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彈性專制」的工作制度統治著零售行業——它會一直持續嗎？
A Regime of 『Flexible Despotism』 Reigns Over Retail Work – Can It Last?
/ 本部分共3163字，閱讀約需要6分鐘
原文來自：NOVARA MEDIA
原文作者：Alex Wood
原文發表日期：30 Sept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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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二狗 奧伯裡恩
* 您可聯繫本公眾號後臺獲取本文提到的兩本著作：「Despotism On Demand: How Power Operates in the Flexible Workplace」以及「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bo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pdf文件連結
作者簡介：Alex Wood是伯明罕大學社會學院的講師，著有《按需專制：彈性工作場所的權力運作》（Despotism On Demand: How Power Operates in the Flexible Workplace）。
項目簡介：「The Future of Work focus」是Novara Media十年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旨在探討本世紀20年代的社會議題，該計劃得到了羅莎·盧森堡基金（倫敦辦事處）（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的支持。
即使在新冠疫情橫行於我們的街道之前，對我們後工業經濟至關重要的工人，就在時間安排上遭遇了一場夢魘。彈性（flexibility）之所以能被爭相抬舉，是人們認定了它能完善工人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從而使工人受益，但面對管理層的控制和業務需求的驅迫時，工人反將其視作不穩定的來源。
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可以朝令夕改——危及到了TA們的餬口本事，致使TA們無暇照顧子女，並擾亂了TA們的社會生活。201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有17%的美國工人幾乎從未變更過自己的工作時間，且只能在一周或更短的期限內知曉自己的工作日程。同樣，2015年歐洲的一項調查發現，有16%的僱工在僱主的要求下經歷過頻繁的工時變更，而且通常不會被事先通知。在英國，這個數字是15%，相當於500萬僱工，而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7%的僱工對不期的工作時間變更感到非常焦慮。
零售行業內的不穩定排班尤其成問題，因為在零售業中，僱主愈發試圖加緊勞動力供給與客流量的匹配。美國最近的一項研究強調，在80家最大的零售商中，有60%的受訪僱工的工作日程經歷過某種形式的變更。我最近出版的《按需專制：彈性工作場所的權力運作》（Despotism On Demand: How Power Operates in the Flexible Workplace）一書調查了零售業僱工在這種反覆無常的環境中所經歷的痛苦。通過走訪美國和英國的超市僱工，並於倫敦的一家超市暗中打一份上貨的工，我親眼目睹了不穩定排班造成的巨大不安全感、焦慮、壓力和經濟困難。
《按需專制：彈性工作場所的權力運作》
然而，同時彰顯出來的是，彈性利用工作時間也會在工作場所產生新的權力和支配結構。正如加利福尼亞工人Brad所解釋的那樣：「我想把它比作是一種奴隸的感覺，因為你無權掌控自己的生活。只要TA們願意，TA們就會讓你在任意時間去（工作）。」
彈性排班不僅造就了普遍的無力感，還為管理者提供了一種新的規訓機制，專用於任意處分那些被認作是不夠靈活、不夠高效或不夠順從的僱工。正如另一位加州工人Akira所論：「你像個孩子一樣被管教，就像你在懲罰12歲的小孩：『我要罰你一小時，我要罰你一天，因為你頂嘴。』」
這種彈性規訓是用來懲戒僱工。僱工倘若拒絕加班、不努力工作或參加工會支持的集會，會被認定是逾矩之行，就可能會受到削減工時或改變工作日程的懲罰。事實上，雖然時間看似是一個毫無爭議的概念，但在歷史上，它一直是政治論爭的主要來源。
歷史學家E.P.湯普森有句名言，長期以來，工作日都是衝突發生之所。自鐘錶發明以來，圍繞「工作時間」的定義（及其與 「自由時間」的區別和關係）的鬥爭接踵而來。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述「工作日」及其所帶來的剝削和抗爭。然而，當馬克思撰寫《資本論》之時，僱主們傾向於更簡單的強迫形式，如對學徒和兒童（TA們佔勞動力中的較大比例）的體罰、罰款、解僱威脅、黑名單，甚至使用暴力來鎮壓工會，而不是彈性規訓。由於共有的土地被圈走，且沒有福利國家，工人對僱主的依賴性很強。與此同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工廠和作坊致使工人們丟失了傳統手藝。工人因此而變得非常脆弱，並於反抗剝削時處在非常弱勢的位置。
20世紀初，隨著現代大公司的發展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些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和規模獲取較高的利潤率，但由於低工資造成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匱乏，生產過剩的危機四伏。與此同時，流水線和持續流水生產的發展，增強了勞工進行破壞性罷工的力量。因此，企業有興趣向勞動力讓步，以避免產業衝突，並增加消費和刺激需求。
