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郭星星 鄧嘯林紀浩鵬
整理：陳蕾 郭星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李懷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華北村治》（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6-1936），《鄉村中國紀事》(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重構近代中國》（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現代中國的國家轉型》（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00-1950，中文版待出)。
本文為訪談整理。
從國內到美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並且在美國高校任教，做中國歷史研究的，現在估計不下於五六十人。這裡有一個學術團體，叫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US）。現在也在吸收美國本土研究漢學的白人，也吸收了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會員大約一百多人。但其中，真正從國內出來在美國留學，並且在美國高校教歷史的，我估計就那麼五六十位。就整個美國而論，假如有5000所正規高校的話，吃中國歷史這碗飯的，估計不下於1000，東亞史更多，可能達到2000人，因為美國有好多二流、三流學校，人太多了。CHUS會員當中，很大一部分原來都不是歷史的科班出生。有些在國內是英語專業，或者是英美文學專業，到了美國後，發現在美國繼續搞英美文學，缺少本土優勢，於是改學了中國歷史，這是一撥人。當然也有人改學中國文學或別的學科。還有一撥人，確實是學歷史的，但是原來在國內學世界史專業，他們認為學了世界史更容易出國。80年代到90年代那會有出國熱，和現在大家比較看淡出國不一樣，當時年輕人很嚮往去國外。事實上，確實很多學世界史的出國了，但是到了國外後發現，其實美國的大學歷史系幾乎沒有一個世界史專業，美國只有國別史，比如美國史、法國史、中國史等，再往上是西方文明、非洲史、拉美史、東亞史等等。即使有世界史這門課，也是圍繞殖民帝國、跨大西洋貿易、絲綢之路、全球化之類的內容，也就是視世界為一個整體的歷史過程，跟國內的世界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在國內學了世界史到了美國也不管用，有些人改行學美國史，有極少數是非常成功的，更多的是改學中國史。還有一批人，不管當初是美國史還是世界史，到美國之後專攻中美外交史，但是最後落實到工作，都投向了中國歷史這個教職。所以，真正科班出身，也就是從本科開始就專攻歷史，然後一路到今天，沒有改變初衷的，其實並沒多少。
1、從蘇州到北京
我是從1980年開始在蘇州大學讀歷史本科專業的。當年秋季入學，是所謂「80年代新一輩」，就是說80年以後，整個校園氣氛就不一樣了。80年以前，校園基本上還是屬於「老三屆」，比我們大好幾歲，大一二十歲的也有，都是已經在社會上工作很多年，然後又入學的，社會經驗豐富。但從80年以後，都是高考畢業後進入大學的，面孔都是全新的。我上大學時是15周歲，班上還有比我更小的。
蘇州大學是我學習很關鍵的一個階段，後來為什麼會走向歷史研究這條路，現在回想起來，是從大學二年級就已經把方向定下來。當時我的老師有董蔡時、段本洛。董先生研究太平天國史，我到美國之後才知道，我的博士生導師之一，黃宗智先生的夫人白凱，Kathryn Bernhardt，曾經趕到蘇州跟他研習江南地區的太平天國史。段本洛也研究太平天國，但更多研究經濟史。這兩位老先生當時給我們開設專業課。董先生的課程名字叫《太平天國史》，段本洛開設的是《中國近代經濟史》。我們當時不僅要求要選這些課，而且要求寫畢業論文。本科生畢業寫畢業論文，美國沒有這種做法。美國的大學裡往往有Honors Program，甚至還有Honors College，我們UT有Plan II，都是針對優秀本科生的。他們畢業前要求要寫honors thesis。我當時跟著董蔡時先生做畢業論文，寫的是《論左宗棠的經濟思想》，這篇文章寫完後，董先生大為讚賞。其實我寫這篇文章也很受他的影響，他曾寫了一本《左宗棠傳》。我為了寫這篇論文，專門到蘇州大學的紅樓圖書館，裡面有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特別是裡面的奏稿、文牘啊，我都梳理過了。凡是涉及到經濟和洋務的資料，全部都加以搜集整理，然後寫成了這篇論文。這個寫完之後交給了董先生，老先生寫了評語，說是「已具備科研能力」。然後他推薦把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學歷史》上。這份刊物當時是國內公開發行的。發表文章對我算是一個小小的激勵。快畢業時，要開一個全系的師生會議，在小禮堂裡，大約是有一兩百人。1984年本科畢業論文獎就給了我，很意外，還發了一個獎品，是《現代漢語詞典》，我還在用，在家裡存放著。現在已經又舊又爛，但捨不得丟。
話說回來，雖然已經是80年代，當時大學裡用的教材，有些還是文革時期編的。特別是世界史教材，叫《簡明世界史》，前面的序言裡還說，這套教材是工農兵學員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合編，這些都是文革的遺風在裡頭，也可能是因為當時沒有更好的教材。中國古代史的教材已經變了，去掉了文革的痕跡。《中國近代史》，我記得是李侃編的，多多少少還有文革的影響，主要是因為那一代史學家，研究中國近代史，還是用比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歷史的。比如董先生，他研究太平天國，一直在強調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鬥爭，太平天國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也是一家之言。他這個人是真心覺得要用階級鬥爭的視角來看歷史的。
不過，80年代已經有所謂思想啟蒙，有「啟蒙史學」在挑戰以前的階級鬥爭史學。大凡做學生的總有求新的想法，所以老先生講的我們興趣不大，但是作為老師，我很尊重他們。包括董老師後來研究左宗棠，替左宗棠講話，但對左宗棠的定位還是地主階級當中的開明派，也能自圓其說。但是他本人很開明，他的學生不論寫什麼，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據，他都是鼓勵的。董先生起初想讓我報考他的研究生，自己也有這個打算，但是後來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在招中國經濟史方向的研究生，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於是就開始準備考試。過年了，人家都回去了，我們畢業班，大約五六個人，都不回去。因為當時考研究生是過了春節的大約二三月份的時候。一旦春節回去，整個一個月就浪費了。所以大家春節都在學校過，系主任在除夕夜還請我們吃飯，收看CCTV 的84年首屆春晚。結果考上了，去北京近代史所讀書，我的導師是樊百川，專業方向是中國近代經濟史。
