失敗，這就是《悲慘世界》原著中最壯烈而充滿悲劇色彩的戰鬥場景。
這部同人是第一人稱敘事，從安灼拉的視角寫作她在19世紀巴黎公共和私人空間中的言行感想。小說忠實地遵照了原作中近乎不近人情，對私人情感漠然相對，卻對革命和祖國有著激烈和超越認同的人物形象。所以小說中大篇幅地講述她的共和理念，講述她平日裡的政治講演和各種激進政治活動（如和其他激進共和團體的交流、聯合和矛盾，寫作和印刷宣傳文章、參與鬥爭等等）。
然而，整部小說中最尖銳和直接的矛盾衝突，則與文中安灼拉女性身份和革命領袖身份之間的矛盾相關。和大多數她的政治活動不同，這種矛盾無需故事中人物理念的中介，是用簡單直接的事實再現而非話語複述表現的。她不假扮成男人，則無法自由參與任何公共生活，包括上大學，包括參與演說、集會，更不用提直接站上街壘，以革命領袖的身份參加戰鬥了。雖然寫作中大量地寫到政治事件、革命活動，但女性身份所帶來的不同社會期待和生活細節卻時不時地跳出來打斷或者打亂其以男性革命領袖從事的公共活動。
小說中，安灼拉對街壘中參加戰鬥的一個女性洗衣工說，她不願意以女性身份示人，是因為她不願意被其他人視作「勇敢偉大的女人」，而只願意被視作「偉大的人」。她在政治生涯中並沒有特意關注性別問題，她反對當時的婚姻制度，但她美好而模糊的未來烏託邦中並沒有特意指出男女平等的必要性。性別層面的問題並不是理念上討論的重點，而是他們為了日常生活必須處理的煩心事務。
安灼拉和公白飛的數次關係推進，也和政治身份與性別的矛盾衝突直接相關。反對婚姻制度的安灼拉，卻為了自由地參加革命活動主動和公白飛結婚，搶在安灼拉的貴族父親控制她的人身自由之前，把她作為女性的歸屬權從父親那裡轉移到丈夫手中。一個和她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丈夫，不過是讓她能夠以自由之身從事革命活動的權宜之計。
與原著相似，這篇同人小說中的公白飛更加具有人情味和人本主義思想，他多少相信浪漫愛情，而安灼拉對愛情和家庭的認知已經完全被她對共和理念的獻身覆蓋了，甚至愛情的優先級都首先排給共和國而不是她的愛人。安灼拉本人並沒有超越時代地以女性身份反抗性別不公，甚至沒有以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身份強調性別上的體驗和訴求，卻時時以親身體驗直接帶出那個時代的不公。
同人寫作中的「性轉」設定並不罕見，很多同人作者會把喜愛的人物轉寫成另一個性別，但通常這種性別的改變是為了方便（異性戀）愛情和懷孕生子的敘事，然而Virago這篇小說，則在此基礎之上，以切身的真實感，強烈地喚起了讀者對於女性在歷史和現實中受到的不公待遇的感受。其中的一些不公之處甚至從故事背景的1830年左右一直延續到了幾十年前。
例如，小說中不斷或明或暗地寫到女性避孕措施和避孕意識的缺乏，在這篇小說的敘事中，這導致安灼拉意外懷孕生下了孩子，而年輕的父母則不得不將孩子放在公白飛的老家，回到巴黎繼續革命。計劃生育手段和教育缺乏的情況在法國延續到了20世紀70年代，而且甚至到今天，在一些國家依然是常事。這就構成了一種奇妙的文本斷裂：文中的安灼拉是一個醉心革命和社會變革的人，並且因為她對革命忠貞不渝的嚮往和堅決鬥爭，獲得了同時代革命者的認同和愛戴，但她認同的理念和社會現實，在文本中表現得較為抽象，並沒有切身的體驗。
作者甚少寫到當時貧窮的受苦的民眾，也就沒有對革命必要性的直接表現，而小說中唯一的工人角色弗以伊則是在安灼拉的性別問題上最不通情達理的一個。相對的是，文中更讓人有直接感受的，是她作為女性，必須時時面對被當作「第二性」的苦惱，這種苦惱體現出了平等和解放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但她作為女性的身份，自始至終也只有她最親密和信任的友人了解。
如此，性別平等便成了與共和主義革命並行不悖，互相增強合法性，同時更加急迫卻也更須隱藏的革命性訴求。Virago這樣的歷史改寫便同時構成了一種對革命歷史的致敬和顛覆，將以往邊緣化的性別視角引入了革命歷史，很好地體現了同人小說創作作為性別觀念實驗場的功能。
結
語
無論是《偽裝者》還是《悲慘世界》，同人寫作中的粉絲都將想像世界的時間點提到了革命尚在發展進行中的年代。《悲慘世界》中的ABC之友對平等自由的想像和不懈追求在時間上甚至比由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共產主義革命更早。他們在街壘上揚起紅旗時，紅旗還並未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象徵，這紅旗代表的是寬泛的對美好未來的希望。
