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您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在臺灣的社會學界從事社會學理論的研究，積30餘年之功，被稱為「臺灣的社會學大師」。大學教授究竟是做校園裡的純教學研究，還是應該關心和幹預社會事務，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所形成的焦慮，是您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時就強烈感受到的。30多年來，您認為這樣的焦慮在學界有所緩解了嗎？
葉啟政：19世紀以來，科學和自由主義的衝擊構成了現代化的基本內涵。非西方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教授，處於劇烈變遷中的社會，不太可能、也不應該與世隔絕，他們會關懷社會事務、表達意見甚至參與行動，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正當的。這就是我們平時講的知識階層的責任。其間，你怎樣拿捏，以什麼態度對待，基本上是個人的問題，因為每個人的性格、生命態度和修養不一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應當成為知識典範，在西方也如此。對我而言，用佛家的語言來說，社會學的知識只是個方便的法門，可以從事一些實際的實踐行動表現。
文匯報：我們知道，您是特別反對用科學化和統計學的方法來從事社會學研究的，為此，您曾經在臺灣的大學裡堅決反對教授高等統計學課程和社會研究方法的課程。您經常被認為是臺灣社會學界裡最懂統計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卻又反過來反對統計實證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做出如此的反叛？能不能向我們的讀者簡單介紹一下當年的這些情形？
葉啟政：量化研究、實證主義方法代表了美國社會學界最基本的取向。臺灣社會學界基本接受了這樣的取向，尤其1970年代以來，這個趨勢更明顯。這需要反省。用這樣的方式作為認識論基礎，尤其是「至高」甚至唯一的基礎，對我來說難以接受，它難以成就帶著生活意義乃至人文內涵的知識傳統。我基本上不反對量化，我在臺大30幾年甚至主張加強量化教學，我批評量化，但並不完全否定量化。作為一個學術傳統，量化方法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價值。我反對的是把量化加以「一神化」，認為其「至高無上」、是研究社會的不二法門，認為只有這樣做才對。這種霸權，我是反對的。
我當年寫那樣的文章，也是想表達：尋求普遍真理的研究方式，背後有其思維方式、特定的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作為學者，要懂得收斂，要謙虛地認識到這一點。我反對的是學術上的專制權威。所以，幾十年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我並未把定量研究一竿子打下去。定量方法有陷阱，這些缺陷有時來自方法本身，但是，最主要的還是來自認識論與存有論的層次。認識到這一點，社會研究者就應當學會謙虛，容許不同的方法和做法；學界的人不認識到這一點，就容易導致無知和狂妄了。
文匯報：您是否擔心自己被人們稱作為一個反科學主義者？
葉啟政：我不擔心。不過，假如非做這種「非此即彼」的兩分的話，那麼把我視為反科學主義者，其實也不為過，特別是以所謂的「實證主義」來界定「科學」的話。其實，我一直不喜歡以「科學家」自居，寧願自稱為「社會研究者」。我反對的是把科學「一神化」、從而成為唯科學主義。我們應當學會接受一種基本的態度，即探索世界與人自身有著另外的可能性。不是只有通過邏輯與（實證）科學方法來了解這個世界才是對的，比如愛情、正義，這些對人沒有意義嗎？這些現象能夠以科學來化約嗎？17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Pascal）即指出，人們有兩種不同的心智狀態：一種是幾何型的，強調的是線性的邏輯演繹，數學與科學知識可以說是其典型；另一種則是纖細型的，表現出來的是以非線性的擬情感知來經營的一種具有詮釋性的論述體系，重視的是諸如是否有著啟發性與想像力的明智（prudence），因此，是極富藝術性的。套用17世紀義大利思想家維科（Vico）的說法，後者這樣的知識（假若可以稱之為「知識」的話）基本上是詩性的（poe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