到北京跟樊先生學習，樊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十分執著，他很不苟同於那些自我標榜馬克思主義的人，認為那些人是搞政治的，他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49年後，范文瀾和劉大年執掌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還算學者，劉大年則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在我導師看來，他們把歷史搞得政治化了。但是我的導師做歷史研究要用那種地地道道的、原原本本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做他的研究生，初次見面之後就給布置任務，要讀《資本論》，讀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每一次見面都要談這一周讀馬列的心得體會。他平時不回家，床就安置在研究室裡面，吃住都在近代史研究所，周末的時候是否回家一趟，我也不太清楚。他有一個宏大的研究計劃，要把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前後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逐一寫本專著，所以夜以繼日地在做。他的近代史研究，是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國內外所有近代史研究方面做得最紮實的，應該講紮實的程度超過了本所和經濟所的同行，比如說吳承明、汪敬虞、彭澤益等等，也都是頂尖的經濟史學者。你只要翻一翻他的幾本書，就會明白這些話並未過頭。但是這個人很低調，他不張揚，也不到外頭去參加開會活動，所以外頭知道他的不多。真正知道他的人，對他都非常尊敬。
我當時的碩士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張謇。他是民族資本家中最成功的一位，搞了一個企業集團，有十幾個廠。我導師說，你就去研究這個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研究，看他的經濟基礎怎麼樣決定他的政治態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張謇跟當時的中國政府，跟兩江總督，有很多的私人關係。所以，他是新派的資本家，但是又有很多的封建色彩。這兩個背景對於他後來戊戌變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對於他政治上有什麼影響，讓我去研究。我到南通查了各個方面的檔案，把他的大生紗廠、南濠別業等等地方走了個透。我的碩士論文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這個人。實際上是一點趣味都沒有，很無聊。我當時是想這麼研究：我說這個張謇，他是一個狀元（其實還是我的半個老鄉，他在我們那裡辦了個「母裡師範學校」。三十年前跟家鄉的老人談起張謇，都還知道有個張四先生），受到儒家傳統的訓練，他整個的價值觀都是儒家的。但是他辦廠，又是在搞現代化，所以我的思路，是想看看在傳統文化、價值觀與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倫理之間有什麼樣的銜接。但是樊先生堅決否定，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研究，那篤定畢業不了。所以，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去寫，寫是寫好了，他個人也很滿意，但是我自己一點也不樂意，而且我從此再也不願去碰張謇。（不過）後來為了開會，還是寫了一篇論文，就是《儒家傳統與張謇的一生》，也算了結了自己的一個心願。
2、南京的六年光陰
畢業後去了南京。近代史所要留人，可是我對留北京一點都不感興趣。當時我給自己的定位，總體上還是要繼續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尤其民國這段時期。研究民國，它的史料都集中在南京，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原因，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區域，最發達的還是在江浙一帶。那我待在北京幹嘛，要去南京。我老家在江蘇。回家鄉的話，會活得更滋潤些。
在南京待了六年，單位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邊上就是南京藝術學院和優美的古林公園，多好的地方。日子過得如魚得水，物質上很一般，都跟大家一樣，但精神上非常愉快。那六年，除了成家，基本上只幹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做中國近代化的研究。其實這個課題，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著手。我的導師做學問在方法上十分正統，我當時心裡頗不以為然。但寫碩士論文還得聽他的。碩士論文之外，自己一直在琢磨幹些別的事情，那時最感興趣的是在美國已經做得很多的現代化理論研究。應該講，到了80年代，現代化理論在美國已經過時了。不過，當時從現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國近現代化，在美國也還有人在做。有一本書翻譯成了中文，收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漢學叢書》裡頭，在國內影響比較大，但在美國幾乎沒有學術市場，書名是《中國現代化》，主編是Gilbert Rozman，這本書在美國大約1981年出版，紅面子的，但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已經從頭到尾看過，算國內最早看完英文版的讀者之一吧。
順便一說，我當時做研究生，看英文不是問題。我們蘇州大學原來叫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原來是美國的教會大學。當時大學裡有開設專業英語的老師，叫張夢白。這位張夢白先生是49年前老東吳的教授，去世之前還是東吳校友總會的會長。他是僅存的舊東吳的教授，給我們開專業英語和美國史專業課。要求我們學英文都必須要背誦。我在本科的時候背誦了二十來份英文演講，每天一早趕到樹林裡大聲朗讀背誦，天天如此。所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入學時，先有分班考試，我的英語課直接就免修了。
