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我國中止犯減免處罰規定的適用

四、對完善我國中止犯減免處罰規範適用的建議

（一）建立合理的適用標準

由於中止犯減免處罰規定的適用標準是以其適用依據為基礎而建立的，所以，對適用標準的的認定離不開對中止犯減免處罰規定的依據的探索。

我們知道，犯罪終局性形態有四，分別是犯罪預備、犯罪既遂、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犯罪行為一旦著手，則犯罪形態註定會前發展，或中止，或未遂，或既遂。形成於犯罪過程中的中止犯作為本文探討的對象，雖然其與未遂犯的主要區別在於犯罪人的主觀方面，根據弗蘭克公式，「欲達目的而不能」是未遂，「能達目的而不欲」是中止，但對中止犯是否減免處罰是在量刑層面的認定，不能根據犯罪構成理論來解釋。因此，責任減少說和違法性減少說通過客觀階層分析中止犯減免處罰理由的觀點存在明顯缺陷。此外，積極一般預防必要性消滅說主張通過撤銷刑罰來遏制犯罪，實現一般預防的作用。的確，一般預防不僅可以通過適用刑罰實現，也可以通過撤銷刑罰達到此種效果。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當立法者撤銷中止犯的刑罰時，即向全體國民表明，該停止行為的動機是值得讚賞的思考模式。這種思考模式的推廣，有助於促進一般國民的守法行為。」[8]但是每一個犯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和動機，可能出於貧窮而偷盜、出於嫉妒而殺害，所以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動機各不相同，也就不能一刀切的都撤銷刑罰，否則會嚴重衝擊社會秩序。筆者認為刑事政策說和特殊預防必要性減少說更適宜作為中止犯減免處罰的根據，以此來建立適用標準更貼合司法實踐。

1.將刑事政策說作為中止犯免除處罰規定的依據，能勸阻犯罪人繼續實施犯罪行為，鼓勵其積極救助被害人，以此免除對行為人的處罰。在犯罪過程中，由於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不斷上升，所以犯罪行為人若能夠儘早地停止犯罪行為並實施救助行為，將會使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減少。因此，刑罰第24條以「損害」的有無來區分減免處罰的規定，將會鼓勵那些對於犯罪決心本就搖擺的行為人儘快停止犯罪行為，減少對他人法益的侵害。

2.將特殊預防必要性減少說作為中止犯減輕處罰規定的依據，是因為特殊預防必要性能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中止犯在犯罪過程中自願放棄犯罪，其中止的意思具有自動性，犯罪人也以中止犯罪的行動表明了其真實意願，客觀上犯罪行為徹底結束，主觀上犯意徹底消除，其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險性減少，因此該學說可以成為中止犯減輕處罰規定的依據。

（二）正確適用法條，完善釋法說理機制

在司法過程中，法官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恪守「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原則，嚴格依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對於此類不存在爭議或爭議較少的案件，法官在說理時可以適當簡化。但在犯罪事實、法律適用、證據和程序等問題存在較大爭議時，就需要詳細論證中止犯減免處罰的理由。我們都知道法官不可能對每一個案件都進行縝密的說理，因此，就要將需要著重進行說理的案件篩選出來，此舉也可以減輕基層法院的辦案壓力。

（三）司法實踐要將法律效果放在首要地位

我國確立了司法獨立的原則，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在司法實踐中，法官首先要注重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指法院通過審判活動，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處理具體案件所產生的客觀影響。嚴格恪守法律、嚴格公正司法是良法之治的必然要求，合理的裁判結果以良好的法律效果維護了法律的尊嚴，脫離了法律效果而單純依據社會效果作出判決，社會效果也將會無所依存。因此，司法實踐中要更多地將法律效果放置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