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13日，法國學生與工人在巴黎13區發動遊行。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蝴蝶輕輕地撲騰了一下翅膀，竟將革命的漣漪蕩漾到了全球。1968年，全球範圍內爆發了大面積的學生運動和學潮，從華沙、布拉格、柏林這些歐洲城市到美洲的紐約、芝加哥、伯克利、墨西哥城，高校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治現狀。
學潮自素有革命傳統的法國開始。1968年5月中旬，巴黎的一小撮自稱是左翼積極分子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發起了一場運動，法國工人在兩周內決定與學生示威者聯合起來。這種強有力的學生-工人聯盟導致了大規模總罷工，致使中央政府癱瘓，一度迫使夏爾·戴高樂總統逃離巴黎。總計800萬至1000萬法國人參加了罷工，法國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社會動亂。
1968這個年份是如此重要，不僅僅因為這段特別的歷史插曲，也因為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國政治思潮的走向。這是美國政治思想史學者理察·沃林（Richard Wolin）在其著作《東風：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中提出的核心觀點。
沃林指出，上世紀60年代的法國面臨著社會轉型下的政治危機。戰後法國在經歷了一段高速發展時期後，朝氣蓬勃的青年文化正在崛起，並與以夏爾·戴高樂總統為首的專制政治生態產生日益激烈的矛盾。當法國年輕人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中國，尋求一個和蘇維埃不同模式的革命方式時，「五月造反」爆發了。
雖然五月造反期間學生們倡導的「中國革命模式」很快被證明不過是一場鏡花水月，但它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法國的知識分子及政治社會生活。沃林認為，「五月造反」的其中一個標誌性影響就是直接民主和參與式政治理念的廣泛傳播。「20世紀60年代『理性核心』（rational kernel），正是這個時代才重新發現了『參與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的價值……20世紀60年代意味著一種從精英手中搶奪『政治』控制權的嘗試：通過訴諸基層政治參與的邏輯來反擊『專家治國論的自由主義』（technocratic liberalism）的弊病，並由此恢復對基層民主準則的信任。」，「五月風暴」及後五月時期所追求的改革訴求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實現，最終，法國社會從文化革命轉向了結社民主，法國的歷史掀開了新篇章。
然而反觀當下，歐洲又進入了一個晦暗不明的時期。政治分化日益嚴重，極右政黨發展勢頭強勁，而1968年後的左翼政治思想正在失去吸引力；社會政治風氣越來越保守，知識分子或社會精英在後真相時代被進一步剝奪了闡釋真相的權力。歐洲政治左翼是否已失去了生命力？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專訪時，沃林表示，當歐洲社會民主派拋棄了它的傳統基石工人階級、轉向採取新自由主義策略時，註定了當下的政治困境。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合謀，工人階級的團結性不復存在，因此失去了改善政治現狀的根本性力量。他認為，尋找「普世價值」的新載體，約束資本主義的盲目擴張，彌合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將是21世紀的西方左翼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界面文化：「五月風暴」發生在法國充滿社會變革的年代，是哪些關鍵因素觸發了這場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社會動蕩？
理察·沃林：1960年代是「青年文化」的時代：披頭四、反戰遊行、地下文化等等。然而當時法國的掌權者是出生在19世紀的、70多歲的老者夏爾·戴高樂將軍，他於1958年通過半非法的政變上位。對於當時的法國年輕人來說，青年文化的本能衝動和法國僵化的獨裁政治之間的矛盾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可以說，是這種情況導致了大規模的法國青年造反。
界面文化：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非常有趣的是席捲法國知識界的中國熱，革命中國成為了法國毛主義者的一塊投影屏幕，用來想像他們的政治幻想。實際上在法國，中國一直都是政治辯論的重要議題。在18世紀，伏爾泰稱讚中國是一個道德理想王國，然而孟德斯鳩卻批評中國是一個可鄙的專治國家。為什麼法國的知識分子喜歡拿中國當做參照物呢？
理察·沃林：你說的很對：中國——實際上應該說是「想像中的中國」——經常在法國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被當做試金石。已故的愛德華·薩義德發明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個詞來描述這種現象，即西方對東方的文化想像。對於你的問題，一個簡單的回答是，中國一方面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國，另一方面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和作家對「真實的中國」所知甚少。因此，中國一直被當做某種「投影屏幕」來承載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想像。