除了《中國現代化》之外，還有一本書，叫《在中國發現歷史》，是柯文寫的，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作者送給所裡丁名楠老師一本，我有幸讀完了。我後來在《重構近代中國》這本書裡提到柯文的書，柯文本人又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給我寫書評。所以有一次AAS（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組織討論柯文那本書出版30年來在美國和中國的影響，我受邀專門談了這個題目。（最近柯文出了本回憶錄，A Path Twice Traveled，也提到這件事。）他這本書把在美國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整個情況做了一個綜述。當時看了這個東西之後，我一下子就被美國的現代化角度研究中國近代史吸引住了。中國近現代史，我們國內學了那麼多年，一直認為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但美國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而且現代化歷史後面還有一個現代化的理論。現代化理論的歷史很長，簡單的說就是從馬克斯·韋伯開始，然後美國有個社會學家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是把韋伯的理論發揚光大，之後普林斯頓大學等地方有一批人在研究現代化理論，其中有一個人叫Marion Levy, Jr. ，他研究現代化也是權威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作者之一。Levy有一次來江蘇社科院學術交流，我當時是助理研究員，當時有七八個人參加，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跟他對話。他懂點中文，學過繁體字，但他是社會學家，解放之前來過中國。
由於看過這些英文書籍，了解到國外的現代化理論和中國現代化研究狀況，所以早在1986年，也就是在近代史所讀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後來就在國內的《社會科學評論》雜誌上發表了，標題是《從對立到滲透——西方的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現代化研究述評》。到南京工作後，又跟人合著了一本書，叫《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透視》，在附錄裡收了這篇文章，把文章標題改了一下，叫《從衝突到交融——國外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現代化研究述評》。順便講一下，這篇文章包括標題後來被某位教授幾乎原封不動的抄襲了，我也懶得去管這個事情。
總之，我想說的是，我當時做研究生的時候，就想跳出我導師的傳統治史的路數，所以到了南京之後，就幹了一件事，是把國外的現代化研究介紹、引進、翻譯、評價，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另外就是把國外的這種現代化研究應用到中國歷史的研究上。到南京後發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江海學刊》上，標題叫《中國政治近代化的歷史透視》，就是用現代化理論，來重新解讀中國的政治史。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史，而是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整個解讀都不一樣，當時人大（複印資料）也轉載了。也參加過北大羅榮渠教授的現代化研究課題組，他自己編過一本論文集，《各國現代化比較研究》，把我的文章放在第二篇，緊隨他自己的論文，後來給我來信，說很看重這篇文章。總之，在南京六年時間，發了幾十篇論文。最後的成果是合著的《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透視》，整個策劃是我做的，但主編請的是院領導胡福明，就是關於真理標準那篇文章的作者。那時全國都在批自由化，這本書在全院大會上被點名，據說有自由化傾向在裡頭，這已經是我出國之後的事了。
3、師從黃宗智先生
1993年到美國做博士研究生，直到2000年，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是UCLA,導師是黃宗智。黃宗智先生已經退休十多年。但現在還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做講座教授。我跟他做博士生前後六年，從93年到99年。99年的時候，我離開了UCLA，博士論文還沒寫完，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決定，一邊工作一邊寫博士論文，所以99年就離開了UCLA，到密蘇裡大學歷史系,做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因為博士論文還沒寫完，要等到2000年博士論文寫完，才算正式從UCLA畢業。黃宗智先生，我覺得特別值得多講幾句。他做學問應該講在美國中國近現代史這一塊是最出色的學者之一，你不能講誰最厲害，應該講有那麼四五位學者，都是非常棒的，黃先生應該算是其中一位，而且當時在美國的影響力很大。他的頭一本書，是寫梁啓超，寫中國思想史，但是他自己對這個專業不感興趣，所以後來就轉到中國鄉村研究這一塊。
華北研究過去使用的都是日本人在30年代所做的華北村落調查，在華北好多村落做了調查，我們把它叫做滿鐵調查。當時日本人控制了東北，辦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下面有一個研究部，派了一批人到華北各地做調查，後來出版了幾十卷調查報告，每個村落它的人口多少，每個農戶的家庭結構、收入，他們日常的社會活動、婚姻、宗教等等，非常詳細。這個報告在黃之前有人做過研究，但是只出了一本，那個人叫馬若孟，Ramon Myers，是史丹福大學的，寫了一本書叫《中國農民經濟》。那本書影響力不大，至少它的影響力不如黃宗智的書那麼大。黃研究華北和長江三角洲的兩本書出版之後，在美國的學術地位就奠定了；以前他的第一本出版後沒什麼人理他，自己也不滿意。但是這兩本書出來之後，他在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地位就得到大家的公認。他還辦過一個雜誌，叫《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從70年代一直連續出版，到今天還在出，並且從當初的季刊變成現在的雙月刊。早已經是國內講的SSCI Indexed Journal，大家都很看重這份雜誌，他是主編、創始人。
