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我從甘肅天水中學畢業,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入學後,看到閱覽室圖書琳琅滿目,還有線裝本的《二十四史》以及《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等，十分興奮,很想飽覽一番。但是,「反右」「大躍進」等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走進閱覽室閱讀的時間越來越少。不久,那個閱覽室也關閉了。
1959年是建國十周年，國慶節那天,學校在大禮堂前的廣場擺宴,全校3 000師生一起吃了一次豐盛的午餐。那次午餐後師生們就開始挨餓了,嚴重時浮腫的人不少。我們年級的學生在大學後兩年飯普遍吃不飽,但政治運動暫停,上課比以前多了。不過,這種運動間歇中見縫插針的上課,難逃「鮮克有終」的命運，歷史文選課即是一例。四年裡歷史文選三次開課,每次都半途而廢。第一次開課在剛入學時,由林冠一教授任課。第二次、第三次在1959年以後,先後由郭繩武教授、陳登原教授任課,兩位先生開課時間誰先誰後我已經記不清。林先生是著名的進步教授,當時的歷史系主任。他講的第一篇選文是《尚書·牧誓》。他講課時用一支粉筆在黑板上順手畫出兩條曲線，代表黃河、長江,顯示出一幅最簡略的中國地圖，然後標出豐鎬、孟津、牧野的方位,開始講武王伐紂的進軍路線。我們剛進校的大一學生，聽林先生講《尚書》很吃力,但還是覺得興味盎然。林先生講歷史文選課,既講歷史又講古漢語,還介紹史料學和歷史地理知識。如果能夠聽完他的這門課程，一定會給學生學習中國歷史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發現,林先生講課時始終沒有露出過笑容,似乎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不到學期結束,他被劃為「右派」,課也停了。郭繩武先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處長,後調任西北大學教務長。「反右」中遭受批判,改任歷史系主任,但師生一直稱呼他郭教務長。他選編了一本《歷史文選》刻印裝訂成冊,作為講義發給我們。講義中有一篇選文是從《紅樓夢》裡節錄的,敘述王熙鳳利用秋桐逼死尤二姐的故事,郭先生加上了「尤二姐之死」五個字為題。把小說編進《歷史文選》的講義明顯不合適，但郭先生這樣做,或許與他的心緒有關。遭受「反右」打擊後,他對尤二姐被逼而死,或許心有戚戚焉。郭先生的歷史文選課,也只講過幾次就停了。陳先生早年成名,有名士不羈之風。「大躍進」時去郊區勞動,流傳他有「坑深便落遲,風吹屁股寒」之句。他講課的內容,我一點不記得了,只記得那次他在講臺上脫褲子的情景：正講課間,陳先生覺得熱,就在講臺上脫褲子。我驚奇地屏住呼吸睜大眼睛。幸好他脫掉長褲以後,露出來的還是一條長褲。多年後,看到陳先生送給他的助手賈正中的《國史舊聞》,陳先生在扉頁題寫的是蘇軾的《觀潮》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這首詩反映了經歷過宦海風濤、人生坎坷之後,蘇軾由失落、失意而生的淡然、超然,陳先生的心境或許也如此吧!
西大畢業後,我到陝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因為歷史所設在西大,我繼續住在西大校內。為了渡過困難,當時國家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我們工作任務不多，有了讀書的機會。這時恰好看到北師大王力教授主編的《古代漢語》,我便決定認真讀讀。早晨在生物樓後誦讀書中選文,晚上在幹二樓宿舍披閱書中的文化常識和常用詞,我用這種方式堅持學完了四冊《古代漢語》。
在讀大學期間和畢業後的最初幾年,我用不少時間學習古漢語,只是出於興趣,沒有想工作中是否用得上。後來研究古代歷史文化還真用上了,因為在古漢語上下過功夫,工作中閱讀和使用古代文獻沒有遇到多大障礙。
說到學習理論,不能繞過「文革」前學習毛主席著作。那幾年的學習「毛著」熱潮,從學「毛選」發展到學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雖然是政治運動,但那時我認真學《矛盾論》《實踐論》,理論上還是有收穫的。隨著形勢變化,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學哲學完全成了純粹的政治學習。艾思奇來陝,在省委黨校作報告,我去聽了。他的報告題為《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把《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串起來講,貫穿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他的報告有寫成文字的詳細提綱,印發給聽報告的人。他依照提綱逐句宣講,一點也不離開提綱,還宣布不許錄音。這種做法使人感到很拘束、很緊張。當時,我主觀上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能夠跟上形勢,但「文革」爆發後仍然不能適應,成為「走資派的小夥計」。「文革」鬧起來,學習哲學被手舉《毛主席語錄》上街造反取代,理論學習的熱潮消失於批鬥會的野蠻喧鬧和大字報的滔天濁浪中。