界面文化：當毛主義者意識到他們無法用經典馬克思話語來理解現實時，他們開始轉向文化政治，在書中你稱之為「日常生活革命」。所以我們要如何理解1968年的遺產？如今的法國人是如何看待1968年的記憶的？
理察·沃林：法國1968年的遺產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它是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想像一下，將近1000萬的工人和學生在五月中旬參與了遊行，這是一起我們不可能忽略的事件。另外一方面，要想理解或測量出它的重要意義也極端困難，這部分是因為它的反常。左派人士一直堅稱「五月造反」還不夠徹底，而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學生的反抗運動「破壞」了法國傳統社會的基石，導致了「虛無社會」的到來。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認為，「五月造反」的其中一個標誌性影響就是直接民主和參與式政治理念的廣泛傳播。這是如何改變法國的政治格局的？這些理念和21世紀的法國政治又有著怎樣的聯繫？
理察·沃林：法國的政治文化一直都在強勢的中央集權和草根起義（如投石黨運動）之間搖擺。法國曾是個君主專制國家、是雅各賓中央集權制的發明地，並在第五共和國時期見證了夏爾·戴高樂的「帝王式統治」和佛朗索瓦·密特朗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左翼力量。
「五月造反」的突出貢獻是它為法國公民社會注入了活力。五月事件強調了協會式民主的價值，反對政治獨裁。協會式民主正是由米歇爾·羅卡爾領導的「第二左翼」（the Second Left）及左翼天主教工會「法國基督教工人同盟」（CFTD）的信條。如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改變依舊可以在法國女權主義、生態保護主義、和基層民主（即法國人口中的「市鎮」（commune）或市政府級別的民主）中看到。這些政治突破可以說都是1968年5月精神帶來的。
界面文化：你怎麼看雷蒙·阿隆呢？他以批評左翼思想聞名。
理察·沃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左翼中間流傳著一種說法：「與讓-保羅·薩特一起做錯事好過與雷蒙·阿隆一起做對的事。」現在回想過去，許多薩特的左派立場和論斷已經失色，反倒是阿隆對蘇維埃共產主義弊病的警告之語頗有先見之明。這一點上我是贊同阿隆的。
出於同樣原因，我不讚賞阿隆堅持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如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已經問題嚴重至極了，但在阿隆的政治理念中，我們很少能看到他對這些難點的解釋。
界面文化：從薩特提出的全知全能的「普世性」知識分子到福柯提出的「特殊」知識分子，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認知改變是如何塑造法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的？
理察·沃林：你的問題都非常好呀！所以我沒法簡短簡單地回答。
「普世性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沒有完全消失。鑑於法國的政治文化起源於啟蒙運動，這種理念是很難完全消失的。就像我在書中試圖解釋的，許多前毛主義者後來轉變為人權活動家。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聲稱自己為「特殊知識分子」的福柯，在他生命晚期也開始反思人權問題了。最終，特殊知識分子的身份只能帶你走那麼遠，你的精力很有可能會被浪費在局部和推測性的抗爭中。我們也需要通過對政治和經濟的整體了解來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
界面文化：在當下這個後真相時代，知識分子或社會精英被進一步剝奪了闡釋真相的權力。你是否認為當今的知識分子——無論政治傾向如何——都需要重新設立自己的身份？他們在當下社會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理察·沃林：這又是一個好問題。如今我們處於一個相對未知的時代。今天，那些讚美網際網路是文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清晰來源的人需要重新考量他們的結論。就像我們看到的，一旦社交媒體被仇恨群體和反民主組織所裹挾，它們就能迅速轉變為假消息的來源和隱蔽的社會控制渠道。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欣賞「有思想的言論」的價值：有事實根據的公共意見能夠幫助消解錯誤的意識形態和非法的社會權威。在這一點上，教育必須發揮關鍵作用。教育者——老師、記者、知識分子等等——從來沒有如此重要。