黃先生做學問，我覺得最大的特點，或者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提煉能力。黃本人可以歸類為美國知識分子當中的左翼學者，所謂左翼，就是說比較同情中國的革命，或者對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抱一種比較同情的態度，而不是說像右翼學者對共產黨革命也好，對49年以後的中國的狀況也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研究中國鄉村，如果就研究方法而言，是把幾個重要的流派結合在一塊。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強調階級結構的分析，強調地租剝削，土地所有制，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黃借用了這個方法，這是一塊。除了這個傳統之外，更多的我覺得是受到所謂實體主義流派的影響。這裡面有一個人必須要提到，就是俄國的恰亞諾夫，A. V. Chayanov，他研究俄國的小農，特別強調小農經濟的邏輯，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場主不一樣。農場主經營農場，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他養那麼多牛幹嘛，無非就是為了賺錢，為了以最小的成本賺最多的錢，就是所謂的利潤最大化，跟資本家辦工廠都是一樣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邏輯。但是恰亞諾夫他認為小農種田跟資本家辦廠或者是農場主經營農場，想法完全不一樣。它並不一定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投入達到最大的利潤，它不是這樣。它最關心的是如何生存，一旦生存需求得到滿足，他的勞動投入就會越來越少，這是農民種田的想法。黃先生對中國鄉村的研究，還有一個方法，受「理性小農」理論的影響。理性小農學派認為小農是理性的，小農跟資本家的想法，沒有兩樣，也是想多賺錢，也是想以最經濟最簡便最有效率的辦法來種田。黃的華北那本書，包括他後來研究長江三角洲，在方法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加上俄國恰亞諾夫的小農經濟分析，再加上理性小農的概念，把這三個不同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對中國農民做了一個綜合的分析。
我覺得他做得對。這三種不同的視角，各有它的合理性，處在不同階層的農民，想法各不相同，所以這三種方法都可以借鑑過來，用來研究中國農民。這也是黃先生做學問最成功的地方。當然他實證研究的功底也很紮實，加上理論分析，這兩方面做得都很強；他之所以能夠在咱們這個領域裡面奠定他的地位，我覺得主要就是靠這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理論方面的借鑑，第二個就是他的實證研究。後來黃先生又從鄉村史轉到法律史，開闢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方法上也從過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轉到兼顧實踐與表達兩個側面，推動建立一個紮根中國實際的全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至今筆耕不輟。
4、我的鄉村史研究路徑
我自己的鄉村研究，如果說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首先一個，就是說除了剛才講的這三個理論傳統之外，更多地還是受到90年代思想界兩位巨擘的影響，一個是法國的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現在是海內外學人無人不知的一個人物，另外一個就是福柯，也是人人皆知，Michel Foucault，但在90年代初，國內了解的不多，在美國也還是剛剛受重視。這兩人的貢獻是什麼呢？他們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研究，在這些傳統的概念之外，把研究視角延伸到以往馬克思主義不太重視的方面。比如說Bourdieu，我們傳統講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我們從高中到大學，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等，這一套一套的原理，其實我覺得也沒有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都沒錯，但是具體到每個個人，每個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場合，特定的群體，他的想法是很複雜的。你就不能簡單地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這樣籠統地講，實際上就把所有的事情太簡單化。
我認為這兩位學術巨擘，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我們的視角從這些傳統的概念，延伸到以往我們不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說Bourdieu，他發明了好多的概念。對我自己的研究來說，覺得最有用的一個還是「慣習」，原文叫habitus。把習慣兩個字顛倒過來，那就是慣習，不知誰起的頭這樣翻譯的。慣習就比意識形態這個概念更加精確，也比社會意識這個概念更加靈活，更能說明問題。你可以去看我研究華北鄉村的那本書，中文譯名叫《華北村治》，我研究華北農村裡的村民，在日常社會生活裡面，怎樣進行交往，怎樣參加群體合作，你怎麼去解讀他個人的想法？我們以前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是貧農，還是中農或者富農，你的態度就是什麼樣，其實沒那麼簡單。所以我研究農民的個人行為，對自己的分析、研究來講，受影響最大，最有幫助的，首推Bourdieu的慣習概念。那另外還有一個概念我覺得也非常管用，就是Foucault的「話語」，英文叫discourse。它實際上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概念的拓展，更加精細化，更加豐富，因為話語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個人的社會意識，它是一種大家在公共場合，或者人與人之間交往當中大家的言談，這種言談它怎麼產生的？它由哪些因素決定的？這種言談是如何折射了個人的社會背景，同時又折射了你所處的社會群體乃至更大的歷史背景，大家的社會意識，它是這麼一種東西。我研究中國鄉村，研究農民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他的日常行為，覺得話語非常重要。因為大家的日常言談、議論，往往決定了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哪些事情做起來大家是認可的，哪些事情做了之後會影響到你個人在群體裡面的地位，影響到人家對你的評價。每個地方的農民都有自己的話語，乃至於我在那本書裡面論說，每一個村落都有自己的話語體系，甚至每個村落裡面它不同的街坊，有自己的話語，你生活在你的話語世界裡面。
