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控制女生的錄取人數，日本老牌私立大學東京醫科大學自2011年起，在入學考試中給全體女生扣分。日本總務大臣、女性活躍擔當大臣野田聖子稱這一「事態極其嚴重」，日本需要打造讓女醫生能堅持工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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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入學考試「防女於未然」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東京醫科大學歧視女生的政策，是在調查該校為高官子弟入學走後門的過程中，被「歪打正著」地發現的。8月1日，日本《讀賣新聞》報的一篇報導將此事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報導推動下，8月3日，東京醫大公布一份內部調查報告，承認了媒體報導的事實：至少從2011年開始，該校就對入學成績進行「微調」，以降低女生的通過率。
東京醫大的入學考試分為兩部分，通過第一輪筆試的考生，進入第二輪考試，也就是小論文和面試。學校將所有考生的小論文成績「打八折」，再給應屆和復讀不超過兩年的男生加20分、復讀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給女生和復讀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這意味著，女生們被變相扣了分。
據《讀賣新聞》報導，通過這種方式，東京醫大每個班的女生比例被嚴格限制在30%左右。過去數十年來，該國醫護人員中女性也不足30%。
美聯社從該校獲得的錄取記錄顯示，通過入學考試的女性比例從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後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錄取率為2.9%，男生錄取率為8.8%。
日本醫學院的學生畢業後通常進入學校附屬醫院工作，女醫生結婚、生育，很可能影響工作甚至辭職，導致醫院人手緊張，因此學校在錄取階段就「防患於未然」，從入校的「源頭」卡住女生。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教育大臣林芳正譴責東京醫大操縱分數「極不恰當，是嚴重的問題，削弱了人們對大學的信任」。《今日美國》報導稱，8月7日東京醫大正式道歉，承諾「根除」操縱成績行為，並表示考慮對被扣分的考生進行追溯性錄取。同日，文部科學省展開緊急調查，追查其他醫學院校是否存在類似的性別歧視。被調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後期限前作出回應。
「我們為入學考試中存在嚴重不當行為表示誠摯的歉意。高考給很多人帶來了擔憂和麻煩，辜負了公眾的信任。」東京醫大常務董事雪丘鐵雄向考生們道歉，但否認自己參與其中。「我認為，這體現了東京醫大對現代社會的很多變化不夠敏感。我們沒有理解，現代社會的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被平等對待。」
校方的回應並未平息公眾的憤怒和失望。對性別歧視的反思，深深刺痛著日本社會的神經。8月9日，為了聲援曾報考東京醫大的女性考生，作家北原美野裡、眾議院前議員井戶正枝和多名律師成立「東京醫科大學入學考試歧視問題當事者與支援者之會」，要求該校公開考試成績、退還考試報名費。
「因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虧，不僅不公平，而且太落後於時代了。」日本女性醫療從業者聯合會理事種部恭子說。
「必要之惡」已成默契
東京醫大的醜聞曝出後，日本一家以女醫生為受眾發行網絡雜誌的企業開展了網絡問卷調查，結果令人驚訝。
參與調查的103名女醫生中，有18.4%的受訪者對東京醫大的行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兩者之和佔比為65%。
「在醫療第一線如果沒有男醫生，工作完全無法開展。」有人說。一位女醫生訴苦稱：「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節假日也得加班，疲勞已經讓我流產了好幾次，但得不到周圍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覺快要撐不下去了。」
曾在東京醫大負責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告訴日本TBS電視臺，做醫生需要體力，女性當不了外科醫生，也不願意去偏遠地區工作，一旦結婚生子就輕易離職，手術較多且工作不規律的外科甚至有「3個女人才頂一個男人」的說法。因此，無論哪所醫科大學都在悄悄「篩除」女生，想辦法多招男生，他不認為這是不正當的做法。「這就是所謂『必要之惡』，已經成為默契了。」他說。
這番說辭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強烈不滿。據《北海道新聞》報報導，札幌一名堅持每天到補習學校加課的17歲女生憤怒地表示，絕不能容忍性別歧視。另一名以當醫生為目標的19歲女孩認為，結婚生子是理所應當的權利，當今時代還對此存在性別歧視，令她深感震驚。一名打算報考醫學院的21歲女生指出，有些醫療領域是女性更為擅長的，性別歧視沒道理。
「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結婚。在日本，不結婚會被視為可憐人，但結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比誰都辛苦。」英國路透社援引日本一位29歲女性網民的話稱，「聽說女人連學習技能的機會都受打壓，氣得我直發抖。」另一位日本女性告訴路透社，她頂著父母的壓力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卻在找工作時遭遇性別歧視，「我的敵人是整個社會」。
《日本時報》指出，名校東京大學的本科生中，只有不到20%是女生。東京大學辯稱，這是因為許多家長為女兒操心，不願讓她們離家在大城市獨自生活。許多父母認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沒意義。「母親和祖母覺得，我拼命學習是浪費時間，因為我是個女孩。」東京大學一位大四女生告訴《朝日新聞》，在她之前，家族裡只有男孩上過大學。
該報指出，女醫生休假和離職情況較多是事實，但導致這一現狀的是女性背負的家庭重擔。身在醫療前線很難兼顧家庭，社會沒有為她們提供堅持工作的大環境。