理論學習更不能繞過的是「文革」中讀馬列原著。「文革」開始那幾年不許讀專業書,讀馬列的書一度也犯忌。因為讀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我曾遭到一位敏感的工宣隊員教訓,說:「列寧的書不是你現在要讀的,你現在要讀毛主席的書!」 林彪事件後,毛主席指示讀馬列原著,情況才發生變化。在此後幾年裡,我讀了幾本馬列原著,也作過原著學習輔導。《共產黨宣言》《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兩書,我讀過許多遍,默讀、誦讀、寫筆記,配合學習原著還自學了西方哲學史,算是比較認真的。與此同時,還讀了幾本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著作。當時讀原著也離不開 「文革」的政治背景,但原著畢竟並非為「文革」而寫,人們如何領會取捨,如何依據原著分析現實中的問題,就有了獨立思考的空間,雖然有些想法當時不能公開講出來。「文革」開始後，面對動亂的現實,我心頭充滿迷茫和無力感,思想矛盾重重,精神極度苦悶。這時候讀原著,與以往的感覺有了不同。上大學時,依照老師的安排讀過《資本論》的幾章,受同學的影響甚至買了大部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來啃,卻「找不到感覺」。現在讀原著,才感受到它的博大深邃。
毋庸諱言,與多數同輩人一樣,我青年時期學習理論,主要是學馬克思主義著作。它培育了我的宇宙觀,影響了我的人生態度,訓練了我的理論思維能力。在歷史文化研究中,我遵從它的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沒有終結真理,人類永遠不會到達這樣一種境地：除過讚美已經發現的真理再也無事可做。我們抱著開放的態度,吸取一切新學派取得的成就,發展我們的認識。同時應該承認,作為人類認識發展史上的豐碑,馬克思主義發現的真理不會磨滅。16世紀初至今的500多年間,天文學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沒有否定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相反是以它為前提的。已經認識到的真理,是繼續探索真理的起點,而不是障礙。這是一個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共同存在的規律。
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先亂起來。為了逃避校園裡的恐怖氣氛,我離開西大回到哲研所。哲研所是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簡稱,由陝西省社科院改名而來。改名後，原來的歷史研究所成為哲研所的一個研究室。緊接著,哲研所也亂起來,我再也無處可逃。三年後,哲研所被撤銷,我被下放到長武縣。1972年，我從長武調回西北大學當教師,直到2014年退休。在西大工作的這30多年,是我工作經歷的主要時期,起初給歷史系的幾屆學生講過哲學課,之後一直在張豈之先生主持的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
上大學的時候,我聽過張先生講授哲學、形式邏輯和中國思想史。20世紀70年代回到西大以後,有幸與張先生重逢,繼續跟著張先生學習。在「文革」後期的幾年裡,我們接觸很多。我經常去新村8號樓他的家裡請教、談論時事。1976年10月7日下午,張先生專門來到我家,第一個告訴我「四人幫」被抓的消息。當天晚上,他又特地再次告訴我,有新消息證實「四人幫」被抓起來了。當時我們都高興極了。1977年元旦前的好多天,西大新村裡外就響起了鞭炮聲,一直響到元旦,又響到春節。
在長期工作中,張先生始終信任我,約我參加了他主持的幾乎所有研究項目。自1979年參與撰寫《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開始,30年間我參與了張先生主持的7個研究項目。這些項目研究成果都已出版,其中《中國歷史》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中國思想史》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中國思想學說史》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中國儒學思想史》獲國家出版局優秀圖書二等獎,《中國傳統文化》獲陝西省教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在各個研究項目中,我做的工作基本是先秦和秦漢部分,尤其是先秦部分。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思想編年》《中國思想學說史》的編撰過程中,我把先秦的歷史和文化揉搓了四遍,包括設計綱目、執筆寫作和統編合作者的文稿。通過研究,我形成一些自己的見解。我發現先秦3 000年間思想文化發展史,是一個走進古代宗教再走出古代宗教的歷程。史前和三代的大約2 000年裡,中國思想文化脫離原始文化走進古代宗教,從巫術發展到巫教,再發展到天命神學和倫理化的天命神學,達到古代宗教的最終形態。西周后期和東周大約1000年間,中國思想文化又走出古代宗教,形成以理性主義為共同特徵的諸子學派。秦漢以前,中國思想文化走出古代宗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基本歷史事實,是中國人智慧的飛躍,影響深遠。除個別特例,秦漢以降沒有政教合一的朝代,中國文化的包容精神得到充分發展,生命力更加旺盛,都與早已走出古代宗教相關。
1979年,四川大學徐中舒先生受教育部委託,開辦先秦史進修班。參加這個進修班學習的有全國十所高校歷史系的中青年骨幹教師,包括東北師範大學的詹子慶,青海師範大學的張廣志,河南大學的趙世超,山東大學的王光榮,武漢大學的覃啟勳,華中師範大學的楊有禮,甘肅師範大學的伍德煦,慶陽師範學院的李仲立,南充師範學院的姚政,還有我本人。時值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這批中青年教師學習熱情高漲,年過八旬的徐老也精神煥發。徐老每周為進修班講課兩次,一年中不僅系統講授了先秦歷史,還講授了古文字學。旁聽的川大老師說:「我們在川大多少年,沒有聽到過徐老講這麼多課。」進修班的同窗聽了,無不覺得幸運。有人稱我們「王國維的再傳弟子」,我明知不夠格,又有點得意。