我在UCLA讀博時，曾經跟一位教授修德國史，名叫David Sabean，他有本書研究德國的一個村莊，叫Neckarhausen。他就認為德國鄉村的農民共同體是由話語打造的，對我影響很大。所以，你在想什麼，你想做什麼，實際上都要受到整個話語的影響，這些概念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裡面沒有的，我們光講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社會意識，實際上太籠統。管用的倒是Foucault的話語，或者更進一步講是他對話語和權力關係的研究，再加上Bourdieu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對個人與群體關係的研究。除了慣習之外，還有一個概念，叫場域，field，實際上跟我講的話語體系、話語空間或者語境十分相近。話語空間可能是一個村落，可能是一個鄰裡，一個街坊，可能是個更大的範圍。所有這些概念，我覺得並沒有從根本上挑戰或背離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而是大大拓展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的維度，難怪那兩位法國學者也都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從研究的課題本身來講，黃先生更多地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小農，主要還是研究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其集體行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性質？主要還是從農民的經濟社會結構出發，研究農民的政治上面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黃先生的鄉村史研究的歸結，是要理解鄉村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最終為何走向共產黨革命。他研究的重心，歸根到底是農民的集體行為和革命問題，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相較之下，我的頭兩本書，關心的是如何理解中國農民的日常行為。具體來講，作為個人或者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行為方式是怎麼樣的。其中第一本書《華北村治》，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05年由斯坦福出的，就是研究農民在納稅的時候，或者在參與鄉村的日常治理的過程中，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行為方式。我的研究利用了河北省（更早叫直隸）獲鹿縣的訴訟檔案。村民經常打官司，為了繳納田賦要打官司，為了做村長，當時叫村正，也打官司。有些人要做村長，有些人不想做。還有就是你要納稅，你要交稅給一個代理人，這個代理人叫鄉地，他代表同一個村或者同一個街坊的村民去墊交田賦，或者挨家挨戶地催人家還墊。這叫鄉地。你為什麼想做鄉地，或者你現在正在做鄉地，但是突然不想幹了。或者說，你為什麼想當村長，或者有時候你不想當村長。到了20世紀初辦清末新政，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辦學堂，辦學堂，課堂放在哪裡？學費怎麼收？教師怎麼請？給教師開多少工資？誰去做學校的校長，當時不叫校長叫學董。有些人想做學董，想盡一切辦法要做學董。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糾紛，你怎麼去理解這些糾紛？為什麼他們有些人想幹，有些人不想幹，有時候幹的好好的，突然中途辭職不幹，那你要去理解農民的行為，以往的概念都不管用了。我覺得真正管用的，就是「話語」、「慣習」、「話語空間」、「場域」等等這些概念，有了這些概念，你來理解中國農民的日常行為，好多問題迎刃而解。所以我的研究是走的是一條不同的路徑，關心的是農民的個人和群體行為，不是革命或集體暴力，而是農民作為一個個人或者作為一個群體的日常社會行為。所以在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上，跟過去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後來我的第二本書還是沿著這個思路去研究1949年以後的中國鄉村，時間跨度從土地改革、集體化、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一直研究到2008年。
5、重新認識集體化和改革時期的中國鄉村
2009年我的第二本書出版，書名叫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還是史丹福大學出的。這本書的重心之一，還是農民的日常行為。比如說集體化之後，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有些人幹活非常勤快，認真、負責，另外一些人幹活就不認真，懶散、拖拉，這又是一個問題，國內的標準教科書上的那套概念沒法加以解釋。所以真正有用的，還是話語與權力的關係分析，我這本書裡面有一章專門講這個問題，我寫過兩篇文章也是強調這個問題。應該講話語分析是貫穿整本書始終的方法之一。但除此之外，我還強調其他一系列的因素，比如地方的生態環境、資源稟賦、土地生產率，當然國家政策也很重要。不同時期的國家政策，對農民來說也是有影響的。比如說有些時候它特別強調勞動計酬。農民集體生產勞動，獲得報酬的方式是所謂的工分。它在農民的收入裡面佔多少比例，這會影響他勞動投入的積極性。一個地方自然條件好，土地生產率高，當然農民的收入會高一點，生產積極性也會高一點；幹部的管理方式也很重要，幹部會不會管理，怎樣分派農活，給農民的報酬是否合理等等。但實際上最關鍵的還是我剛才講的話語，農民生活在一個地方，他怎麼去判斷一個人，做得對還是不對，他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一項農活，你怎麼幹才能讓大家接受，這也直接關係到人家對你的評價。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話語。而話語體系，本身又跟一個地方的農民群體日積月累所形成的價值認知判斷有關係，當然也受到經濟客觀條件的影響，也受到幹部管理方式的影響。如果一個幹部管理不當，大家都很不滿，可能都有一種反叛的心理。如果幹部管理得當，那大家做事情都很兢兢業業，是不是這樣？所有這些東西，都在相互制約，構成一個語境。話語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點，也在不停地變化。但不管怎麼講，我覺得要研究49年以後農民的社會行為，你也必須把不同的因素綜合起來。這樣對農民的研究可能會更加貼近實際，你的判斷可能會更加準確一點。