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東西比較早，因而讀各種文藝書也就早。早先的習慣是：總會把那些買回的書放到一邊，再爭分奪秒地讀從各個圖書館借來的書。是的，書非借不能讀也。其結果便是自己書的數量逐日增長，沒看的書卻越來越多。甚至為讀書還做出「年計劃」，一年內定要把哪些書讀完，計劃卻又趕不上變化快，書在看，卻做不到什麼書都逐字逐句讀，而是有精讀有略讀，起初是為完成「年計劃」，後來卻逐漸養成了某種閱讀習慣。
古人曾講：「一物不知，君子之恥。」我也曾恨不能做到「於學無所不窺」，後來才明白這種想法不僅虛妄，且無必要。多年的閱讀經驗告訴我，世上的書無論如何都是讀不完的，即便博學如博爾赫斯、翁貝託·埃科。
埃科說過，凡為經典皆有再讀必要。而我覺得，但凡經典都要精讀。而對於某些書而言，略讀亦絕非無用，至少在需要它的時候知道到哪去找它。
當年，梅蘭芳對與戲曲有關的書便是精讀，對新文藝的書便是略讀。我以為這恰是作為一代戲曲表演大師最好的閱讀方式。梅先生藏書裡有明崇禎年間刻本《曲律》《度曲須知》《弦索辨訛》等，還有天虛我生著的《學曲例言》及各種皮黃、越劇、秦腔甚至鼓書和彈詞戲本，這些都是他精讀的，有的精讀不止一遍。而對於新文藝書籍，梅蘭芳所藏也不少，但略讀居多，精讀的也有，比如徐志摩與陸小曼合著的《卞崑岡》，英國劇作家巴雷的《可欽佩的克萊敦》等。
多年前我曾買回一套《清史稿》，煌煌十二巨冊，想精讀卻一直沒做到，但略讀還是收穫頗豐，論及有清一朝，總能準確找到出處。略讀看上去不求甚解，但對於一個於文字敏感的人而言往往能從字裡行間慧眼識珠。與精讀一樣，略讀的書也是越多越好。朱光潛先生拿到一本書，往往是先看一兩頁，如發現文字不好接下來就只略讀，如內容再不行則乾脆不讀。不用說朱光潛先生，一個人倘能被外界尊為讀書人，那麼他對一本書的直覺和評判總不會太差。
比起略讀，最不靠譜的還是誤讀。誤讀也分不同情況。比如我，大概十六七歲時就讀過一些經典，尤其是讀了不少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那時覺得自己好神氣，別人沒讀懂的，被我一個少年讀明白了。後來發現，好多我所謂讀懂的其實根本就沒讀懂，有的甚至是誤讀，與作家和作品所要闡釋的本意南轅北轍。這也是我到成年後才意識到的問題，沒辦法，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重新精讀。除了像我這種誤讀的情況，還有另外一種誤讀，因為比較迷惑人因而顯得更「危險」，這就是搭所謂的「知識經濟」快車應運而生的「閱讀膠囊」。我甚至認為這是在人類閱讀史上從未有過的一種「閱讀傳銷」。
所謂「閱讀膠囊」，便是針對人們普遍希望快點提升、快點成功、快點幸福、快點減肥等等心理，把各種書籍提煉成一粒粒「膠囊」販賣給讀者（消費者），即「二手閱讀」。但我對這些搭知識經濟而來的「閱讀膠囊」療效實在存疑。他們令我想起兒時看過的小人書，原著四五個章節的內容在小人書裡甚至分不到一兩句話。由此造成的誤讀顯而易見。試想，當一部百八十萬字的巨著被濃縮成一粒膠囊，像速效救心丸一樣讓你吞下，它可以救急，比如有朋友談論這部作品的時候你可以插幾句嘴，但也頂多表示你知道這部作品而已。
對於閱讀，我不是單純地懷舊，也不是刻意去詬病任何新的閱讀方式，雖然在社交網絡時代，閱讀正逐漸從一個獨立、個體的行為變得更加社交化、功利化。但作為一個讀書人，總該不與流俗妥協；否則，與其浪費了讀書的那點兒時間，倒不如去做點兒其他的活計。（狄青）
（來源：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