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顧炎武中年北遊之後，曾給好友張爾岐等人寫過一封《與友人論學書》，書中拈出兩句話作為學者士大夫的準則。其一論為學，曰：「博學於文」；其一論為人，曰：「行己有恥」。
顧炎武對於「有恥」一端極為重視，在《與友人論學書》一文中，他反覆說道：「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而在其大著《日知錄》「廉恥」條中，顧炎武更是直接說明：「（禮義廉恥）四者之中，恥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其時正值明末清初，學者延續明儒陋習，多喜談心性，而士大夫閹然媚於世、媚於新朝廷者亦為數不少。所以顧炎武上接聖人之道，樹起「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面大旗，並特別指出「恥」是根本中的根本，可謂切中時弊，對於今人也仍有重要意義。
「行己有恥」是為人處世的底線，從古至今無不例外。從伯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到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從東漢李膺等聯結太學生抨擊朝政，再到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不仕於清，再到近代以來為了民族復興前赴後繼的仁人志士，嚴義利之辨，有所為有所不為，一直是華夏文明世代傳承的核心價值。而嚴義利之辨，正是「行己有恥」的核心內涵，而有所為有所不為，則是「行己有恥」的行為表現。
當前一些為商、為政的人紛紛出問題，就是在嚴義利之辨上面，沒有繃緊這根弦。經商以趨利作為唯一原則，而不是如古人所言：「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於是有了所謂的「互害模式」；為政或為自肥，或耍威風為目的，而不是如黨的宗旨所言「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僕，於是有所謂的「四大危險」。概而言之，就是心中的那個「義」字失了位。
「嚴辨義利」「行己有恥」之人，就是有氣節的人。有氣節的人，知道什麼時候該挺身而出，什麼時候該退到身後，什麼時候該奮起直追，什麼時候該守身如玉。這樣的人，就是道德自覺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社會的尊重，受到百姓的歡迎，甚至「望門投止」——即便遭到反動勢力迫害的時候，老百姓也願意豁出性命來支持保護他們。
習近平同志曾經在《從政雜談》一文中說道：「縱觀人類歷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風亮節。」「高尚的氣節是每一個領導者應有的品質。沒有氣節，就沒有了脊梁骨。」這種氣節，就是要從「行己有恥」做起，做好修身的根本工作，然後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歷程中，為民為公，無私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作者：羅容海 來源：《光明日報》）
百年國學，滄海桑田；沉浮升降，幾盛幾衰。國學之知識，不可不知；國學之魅力，不可不悟；國學之精髓，不可不察。學國學，可明得失、鑑是非、知興替、辨善惡，提高人文修養和德性素養。為推動各級領導幹部學國學，特建此公共平臺，旨在增強各級領導幹部對國學的溫情、敬意、尊重和認同，知古鑑今，溫故知新，彰往察來，見微知著，為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