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許多歷史事件常常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誇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難於認識。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上一世紀的臺灣。多年來，人們對它的態度與感情大異，因之敘述與評價亦大異。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曾經給臺灣人民帶來巨大傷痛的事件時，必須採取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遠離一切狹隘的功利需要，還原歷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歷史的真實，建立對這一事件的真實可靠的論述。
「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自衛性質辨析
眾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是起源於緝私員暴力執法與軍警單位處理失當引起的民眾運動。臺灣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菸酒專賣局，統制菸酒產銷，禁止私制及進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專賣局緝私人員葉德根等6人到臺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獲小販、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林婦跪地苦苦哀乞，圍觀民眾幫同求情，緝私人員不予理會，葉德根用槍管打破林婦頭顱，以致鮮血直流，激起群眾不滿。緝私人員傅學通見勢逃走，被人追拉，掙脫後即將子彈上膛，後又被人抱住，葉開槍，擊中看閒路人陳文溪(當晚身亡)。群眾憤而燒車，包圍警察局、憲兵隊，要求立即處決兇犯。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吳克泰所撰現場報導見報，發向全省。同日，臺灣省政治協會等發起抗議。陳文溪系大流氓陳木榮之弟，因此，抗議活動一開始即有部分流氓參加。群眾鳴鑼罷市，包圍並搗毀位於本町的專賣局臺北分局。下午，群眾四五百人遊行，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為前導，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衝擊公署大門。其間，出現搶奪警衛槍枝及開槍射擊衛兵情況，衛兵還擊，當場打死3人、打傷3人，逮捕6人。群眾情緒更為激昂，在各處毆打外省人，同時進佔位於臺北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批判政府的貪汙腐敗，號召各地民眾驅逐貪官汙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臺各地紛紛響應，從要求懲兇發展為政治抗爭。
自1945年光復以來，群眾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本多不滿。例如，在政治上，臺灣與內地各省不同，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集行政、軍事、財政以至立法、司法諸權於長官一身，類似於日據時代的總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中，外省人過多，臺灣人過少，副處長以上官員僅有臺民1人；全省簡任官214人，本省人僅12人。在經濟上，實行嚴格的統制，煙、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實行專賣，官辦的專賣局、貿易局幾乎壟斷臺灣的進出口貿易與工業的方方面面，企業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縛。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糧價過高，失業嚴重，大批覆原返鄉的原臺籍日本士兵就業無門。此外，官員貪汙腐化，軍隊紀律不良。行政長官陳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雖有心求治，也採取了開放輿論等開明措施，但剛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
凡此種種，都使臺灣民眾長期憤鬱、壓抑。當時，臺灣民間有「五天五地」之說：即「驚天動地(盟軍轟炸)、歡天喜地(臺灣光復)、花天酒地(接收官員)、黑天暗地(暴政統治)、呼天喚地(物價飛漲)。其中後三個短語正反映出臺灣人民的強烈不滿。現在，由於緝私中的處理不當，這種憤懣終於找到突破口，群眾的情緒就像長期運行地下的巖漿，一朝噴發了。
「二二八事件」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它多重性質辨析
可以看出，專賣局緝私人員的行為屬於恃強凌弱的暴力執法，而臺灣民眾的行為則屬於抗暴自衛和反對惡劣政治，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由於參加者人數多，成員複雜，自發性強，衝動性強，就很難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中規中矩，合理合法。
無可否認，「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緒性的打、砸、搶、燒等非理智行為，也有方向性的謬誤。例如，將臺灣民眾和國民黨臺灣當局的矛盾當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從而激起對外省人的普遍仇視。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豬仔太可惡」，「臺灣人趕快出來報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現「打阿山」的號召，於是，在這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鄉裡主義情緒的支配下，對「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不斷發生。
關於當時外省人被慘殺、侮辱的狀況，唐賢龍的《臺灣事變內幕記》等書有幾則觸目驚心的記載，摘錄如下：
1、在臺中市，菸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圍毆。後入臺中醫院治療，第二天晚上，十餘人衝入醫院，割去劉的耳朵、鼻子，挖出兩眼，再加毆擊，直至斃命。
2、在臺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將小孩撕開，屍體被丟到水溝裡。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直至腦血橫流，旁觀者拍手叫好。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使腦漿流出，拋於路旁。
3、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適逢一對青年夫婦路過，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棍棒齊飛，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上述暴行，令人髮指，應視之為騷亂。它們不具有任何正義性與合理性。