在漫長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革命、戰爭和對立之後，在冷戰中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陣營宣告失敗之後，如何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和激進革命傳統的遺產，在全球範圍內並不存在天然合理的應對方式和角度，在蘇聯和東歐尤其會引發完全剝離政治符號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私人懷舊。
而這種時候在流行文學和文化領域之內生發出來的對革命歷史和感情的另類想像，再次將革命與愛情這兩個文學史上的重要主題連在了一起，然而這種主題上單純的聯結只能保證將這兩個主題的表象和基本的「浪漫」感受重疊起來，並不能保證復現歷史上革命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和心理。但讓革命敘事重新進入流行文化的視野，可以讓讀者再次探討和解讀革命、信仰等問題的意義；同人敘事中最常見的性別視角也被帶入了討論之中，使得對革命的探討獲得了與當下社會密切相關的另一重維度。
同人小說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小眾性和非營利性，因此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無視市場的需求，但另方面，同人小說的寫作又深刻地紮根於原作中，更是依賴當代社會文化大環境中的思想主流。在這樣特殊的夾縫中生長出來的歷史敘事，既是努力對歷史的復現和想像，也是對當代社會的巧妙回應。
【1】 同人小說的基礎在於對人物關係的想像，這從同人小說的標籤多為（主要）人物關係一點上便可以看出來。參見Woledge, Elizabeth, 「Intimatopia: Genre Intersections between Slash and the Mainstream」, Fan Fiction and Fan 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Eds., Karen Hellekson and Kristina Busse,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6, pp.97-114.
【2】可參見Camille Bacon-Smith, 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3】小說原發於Lofter，原文已刪除，但在百度貼吧有轉載。參見主題帖「[樓誠-文] 許多年（轉載）」，百度樓誠吧，2016 年4月22日。
【4】可參考戴錦華：《後革命的幽靈》，樂黛雲、[法]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第38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
【5】 mockmockmock：《如此夜》，連載於Lofter。
【6】 隔山燈火：《嚴霜不殺》，連載於Lofter。
【7】何惜一行書：《故人長絕》，連載於Lofter。
【8】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以現在英文最大最主流的同人小說檔案網站AO3（Archive of Our Own，意為「我們自己的檔案館」）為例，2019年4月19日查詢的《悲慘世界》同人小說總數接近20,000篇，其中以「ABC之友」的領袖安灼拉為主要人物的同人小說超過12,000篇，佔全部同人小說的60%以上。
【10】 雨果在1848年二月革命後被選入臨時議會，曾經親自參與鎮壓1848年6月的街壘起義。這段經歷對他有強烈的情感和觀念衝擊，對他日後的政治立場也有深刻的影響。
【11】原調查微博由名為「音樂劇bot」的帳號發起，因為調查過程中出現爭議性表述，後該微博被發布者刪除。
【12】David Bellos, 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rab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7, p.247.
【13】David Bellos, 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rab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7, p.253。
【14】Ellie Valsin, Virago,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LLC, 2015, Ebook.
文/鄭熙青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許婷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