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我們以前研究中國農民，尤其在美國，影響最大的，還是所謂的理性小農視角。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後，國內的領導人對一些政策的制定或者對一些問題的判斷，也是受理性小農概念的影響。所謂理性小農，就是說農民是理性的個人，農民追求個人的投入與他的回報之間的合理比例，力求用最小的投入達到最大的回報，大家都認為在集體化時期，農民因為是理性小農，而集體化制度本身，過去都認為它是平均主義的，大家幹多幹少一個樣，所以誰都不願意幹，勞動效率很低。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要終結平均主義，集體制本身被認為是平均主義的根源所在。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唯一的辦法就是結束集體制，分田到戶，搞家庭承包責任制。田是自己的，你多種糧食，增加收入，都歸自己，你就有了生產的動力。我覺得總的來講沒錯，理性小農概念，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僅僅這樣乾巴巴的去簡單化地描述農民的個人行為，好多問題無法深入理解，或者說我們的理解不會貼近當時的農業集體制的實際，也不能準確地解讀農民的日常行為。所以我的第二本書主要就是研究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如何撇開以往的理性小農的簡單化認識，把農民擺放在一個歷史的場景裡面，將各種各樣的因素都考慮進來，形成一個更加豐滿，更加貼近歷史實際的解讀。這是我第二本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二本書出來之後，美國很多高校開設的當代中國研究課程把它當做教材。國內反應也還不錯，這本書的中文版是法律出版社出的，中文書名叫《鄉村中國紀事》，副標題是「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我們現在講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我看有些文章裡面還在引用這本書。
6、關於20世紀的中國史學
我的第三本書，Reinventing Modern China，是寫的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研究，更具體的講就是在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初，中國的史學家怎樣解讀中國近現代史。實際上當初也沒有一個計劃說要寫這麼一本書，本來的計劃是要寫一本中國近現代整個國家或者整個社會的現代變革。當時我在構思這個題目的時候，最關心的是怎麼去理解現代中國的變革，中國從19世紀初那樣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到21世紀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社會，一百多年中國的近代轉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以前我們理解這個變革過程都是用一個概念叫近代化，有些人用現代化，這些概念我覺得都成問題，到底怎麼去理解這個宏大的過程。所以我寫完兩本中國鄉村之後，構思底下的研究計劃時，心裡想的是這麼一個問題，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根本轉型。要理解這個問題，我覺得一個著眼點，應該先去看一看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認識這一百多年來中國所走過的這個歷程，那我就要去了解國內的史家是怎麼寫中國近現代史的。
下手之處是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范文瀾是共產黨的史學家。除了范文瀾，還有張聞天、李平心這些人。還要看國民黨的史學家是怎麼寫中國近現代史，那就要去看蔣廷黻、陳恭祿。他們都是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對中國的一百多年來的歷程做了不同的解讀。共產黨這一塊是從革命史的角度，而蔣廷黻、陳恭祿，他們是從近代化角度來看中國近代一百多年的變化。我把他們這些人的研究做了一番考察之後，寫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一寫，我覺得要把這些問題講透的話，那不是兩篇文章能夠做到的，後來索性就把這個課題加以擴展。除了蔣廷黻、范文瀾他們在三四十年代的寫作之外，我把它延伸到1949年以後，從5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就這樣寫成了第三本書，應該講這第三本書不在我的計劃之中，而是我的原計劃的一個副產品。但是寫完之後，國內也好，國外也好，好多人認為我好像是研究史學史的，剛才還在給亞洲研究學刊評審一份關於國內新清史爭論的稿件。其實我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把自己的領域界定為史學史研究。不過這本書在中國史學史這一塊，尤其是在美國，尤其是中國近代史學的研究這一塊，此前還沒有一本類似這樣的書，去系統地研究20世紀以來中國的近代史書寫問題。這本書也有中文版，書名是《重構近代中國》，副標題是「中國歷史寫作的想像與真實」。
關於這本書的書評。在國外，書評的平臺很多，國內倒不一定，國內書評到現在還沒有發達起來，不像美國，美國任何一本書出來之後，三三兩兩都會有那麼若干的書評，少的話也有三四份書評，國內寫書評的很少。這本書現在在美國或者在整個西方英文的書評已經有不少於20份。國內的中文書評，我看到有份量的是有兩個人寫的，一個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趙慶雲，還有一位是臺灣的某位年輕學者，名字忘了。他們兩個人各寫了一份很長的書評。我看完之後倒也是蠻欣賞的，寫得都很好，我的書裡面有些沒有涉及到的地方，他們都很詳細地討論了。特別是臺灣的這位學者，另外還有汪榮祖，他們都認為我的這本書裡面沒有涉及到港臺學者。確實沒有，因為我這本書主要是放在20世紀中國政治變遷，中國的意識形態的變化裡面，看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演進脈絡，港臺完全不在整個的話語體系裡面，沒法把他們容納進來。臺灣的兩位學者書評裡面都提到這個問題，我覺得他們提的也對，但是我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到港臺，這是我的第三本書。
7、挖掘與建構：治史的雙重目標