進修結束後,我繼續研讀徐中舒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的《先秦史論稿》和《徐中舒史學論著輯存》。進修前後,我又鑽研侯外廬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對比兩位先生治學的經歷和成就,我產生一個深刻的印象:兩位先生研究先秦歷史有殊途同歸之妙。徐老1898年生,侯老1903年生,是同輩人,走的學術道路卻不同。徐老早年的學術興趣是中國古典文學。1925年考進清華研究院，師從王國維先生學習古文字,走上研究中國古史之路。徐老將王國維先生開創的研究古史的「二重證據法」發展成為「多重證據法」,得到了學界的公認,成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侯老1927年赴法國留學,致力於翻譯《資本論》。1930年回國後,繼續翻譯《資本論》的同時,研究講授經濟學。「七七」事變前兩三年,侯老從經濟學轉向歷史學,成為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老曾多次說過,翻譯《資本論》十年受到的理論訓練,使他後來研究歷史深得益處。徐老從文字學到史學,侯老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到史學,他們的治學之路不同,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成的基本見解卻是相近的。侯老用「亞細亞的古代」「『早熟』的文明『小孩』」「改良的路徑」「惟新的路徑」描述中國古代社會,揭示出存在著的氏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性。歐洲歷史進入古代社會之時就衝破了氏族組織,中國歷史進入古代社會之後繼續保存著氏族組織,直到古代社會瓦解。徐老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普遍存在農村公社,公社中的人群以血緣為紐帶連接在一起,同樣看到中國古代社會一直保存著氏族組織。侯老著重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這個基本特點進行理論論證,徐老更多以此解釋了種種歷史現象。侯老和徐老研究先秦歷史殊途同歸,對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啟迪,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在川大進修是一段美好的求學經歷,得到良師，也得到益友。進修結束的時候,同窗好友一起商議,建立了先秦史學社,期望分別後保持聯繫、增進友誼。1980年初夏,趙世超籌劃在河大召開了第一次先秦史討論會。1981年初夏,由我張羅在西大開了第二次先秦史討論會。後一次討論會,徐老派唐嘉弘、繆文遠二位老師到會指導,李學勤先生應邀到會指導,30多位與會學者共同發起建立中國先秦史學會的倡議。在徐老等老一輩著名史學家支持下,倡議得到廣泛響應,中國先秦史學會於1982年5月在成都成立。學會成立後學社便停止活動。學會成立至今30多年裡,每年都舉辦一至幾次學術活動。這些學術活動,我參加的次數較多,一直堅持至今。在這些學術活動中,我得以與進修班的幾位老朋友經常見面,又結識了不少新朋友。由於參加這些學術活動,我有機會與同行朋友們面對面交流,加深了對學術發展動態的了解。為參加這些學術活動,我先後寫了一批論文。2004年出版的《求學集》中收入的論文,有多篇是為參加學會主辦的學術活動而作。2004年以後發表的論文，也有多篇是為參加學會的學術活動而寫。沒有學會,沒有學會的朋友們勉勵,恐怕我寫不出這些論文。
自20世紀90年代起,特別是退休以後,我在黃帝文化方面作了一些研究。最初我匯集古代文獻中有關黃帝的資料,加上題解和簡注,編入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五千年血脈——黃帝文化資料彙編》一書。後來又作為主編之一編撰了《黃帝陵志》和《黃帝文化志》。還參加了陝西、河南等省的黃帝文化學術活動,並為黃帝陵基金會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做過一點工作。
求學半個世紀,我走過的是一條騎驢看唱本的路。既缺少自覺規劃,又生性不敏,所以成績平平。現在回頭看,能夠說出的體悟,也許可以歸結為這樣一點:從事歷史文化研究,語言文字、史學理論、歷史資料三方面的造詣都是必要的。在環境允許的範圍中,這三個方面造詣的深淺,決定工作成績的大小。
【作者簡介】 劉寶才，男，1938年生，陝西華陰人。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的教學與研究，曾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現為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曾參與多項國家級、省部級集體研究項目，擔任第一、第二作者，或副主編、分卷主編等。其中，《中國歷史》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學說史》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文史英華》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中國傳統文化》獲得陝西省教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儒學思想史》獲得國家出版局優秀圖書二等獎。其他主要著作有《陝西省志·黃帝陵志》《黃帝文化志》《先秦文化散論》《求學集》等。在《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人文雜誌》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