界面文化：近年來歐洲的社會政治風氣越來越保守，我們看到人們開始公開反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東西。以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為例，左翼政治家讓-呂克·梅朗雄只排名第四，他的得票率還不如極右政黨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所以當今的左翼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理察·沃林：很不幸，歐洲的左派本質上說是自掘墳墓，無論是在法國、德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都是如此。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事情很簡單：歐洲社會民主派拋棄了它的傳統基石，工人階級，轉向採取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因此，這些政黨不再能夠提供與政治現狀不同的替代性方案了。另外，因為犯了這個錯誤，他們也開啟了歐洲極右勢力的大門，後者填補了政治真空，如今宣稱代表著各個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輸家」的民族的利益。
界面文化：勒龐闖進了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這令很多觀察家大跌眼鏡。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國民陣線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980年代，就有很多法國工廠工人開始因為反對移民而支持國民陣線了。你是否認為今天我們看到的政治異常是全球化時代的註定結果？
理察·沃林：我同意你的觀點，歐洲極右勢力的崛起及其民族主義政治議程和全球化密切相關。大多數極右政黨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大致來說直到最近為止，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仍然比較有限。唯一的例外就是國民陣線，其轉折點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那對許多工人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至今仍未恢復。如今他們已不再信任傳統左翼政黨能夠維護他們的利益了，所以轉而支持專制民粹主義政黨。最後的結果就是歐洲政治生態的災難。
還有一個必須提及的因素是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德國另類選擇黨藉機在2016-2017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巨大突破。在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後，如今我們看到它已經成為德國的第三大政黨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評價新上任不久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他將帶領法國走向何方？
理察·沃林：最近的這一次法國總統選舉是我記憶中最奇怪的一次選舉。直到他在2016年秋季開始選舉活動前，法國幾乎沒有人想到馬克龍可以是一個有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然而，我們同樣震驚地發現法國社會黨只獲得了區區6%的選票。這很悲哀，我們基本可以為之書寫墓志銘了。
你很正確地觀察到了讓-呂克·梅朗雄表現出眾；然而，我強烈反對他沒有在第二輪選舉中支持馬克龍，當時左翼正在與新法西斯政黨國民陣線競爭。那時候左翼應該聯合起來，然而梅朗雄沒有做到這點。那些認為自己能夠超越議會制政府規則的人會冒表現得像煽動家的風險。
界面文化：很多人相信我們正處於政治分化嚴重的時代，極右政黨發展勢頭強勁，而1968年後的左翼政治思想正在失去吸引力。這對歐洲的未來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應該怎麼辦？
理察·沃林：你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我們可以仰賴工人階級團結和大眾的力量來反抗資本主義富豪統治的弊端。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幫助我們約束資本主義。
如今的情況正相反，「工作」的本質被根本地改變了。工業化時代的終結和社會分層已經讓工人階級團結壽終盡寢。因此在當下的西方，工人階級是高度碎片化的。馬克思還可以提無產階級和「普世階級」（universal class），而今天的工會已經成為了另外一種爭奪社會財富的利益集團。
我們要到哪裡去尋找社會「普世價值」的新載體呢？我們該如何打擊、規範財閥民主的可悲過分之舉？我們要如何在越來越碎片化、派系化的工人階級間建立長久的聯合機制？這些是當今的西方左翼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人物簡介：理察·沃林（Richard Wolin）為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史家、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比較文學和政治學傑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爾特·本雅明：救贖美學》、《文化批評的觀念》、《海德格爾的弟子》、《非理性的誘惑》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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