這裡順便談一下史學研究方法問題。我覺得可能對國內的青年學者講更加管用一點。就是說，你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到底怎麼去給自己定位？怎麼去尋找一個對個人、對你所在的學術領域都更有價值的研究課題。我這些年在國內跑了好多大學，也跟好些博士生有交流。最大的感觸，還是大家研究的問題。我覺得研究得細，是沒問題的，你的博士論文研究的範圍，把它具體到某個地域，或者是某一個事件，某一個特別的年代，某一個具體的個人，某一個具體的現象，我覺得都沒問題。博士論文，我覺得主要是起一個功能，就是你要通過你的博士論文來證明你的研究能力，而不是說要達到一個多高的理論水平，或者是說對這個領域有多少貢獻。博士論文寫作主要是個訓練，主要是要證明，你有查找資料，篩選、鑑別、利用和消化資料的能力，你有這個能力把它們組織起來，利用這些證據來支撐你的觀點、你的論點。我覺得這是我們培養博士生的基本的要求。至於說你的研究課題對這個領域有多大的貢獻，你能不能把你的研究上升到多高的理論層次，這就要看每個人的條件，每個人的能力，但這不是我們的第一要求。我們的基本要求是，你要通過博士論文來證明你個人的研究能力。我覺得國內博士論文，這個方面做得都很不錯。
實際上論資料的挖掘，可能比美國中國近現代史裡面的博士生做得更好，因為國內資料更多，你有更多的時間，中文資料的閱讀水平那更是遠遠超過美國這裡博士生的水平，我覺得這是國內的長項。那國內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整個歷史學研究，還沒有形成新的範式體系，也看不出有一個範式轉換的走向。這跟美國不一樣。我上次講，美國學術研究，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範式，然後時代背景改變的話，它整個的範式也是在跟著在變化。所以它的範式與範式之間的過渡，你看得很清楚。舉個例子來講，我覺得黃宗智先生的鄉村研究，它整個的一套概念體系，他的學術關懷，他整個學術最終的歸結點，是跟他所處的七十、八十年代的範式問題、範式危機分不開的。我在93年以後關注晚清、民國的華北鄉村，研究49年以後的中國農民，以及20世紀中國史學家的歷史書寫，其中的範式又跟過去不太一樣，是處在一個過渡時代。就是說，你會看到我研究的一些取向，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延續了舊的體系，但是同時又吸納了、引進了一些80年代90年代以後的概念和方法，我剛才講的話語也好，場景也好，慣習也好，都是一個新的範式裡頭的內容。所以我覺得自己的研究是在擺脫舊的範式，進入新的研究範式，處在過渡狀態。
實際上今天美國的史學，還是新舊兩種範式並存，或者說處在一個過渡的階段。國內的史學研究，我的總的印象，當然不一定準確，就是不管是博士論文也好，還是博士畢業以後在大學裡教書，寫論文、寫專著，往往是自說自話，缺少學術共同體的對話意識。雖然現在國內學術期刊大都要求文章的開頭必須有學術回顧，但是這個回顧往往做得乾巴巴的，只是簡單地羅列一下現有的研究，幾句話介紹一下目前國內達到什麼水平。這個只能說你的題目的研究現狀，但是如何把你的研究嫁接到整個範式體系裡面，去推動範式的轉換和新範式的營建，這種建構意識不太明確，甚至也沒有參與建構的意願。
好的史學論著，一定有鮮明的建構意識。就是說，不管你是研究中國史也好，美國史也好，歐洲史也好，每個領域的研究，都可以比喻成大家一起參與蓋一棟房子，這一棟大樓就是一個範式。現代主義的範式這個樓造的很現代，是簡約主義的，外面是平展的玻璃牆壁，裡面是通透的走廊，感覺很現代很明亮，這是一種範式，倒退100年之前那可能是一種哥德式的古典主義的，雕梁畫棟的，裡裡外外都很講究。像我們這棟教學樓，是20年代的新古典主義，外面你會看到有局部的雕梁畫棟，但是大面子上已經在走向現代主義簡約的方式，所以就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建築風格。那我們歷史學研究，不同的時代我們也有不同的範式，就像在造一棟大樓，我們每寫一篇文章，每寫一本書，實際上都是在給這棟大樓添磚加瓦，我的作品塞進去之後，不管是牆壁，是窗戶，是屋梁等等，要跟它協調，要跟它對話，要明確你對整棟大樓的貢獻。你也可以根本不同意整棟樓的設計方案，要另起爐灶，日積月累之後，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取代現有的建築，用新的範式取代舊的。不管新舊，這裡面總有一個範式在規範、制約、刺激大家的選題和研究路徑。比如說書架上這些《亞洲研究學刊》，發了這麼多文章，其中大多數看了之後，馬上可以判斷這篇文章是在這棟大樓裡面處在一個什麼位置，可以給它定位，知道它的貢獻在哪裡。每個人寫的時候，都有一種自我意識，我所研究的問題，所要提供的解答，會有什麼潛在的貢獻，大家的意識很清楚。所以說，好的文章或專著，一定有很強的建構意識。國內的問題，我覺得就是缺少一種整體感，大家做研究、設計研究方案時，不太注意範式的建構，問題意識不那麼明顯。也許有解構的想法，就是要破除過去的革命史範式，但接下來朝什麼方向發展，看不太清楚。大都是埋頭做自己的研究，感覺有點一盤散沙，都是零零碎碎地在做，至於將來能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全新的範式，現在看不出來。以前不是這樣，在「現代化」範式初步成形的八九十年代，國內近代史學界幾乎是萬眾一心，都在往「近代化」或「現代化」這個概念上靠，做得好的，後面都有五花八門的現代化理論、概念做支撐。在這之前的革命史範式，更不用說了。但現在看不出有一個什麼方向，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在解構過去的革命史和現代化史範式，其實現代化範式本身還沒有長成，就已經夭折了。
當然這並不排除在某些比較專門的研究領域，已經初步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學派，有自己的研究規範、概念體系、問題意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學術國際化潮流的影響，現在越來越多的同行在選題、方法和概念上，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國外同行主要是美國同行保持同步，有強烈的對話和接軌意識，某種意義上，是將自己的研究嫁接到西方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範式裡面。另外一些同行對跟美國接軌不感興趣，對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史學也不感興趣，對於沿用過去那種概念分析方法都不感興趣。那怎麼辦？曾有一個時髦的說法，叫回到乾嘉，回到乾隆嘉慶時代的考據研究。就是說我們不談範式，不談概念，不談研究理論方法，不講史學理論，就老老實實去找資料，從資料裡面找問題，然後寫出一篇實實在在的論文。我前面說了，挖掘非常重要，挖掘是最基礎性的工作，也是我們對博士生寫論文的第一要求。但僅僅有挖掘還遠遠不夠，還要有建構。如果我們把挖掘而來的資料，比做人體的血肉的話，範式的建構則等於是人身上的筋骨。最好的研究當然是既有挖掘，又有建構。但事實上，往往難以兼顧，只能偏重一頭。我的感受是，在學術生涯的初始階段，從寫博士論文，到出第一本、第二本書，多做些挖掘的工作，在資料的搜集、整理、解讀上，做紮實些，這是立身之本，也是贏得同行認可的地方。到了學術生涯的中後期，在美國那就是拿到tenure，特別是做到正教授之後，不妨跳出自己的老本行，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多關注些大問題，多做些建構的工作。