「二二八事件」既是臺灣人民的抗暴運動，同時又是無理智的騷亂，其中還有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下少數人的「獨立」和「託管」活動，三者交錯混雜。在臺灣各地普遍發生毆殺外省人，並且奪械暴動的情況下，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南京國民政府出動少量武裝力量有其必要。但是，蔣介石既堅決反共，又堅決反對臺灣獨立。早在事件發生前，蔣介石就指示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臺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自然，陳儀等人以「反共」和「反臺獨」名義而採取的各項舉措都易於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雖然迅速確定「現時惟有懷柔」，並且先後派白崇禧、魏道明到臺灣貫徹這一政策，以「寬大」為要旨，但是，他對陳儀函電中所一再流露出來的強力鎮壓、制裁的意見並未駁正，事實上採取默認態度，對赴臺軍隊的行動方針、任務、紀律缺乏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及至軍隊抵臺，產生陳儀濫施捕殺、「臺民恐慌」等問題後，蔣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籠，錯誤已經鑄成，糾正無及了。
二·二八事件罹難人數
二·二八事件因年代久遠，犧牲受難者數目長期有所爭議。尤其政治立場不同者，說法差異甚大。由臺灣當局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已核查確認的死亡者680人，失蹤者179人。
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不成立464件。
若干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註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臺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臺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臺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館
臺灣228事件：臺籍日本兵成叛亂主力！
1945年10月25日，臺灣正式回到祖國懷抱。但當時臺灣的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工業廠礦、港口毀壞大半，生產多處於停頓狀態，生活物資奇缺。少數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臺灣人，更乘機大肆宣傳，說中國大陸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趕不上臺灣。
二戰期間，約30萬臺灣人被日軍強徵赴大陸、東南亞參戰，近10萬人戰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後，至1946年底，20萬臺籍日本兵返回臺灣，其中一些人不願回鄉務農，失業致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當時，國民政府調派了3萬軍隊收復臺灣。鑑於臺灣財政拮据，駐防的70軍及62軍被調回大陸，接防的21師實際派到臺灣的只有一個團和一個營，僅500官兵。而日軍遺留下的武器足可裝備20個師，還有大量槍械散落民間，一旦風吹草動，後果不堪設想。
1947年2月27日，臺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觸發2月28日臺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和罷市，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臺灣。
臺籍日軍退伍軍人成為搶奪武器、攻佔軍事要地的主力。在臺北，臺籍精英蔣渭川等成立「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島等地歸來的眾多失業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還有「大同青年同盟會」(服役日軍陸軍者)、「海南島歸臺者同盟」(海南島歸臺者)、「若櫻敢死隊」(服役日本海軍自殺艇隊員)。編制一如日本軍隊，帶隊者自封隊長，揮舞東洋刀，高唱日本國歌，甚至叫喊「皇軍馬上就要回來了」。
這群親歷二次大戰又面臨失業困境、為數起碼在萬人以上的退伍軍人，在臺中、虎尾機場等戰鬥中展現了較強的戰鬥力，尤其是海南島歸臺退伍軍人衝殺在前。中統局臺北站緊急電告南京：「此次參加臺灣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海南島回者為甚)，全省約計12萬人。」
近2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面臨著生命危險，短短幾日，大陸軍公教人員死約200人，傷約800人。駐臺軍隊兵力單薄，根本不能與臺籍日本退伍軍人相抗衡。
蔣介石一貫迷信武力，決定派兵鎮壓。3月5日晨，駐防崑山的21師師長劉雨卿獲令，開赴臺灣平亂。
21師是在抗戰後由21軍整編而成，是一支中央化的川軍部隊，即川軍第2軍。這是一支著名的軍隊，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多次重大事件：軍閥混戰、圍剿紅軍、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浙贛會戰等，其間也參與了皖南事變。抗戰勝利後收復鎮江，接管上海，成為上海衛戍部隊。
21師師長劉雨卿，四川三臺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他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打出了川軍的威風，打出了中國軍隊的尊嚴，是淞滬會戰中戰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
1939年4月，劉雨卿率部參加南昌會戰，以血戰聞名，立功受到嘉獎。１９３９年９月，被授為陸軍中將；同年冬，升任２９軍軍長兼２６師師長。次年初，再升任２３集團軍副總司令兼２１軍軍長。
21軍後整編成21師，整編師實際上就是軍。整編師是重慶談判的產物，為調停國共雙方內戰,雙方均規定編制。蔣介石為多保留一些軍隊，將軍改為整編師，師改整編旅。
1947年3月9日，21師2萬軍隊在基隆、高雄登陸，隨即投入戰鬥，戰鬥主要集中在臺北、基隆、高雄、嘉義這幾座城市。臺籍日本退伍軍人組織鬆散，缺乏武器，各自為戰，加上良莠不齊，除少數人退往中央山脈進行遊擊鬥爭外，絕大多數人都在大兵壓境時逃避，很快被各個擊破。不過，士兵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臺胞。
1948年初，21師從臺灣返回大陸參加內戰，但遭解放軍重創，劉雨卿辭職。1949年12月劉雨卿去臺灣，1970年12月8日病逝於臺北。
四川廣安人王克俊接任21師師長。1949年參加江防戰役、上海戰役，再遭失敗。王克俊率殘部返回四川，重建21軍。遺憾的是，歷史這個舞臺沒有給他再表演的機會，和解放軍沒什麼深仇大恨的王克俊在象徵性的抵抗了一陣後，就帶著部隊於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大邑起義。1975年6月，王克俊在成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