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經典，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她是中華文化的鼻祖；是孔孟老莊、諸子百家的思想根源。漢代以來，人們將她與《老子》、《莊子》並稱為「三玄」。後人更將她與《山海經》、《黃帝內經》並稱為「上古三大奇書」。而在這些「玄之又玄」、「奇之又奇」的著作中，《周易》顯然是最古老、最神秘的那一個。數千年來，她的卦象、她的數理、她的語言，都漸漸被時間的黃沙所掩蓋，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個未解之迷。那麼，這樣一部神秘的著作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她的作者究竟是誰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周易》分為經、傳兩個部分。本經由卦象和卦辭、爻辭組成；易傳分為繫辭、彖（tuàn ）辭、象傳、說卦、序卦、雜卦和文言幾個部分。長期以來學者們都有這樣一種認識：伏羲畫八卦；文王系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撰《易傳》。在作為正史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周易·繫辭傳》中也說：「古者包犧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無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而周文王姬昌被商紂王囚於羑裡（今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北4.5公裡有羑裡城遺址）而演周易的故事，《左傳》、《史記》等古籍中也多有記載。《周易·繫辭傳》則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所以在朱熹的《周易本義》就說：「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並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這四位，可都是「聖人」級別的人物，每一個拉出來，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都不亞於西方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如果真是他們四位合寫的著作那可不得了，可見《周易》分量之重。那麼《周易》真的是這四位「聖人」合力完成的嗎？
古籍中有「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的說法。據《周禮》記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這既說明《周易》是傳承有自的，同時也說明在《周易》成書之前就已經存在八卦與六十四卦的卦象系統。而文王、周公、與孔子所作的「文字系統」也都指向了一個「特珠」的時間段。是什麼「特殊」的時間段呢？它又「特殊」在什麼地方？
從周文王姬昌出生的約公元前1152年，到孔子去世的公元前479年。這一段時間，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世界各地暴髮式地湧現了一大批前無古人，甚至也後無來者的偉大思想家：從東方到西方，從古希臘到古印度；從孔孟老莊、諸子百家到釋迦牟尼再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數不勝數。這一時期被稱為「人類思想的大覺醒時期」（西方普遍認為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在中國顯然更早一些）。這時全世界的人類仿佛從黑暗、蒙昧的原始狀態中突然覺醒，對世界、宇宙有了一個全新的、飛躍式的認識，這在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這些聖賢的思想也是跨越了地域與種族的限制，出現了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或許，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人類的大腦的發展都差不多）。
泰勒斯（約前624—前564）是古希臘第一個「用邏輯而不是神話方式來思考宇宙起源和本質」的人。他提出一個基本的哲學問題：世界是由什麼組成的？他給出一個答案「水」。雖然這個答案是錯誤的，但它表明「組成世界的東西不像看起來那麼多，世界的背後只有一種東西」。換言之，宇宙是理性的，而且還是簡單的，不像人們一直以來認為的那樣是由神創造的。這是人類思想的一次劃時代的革命。但是，這樣的革命早在他之前，中國的古人（以伏羲為代表）就已經完成了。在《周易》的卦象系統中，用陰爻與陽爻來表現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等八卦，又將這八卦分別安排到具體不同的方位上。這分明是在創造一個物質世界的模型，而組成這個物質世界的就是「陰」、「陽」兩種物質。這顯然已經完全脫離了神話方式在解釋世界。已經具有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恩格斯語）的雛形。《周易·繫辭》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我們的古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的時候，早就認識到，天地是「簡易的」（相對於神話創世來說），是由陰、陽之類簡單的東西構成的，這也是《周易》以「易」為名的原因。