這種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得以鞏固，在這一時期，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試圖通過將工會納入到工作場所的管理之中以避免對他們戰爭進程的幹擾。因此，在對工會的承認、集體談判、合理的不滿（rational grievance）、懲戒性程序、利潤分配以及就業保障方面，資方和勞方之間形成了一種霸權性質的妥協。公司通過將工會收編進公司的權力結構之中、同時也通過將僱工權利、保護以及利潤分配將僱工與僱主連結起來，以及使得剝削和管理特權合法化，從而命令和控制僱工。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交通運輸、物流、信息和通信等行業的革命帶來的時空的壓縮，這些霸權管理體制開始解體，這種變化帶來了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工人與世界市場邊緣地帶更專制的管理體制下的生產之間的競爭。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記錄了70年代經濟危機以來以彈性資本積累方式為核心的企業是如何產生的。在這種積累方式當中，工作時間不再僅是一種剝削機制，也是一種控制的手段。
社會學家全智慧[1]（Jennifer Chun）首先認識到了這種新的工作體制，將其命名為「彈性專制」（「flexible despotism」）。在這種工作制度中，資本利用中介和臨時工在固定僱工的核心群體中製造不安全感。雖然很多國家中依然實行著這種形式的「彈性專制」（特別是核心僱工依然擁有強大的集體和法律保護的德國和日本），數據表明，另一種圍繞著時間的「彈性專制」形式可能會非常流行，特別是在英美等國的零售等行業。
「被需要」的專制（Despotism on demand）
靈活的工作方式為公司的管理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對工人為所欲為的權力來源。我把它稱作「彈性規制」——管理者可以通過將僱工原本固定的工作時間隨意改變來規制僱工，例如將工作時間設定在與僱工照顧孩子、參加社會活動、接受教育或完成第二份工作的時間相衝突的時間；管理者也可以通過減少僱工的工作時間以大幅減少TA們的收入，或者增加僱工工作時間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但是，儘管「彈性專制」是在零售行業中一種有效的控制權力來源，這種工作制度對僱工而言意味著幾乎不可能實現一種穩定——不管TA們工作時間的波動是由於管理者的懲罰還是市場的反覆。這使得這種工作制度成為了一種高度靈活且微妙的控制形式，它遠比無法撤銷的、本質上是二元的解僱的威脅要強大得多。由於僱工需要每天乞求（beg）管理者施捨「時間的禮物」（「schedule gift」），彈性帶來的隱憂也常常被誤讀。正如加州的一位工人Gabriella告訴我的：「（雖然）這不是長遠之計，但假設管理者給予了某人更多的工作時間，TA會感激不盡。然而下周你又需要為此而擔憂了。」
布迪厄解釋了無法回饋的施捨會產生一種情感負擔。在我所研究的田野中，這種情感負擔會促使僱工帶著對管理者「善舉」的感激和服從為管理者更賣命地工作。「彈性專制」正是在這種機制下通過僱工個人的情感負擔來實現對僱工的管理的目標。在這種制度下，僱傭關係並不再僅僅是變量X（金錢）與Y（勞動力）的非人化的交換，而更像是關係而更像是關係上的回報的需要，它看起來像管理者同情、關心和友好的行為。
現代技術的使用是現代工作制度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彈性專制」的時代，我們的日常活動留下了更多的數字痕跡，這些痕跡被科技公司利用於模仿我們的行為。因此，零售商不斷尋求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顧客的流量。這意味著對工作時間的進一步細分和對零工勞動的充分利用對僱主越來越有吸引力，從而使勞動力供需實時匹配。
新冠疫情加劇了電子商務革命，從而也加劇了行業內部的競爭，並使得（行業參與者）更積極地尋求通過靈活用工減少成本。因此，「彈性專制」將會進一步為零售公司提供一種通過同時利用「靈活的規制」和「時間的禮物」兩種機制，既能夠維持（對工人的）控制，又能夠減少用工成本的「機遇」。但與曾經的霸權管理體制不同，僱主不再通過收編工會、為工人提供安全和福利實現剝削和控制的合法化，「彈性專制」並沒有一個穩定的機構以確保這種控制機制的再生產。
因此，「彈性專制」這一工作制度本質上是不穩定且容易崩潰的，就像早期的資本主義時期催生了大量的罷工運動和工會。當像新冠疫情這類危機破壞了工人對這種工作制度的錯誤認識時，控制可能會動搖，不穩定的時間安排本身會轉變成為不公平的根源，而這可能會促進工人的組織和抵抗——這也是我曾在美國的沃爾瑪超市所見證的。「彈性專制」帶來的不穩定性意味著儘管這一制度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通過建立新的勞動組織形式以減除這種痛苦的潛能確實存在，這種潛能可能會推動經濟轉型為一種工作時間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非為了利潤的經濟形式。
附錄
[1] Jennifer Chun：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院亞洲-美洲研究所副教授，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她的研究力圖探究性別、種族、民族、難民/移民以及勞工的內在聯繫，曾出版書籍《在邊緣中組織：韓國和美國勞工的象徵政治》（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bo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也發表了大量關於非正式和不穩定工人組織、亞洲移民女性和社區組織的期刊文章。（譯者注）
[2] 拓展閱讀：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1867） 第八章：工作日 在線閱讀連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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