8、國家轉型視角下的近現代中國
建構不光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近代史的詮釋體系、歷史分期、歷史主線等等宏觀的問題，更多地應該是從具體的問題著手，通過具體問題的重新研究和解讀，推動整個範式體系的更新。舉個例子，我們過去講北洋軍閥，都是說國內各支軍閥搞割據，四分五裂，連年混戰，政治上黑暗，軍閥專制等等，總之是一個中國近代化進程好像中斷的時期。也可以講政治上走向衰退，原來還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政權，那現在是四分五裂，相互混戰。過去我們講這是一個黑暗時代，是政治上走向衰敗的過程。可是，如果你撇開這一套，仔細研究各支軍閥，會發現軍閥跟軍閥實際上不一樣，不能把所有的軍閥不加區別地看待。為什麼有些軍閥最後能夠做大做強？有些軍閥最後就給對手吃掉，所以須做具體的研究。我看了國內外對奉系、晉系、桂系、直系、皖系的研究，包括大量的論文，我都去看。看完之後發現有意思，為什麼最後奉系能夠打敗北方其他軍閥？為什麼最後是南方廣東的孫中山派系能夠吃掉其他的派系，最後統一全國？為什麼奉系跟廣東國民黨這兩個派系能夠做大做強，最終是國民黨吃掉所有其他的派系？它一定有它的內在原因，這個內在的原因就是它要搞內部的政權建設，要將自己地盤上的稅收制度、軍事組織、行政管理的體系，加以集中、規範、制度化。誰的制度化、規範化、集中化做得越好，它的競爭能力就越強，最終它就能打敗那些不規範的派系。國民黨在廣東時期是做得最好的，它所產生的財政收入也遠遠超過了其他的軍閥。它的政治凝聚力、組織力也是其他對手沒法比較的。奉系也是這樣，它的制度化、規範化也做得不錯。其他的軍閥要不就是沒有固定的地盤，要不就是靠臨時的非正規的手段去產生財源，制度上也沒有走上軌道，所以沒法跟這些制度化、集中化的對手比拼。
看了這麼多材料之後，做了些提煉，最終打出一個概念，叫Centralized Regionalism。每個軍閥都是割據一方，控制若干個省，這是所謂的Regionalism，地域主義。同樣是地域主義，有些做得很差，有些是高度的集中，廣東國民黨跟東北的奉系，雖然割據一方，但是內部都是相對較高程度的集中化、制度化、正規化，所以叫集中化的地域主義。
這就是一個概念，我覺得它也是現代國家形成的路徑之一。我們以前講現代國家的形成，更多地是想像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像英國、法國等等，通過強化王權，收服、打敗了地方勢力，把觸角推向全國。可是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有幾個關鍵環節，其中之一，是先由這些軍閥搞地方割據，然後一方做大，打敗其他軍閥，從地方走向全國，自下而上進行的。這個自下而上的過程，當然也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歐洲那些比較後進的國家，義大利、德國，以及德川末年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也跟民國早期的做法一樣，先由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相互競爭，最後一方做大做強，然後統一全國。所以，集中化的區域主義，對於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國家的形成，又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以前我們講現代中國國家的形成，強調革命，強調反帝反封建，這是一種說法。另外一種說法是從清朝原先的專制主義走向民主化，有各種失敗的嘗試，戊戌變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都走不通，然後才有共產黨革命等等。
這些我覺得就史實來講也沒錯。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關懷，範式也跟著在變。現在的時代背景跟以往有根本的改變，最大的問題是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所以要跳出民族國家歷史的窠臼，放眼全球，超越過去的革命史觀，也要超越現代化史觀，重新認識過去的中國，給今後的中國以全新的定位。我即將出版的新書裡面，就是要歷史的角度解讀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這本書不同於以往的革命史、現代化史，是用「國家轉型」這個視角，從清朝入關一直講到49年建國。清朝國家，我給它界定為「疆域國家」，territorial state，它不是主權國家。主權這個概念是從歐洲傳過來的，歐洲人講主權，是近代國際法的一個概念，中國人以前不講主權，19世紀以前的中國，你不能說它是一種主權國家，但你也不能說它是一個帝國。為什麼它不是一個帝國，一兩句話講不清，《歷史研究》將會登出一篇文章，標題叫《全球視野下清朝國家的形成及性質問題》，可以參看。既不是帝國，又不是主權國家，那它到底是什麼國家？我覺得它有自己固定的疆域，並且早已具備了歐洲國家到了早期近代也就是16世紀以後才慢慢獲得的若干特徵，比如中央集權、官僚制、常備軍等等。所以中國是如何從19世紀以前的早期近代疆域國家轉型為一個現代的主權國家，這是一個更大的過程和議題，比我們講反帝反封建革命更加宏大，比我們講從專制到民主這樣一種現代化過程更加包容，更加開闊。這是一種新的解讀方式，對於理解今天的中國及其今後的走向，更有解說力。不過，這本書的中心意圖，是要打破過去在國家形成研究領域所流行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規範認識，把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理解為從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轉型的過程，而不是從殖民帝國或徵服王朝向（以歐美國家為原型的）所謂「民族國家」的線性過渡。17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形成的最大特色，在於轉型過程中所體現的疆域和族群構成的連續性，而非前後斷裂，這是理解現代中國最關鍵的側面之一。
總之，有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之後，你要給他加以提煉。我這本新書藉助了國內外已經發表的大量論文專著，加上充分利用各類原始資料，做了自己的解讀、提煉。英文版已經在網上預售，書名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中文版也已經翻譯了，早就籤了合同，交給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但書中涉及到很多問題，有些還很複雜，最終能不能出版，何時出版，現在都不知道。實在不行只能送到其他地方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