據美聯社報導，日本大約50%的女性上過大學，這一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然而，日本女性在職場常受歧視，男人養家餬口、女人相夫教子的傳統家庭模式根深蒂固。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在日本，如果配偶的年收入低於10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4萬元），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請減稅，在養老金、醫療保險方面也會得到好處。此外，日本約70%的公司為家有全職主婦的男員工補貼贍養費。
英國《金融時報》注意到，日本家庭主婦會把食物做成米老鼠、Hello Kitty、超級瑪麗等卡通角色的形象，讓孩子帶著精緻的便當上學，以此在職業女性的子女面前顯示優越感。在該國主流觀點看來，全職母親心靈手巧，其賢惠備受讚美，職場女性卻「被迫在不平等的工作場所進行悲慘的鬥爭」。
美國非營利組織「人才創新中心」的數據顯示，擁有大學學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動辭職，遠高於美國的31%；其中32%是為了照顧孩子放棄職業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後重返職場，但只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職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運者中，有近一半人面臨減薪。
據日本「Nippon」網站報導，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排名第114位，遠遠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日本政府2016年發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絕大多數日本人認為男性比女性待遇更好，尤其是在職場和政治領域，男性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只有21.1%的人認為存在性別平等。
「他們應該更努力地創造讓女性能繼續工作的環境，而不是擔心女性是否會辭職。」日本女醫師協會會長前田佳子在臉書上寫道，「我們需要改革，不只是為了防止過勞死，也為了創造一個無論男女都能最好地發揮能力的職場環境。」
「如果它失敗，一切將倒流回從前」
從日本頂級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武田百合子在一家貿易公司找到了職位，但被告知只能幹文秘的工作。與此同時，大多數男生已做好了進入管理崗位的準備。
「上大學時，日本在我眼中似乎是公平的，但開始求職後，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完全毀掉了我的機會。」武田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的語言能力比其他人都好，但他們把工作給了那些連一句英語都說不出來的男孩。面試中企業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打算要孩子嗎』。」
據美國《時代》周刊報導，受過大學教育的日本女性中，只有67%找到了工作，她們中許多人要麼在低薪的兼職中苦苦掙扎，要麼從事前途黯淡的工作，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辦公桌。
在日本企業中，女性僅佔管理人員的11%和董事會成員的3%，女性大多集中在底層崗位，薪酬、地位和晉升空間都遜於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層管理崗位，這被稱為「縱向性別隔離」。有些公司甚至以臨時員工或兼職的身份招聘女員工，導致33.4%的職場女性為非正式僱員。美國《石英》雜誌稱，日本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30%。受過同等教育的兩性被劃分到不同的職場軌道上，女性的上進心和職業抱負被抑制，致使她們消極對待工作，相信「幹得好不如嫁得好」。
3年前，育有兩個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從信用卡公司辭職，如今在加油站上班。「日本女性面臨的問題是，所有男性和大多數女性認為，女人是花。」她告訴《金融時報》，「實際上，我們是樹。」
儘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視孕婦違法，很多女性還是在懷孕不久就被降職或被迫辭職。「一旦我回到職場，如果得不到丈夫或父母的幫助，同時工作和撫養孩子就會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一位博主寫道。
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員神野朋子告訴《金融時報》，法律保障女性在懷孕期間要求做體力要求較低的工作的權利，但她申請轉到地面工作時，還是被迫進行無薪休假。後來，由8名律師組成的團隊幫她爭取到了34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1萬元）的補償。「女人早就應該公開表達憤怒了。」她說，「如果有人告訴你，日本女人不會生氣，那他們就錯了。」
為促進經濟發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承諾增加託兒設施，鼓勵母親重回職場，「創造所有女性都閃耀光芒的社會」。但正如《時代》所言，幫助女性「站起來」不僅需要政策的推動，還需要企業的變革。僱主必須為女性提供職業機會，以及獲得晉升的途徑。
去年，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要求企業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沒有強制性措施。這條法律讓武田感覺苦樂參半，而且「苦比甜多」。「它來得太晚，我都快40歲了，真讓人難受又難堪。」她告訴《金融時報》，「如果它能幫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敗，一切將倒流回從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躍擔當大臣的有村治子則反覆強調，職業女性和家庭主婦都應為自己感到自豪。「我們必須致力於創造這樣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女性不會因為選擇不工作而內疚，也不會因為把孩子留在託兒所而內疚。我們需要尊重她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