繼泰勒斯之後阿那克西曼德（約前60—545）、恩培多克（約前495—前435）又試圖用「對立性」（例如冷與熱、溼與幹），以及「四根說」（土、氣、火、水）來解釋世界。這些都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實是求是地說，這些學說遠不如我們的陰陽、五行、八卦系統嚴謹而深刻。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利用類似觀念來解釋世界的，不僅僅只有中國人。《周易》是從神明創世思想到古代樸素唯物主義過渡的產物。
《說卦》傳是《周易》裡面用來解讀八卦卦象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卦象都有非常豐富的意象，比如說「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等等。這讓我們想到了文字形成以前，原始部落的圖象系統。例如，在當代澳大利亞部落中，「一個簡單的圓圈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代表一堆火、一座山、一處營地、水坑、女人的乳房或雞蛋」等等。結合伏羲畫八卦、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周易》的卦象系統，是最早形成的部分，它很可能產生於原始部落的圖形「文字」，只不過比圖形更加系統、有規律，是由圖形向文字過渡階段的產物。這在坎卦就表現的尤其明顯：坎為「水」，其卦象就是一個象形的「水」字。
《周易》作為一本卜筮之書而倖免於秦火。《左傳》與《史記》中都保留了許多《周易》卜筮的案例和筮法。可見卜筮是《周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它的經文、傳文中都包含著許多的哲理。比如我們最熟悉的這兩句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樣的表述如果還把它看成是「卜筮之辭」顯然是行不通的。再比如說《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如果「勿用」、「有悔」我們仍然可以當作是卜筮結果的話，前而加了「潛龍」、「亢龍」二字，就不能單純地看作是卜辭了，之所以「勿用」是因為龍還在潛伏期，所以才「勿用」；之所以「有悔」是因為龍高飛過頭了，所以才「有悔」，這就體現出了豐富的哲理。所以說，《周易》是從鬼神崇拜到原始哲學思想過渡的產物。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就是《坤·文言》裡的那一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卜筮預言當中，包含著深厚的哲理。
同時，《周易》當中還包含有一套嚴密的象數系統。《周易》的卜筮就是用「數」來演算的。它的「陽」是以數「七」和「九」來體現，「七」代表「少陽」，「九」代表「老陽」；「陰」則是以「六」和「八」來體現，「六」代表老陰、「八」代表「少陰」。《繫辭》說：「大衍（演）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一掛。」這說的是《周易》的卜筮方法，純以數字來表象和演算。「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這說的是「乾」、「坤」二卦在數理上與一年的天數相吻合，而六十四卦在數理上象徵的是天下萬物的總數。這仿佛是要建立一個與天地萬物、時間空間相吻合的數學模型。而且相傳《周易》是在「河圖」與「洛書」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繫辭》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河圖」簡單來看是一組「九宮圖」，它縱、橫、斜任一直線上的三個數加起來者是15。「洛書」則是一組「等差數列」，它每一個方位的數差都等於中央之數5。
這樣嚴密的數列組合，又讓我們想起了一位古希臘的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前580—前500），畢達哥拉斯相信，「數字蘊含了宇宙的秘密，數字，而不是水或其它原質，才是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同時，「對數字的著迷也使畢達哥拉斯相信命理學，相信數字的神秘意義。」而柏拉圖（前427—前347）也以巨大的創造激情對自然的數學化進行了思考。他試圖以「幾何原子說」來解釋宇宙的穩定和變化。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揭示了抽象的秩序，宇宙背後的數字模型。」
在這裡，《周易》的象數系統與古希臘的數學思想又是驚人的相似。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古人也是在試圖創造一個宇宙的數字模型。畢竟數字的抽象性、嚴密性和無窮性都和宇宙極度吻合。這是從命理、術數向樸素的數學思想在過渡，而它的目地還是在試圖解釋這個人類生存的時空。
綜上所述，《周易》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逐漸形成的，她是中國古人集體類智慧的結晶，她展現了人類思想演進與變革的歷史，她將命理學與數學、鬼神崇拜與哲學思想、神秘主義與唯物主義、圖形系統與文字系統熔為一爐，而她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解釋宇宙、解釋人生。我們中國人的血脈中天生就流淌著她的血液、我們中國人的頭腦中天生就打上了她的烙印。對於她，我們因莫名的崇拜而感到神秘，也因莫名的親切而感到熟知。如果現在還有人問我：「《周易》是一本說理的書還是說事的書？」那我會很明確地告訴他：「說理，說的是哲理、說的是物理、說的是數理、說的是宇宙萬物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