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人才多與少的悖論

原標題：創新人才多與少的悖論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國民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布

創新人才是建設創新型社會最核心的因素，但我們在探討人才問題時，經常會遇到一個悖論：一方面，是研究機構、企事業單位不時發出人才缺乏的呼聲；一方面，卻是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體量，畢業的人才無處安放。這種認知與現實背離的狀況讓人們很困惑：到底中國的人才是多了還是少了？這個看似悖論的現象其成因是什麼？

人才作為一種資源，要充分發揮效用是需要一些基礎支撐條件的，在基礎支撐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人才的作用無法呈現。就比如把賈伯斯「空投」到非洲某個國家，他也無法創造蘋果公司的奇蹟，這個安排對於賈伯斯和那個國家而言都是雙重損失。當下中國整體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基礎支撐條件還無法吸引、支撐與維持一大批高端創造性人才的高成本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適合自己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人才。多與少的悖論中，「多」反映的是改革滯後帶來的人才制度性浪費；「少」則是指相對於中國整體的文化基準線而言，中國的人才存量遠遠不夠。

1.多元視角下的人才 高校、市場、社會的口味與偏好

在進行深入分析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在全球化時代，人才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最重要的資源，越多越好，根本不會出現「嫌多」的問題。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用經濟發展的四個輪子的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四個輪子分別是：土地、資本、人力與技術，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早已證明前兩個輪子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傳統要素，其作用在科技時代呈現出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而後兩個輪子則呈現邊際收益遞增的趨勢，尤其是近來的研究認為，技術內在於人才的個人知識庫存中，因而，對於任何社會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人才過多的現象。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人才的多與少的悖論？筆者認為，這直接反映了兩個困境：其一，供需不匹配的鴻溝。作為人才培養基地的大學與科研院所，他們按照自己的專業設置現狀培養人才，而市場則以自己的真實需求選擇人才，按照當下時興的說法：供給側與需求側存在嚴重的不對稱狀況。

其二，多方的認知標準不一致而導致認知誤區的出現，從而加劇人才悖論現象的蔓延。這裡至少包含三方認知，從培養者角度來看，大學按自己多年形成的標準與模式培養人才；而市場則追隨利益的軌跡，認為人才就是那些能夠給社會和企業帶來直接改變與效率等顯現指標能力的人；社會則認為那些能夠掌握所學知識並順利畢業的人都是人才。從這個對比中，不難發現三者關於人才的標準與偏好是存在很大差異的，從各自的理念來說，培養單位的認知標準裡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偏好，注重的是形而上的學術旨趣；市場的標準裡則充滿實用主義味道，它關注的是形而下的效率與實踐能力；公眾的標準則是以功利主義為主，它注重的是聲望與榮譽。三種標準之間有很大的交叉，但並不完全重合。在市場發育不充分，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三種人才劃分標準各自按自己的標準來界定人才，這種不同的認知視角必然帶來人才的多與少的悖論。在供需平衡已經被打破的今天，需求方作為人才的最後落腳點，在人才標準的認定上具有更多的優先權，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坊間所謂的缺少人才的說法，大多源於市場根據自己的標準做出的判斷。

當下我們遭遇的所謂「人才過剩」現象，其實是各種評價標準不一致帶來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但這個現象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是我們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即人才「虛胖」問題產生的內在機制問題。

2.人才供給側 多乎哉，不多也

我們首先分析中國2013年畢業的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專業分布圖。從這兩張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個顯著特點：其一，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以工學為主，管理學為輔；其二，純人文類專業（文學與藝術類）在研究生階段大幅縮水，法學所佔比例有較大提升，這樣的分布可以比較間接地表明中國仍處於工業化階段，並開始緩慢轉型。作為對照，我們可以基於同樣的標準看一下美國的畢業生分布情況，在本科生階段，美國理工農類畢業生所在佔比例很小（接近15%），其他類別的畢業生佔絕大多數（80%以上）。作為對比，中國理工農類畢業生佔到40%，其他類別的畢業生佔到50%多，研究生階段，情況依然如此，這也間接證明美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處於知識經濟社會階段，而我們仍處於工業化階段。按照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的說法：1956年美國職業結構中白領人數首次超過藍領。試想就是今天，我們又有多少行業和領域的白領人數超過藍領呢？這種社會發展程度的差距必然帶來對人才需求與認定標準的差異。

但事實是，作為人才的供給方，我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襲計劃經濟的培養模式，從招生規模、專業設置等諸多關鍵環節，仍然是完全按照計劃經濟模式來運行，自主性很少，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與市場的契合度嚴重不足。

再有，現有的教育體系對於人才的認定標準過於單一化，即以學術性標準為主，而人才創造力的構成則是多項要素的集合，這種齊一化標準不可避免地造成多種創造性能力得不到認可、甚至被扼殺。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教授認為構成人的智力的要素是多元的，他從最初提出的七種智力要素，到後來發展為十種智力要素。我們教育系統所推崇的邏輯推理能力僅僅是其中的一項智力要素。美國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伯格教授提出更為簡潔的智力三元論，強調智力構成包括三個層面：即分析能力、創造能力與實踐能力。不論怎麼看待這些理論，智力的構成是多維的，這已經取得學界的充分共識。而目前我們的教育體系所熱衷的閹割式的智力認定模式，必然造成人才供給的單一性（從千校一面到萬生一面的認知傳遞），而市場的需求則是多元的，由此，人才的多與少的悖論在這種背景下必然會產生，如果供給側不改革，需求側的困境無法從根本上化解。

3.人才需求側 葉公好龍怕龍來

從需求側來說，我國存在著嚴重的人才市場狹窄化的局面。關於市場狹窄化問題，中國市場存在的或明或暗的條塊分割與壟斷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無須贅述。筆者前幾年曾撰文指出：中國當下最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場，就是今天這個結論仍然沒有多少改變。人才是一種奢侈品，只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會出現對於人才的需求。我們曾做過一個推論：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對於人才的需求越迫切，人才的需求彈性越小（接近於剛性），因為高度發達的社會一刻也離不開人才的支撐，缺少人才的充分供給，文明也將隨之崩潰。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謂的現代社會靠兩套系統維繫運行：專家系統和象徵標誌。這兩套系統的基礎就是知識與人才。他認為社會發展程度越低，對於人才的需求也越弱。從全球範圍內的地區發展狀況和人才需求情況看，不難印證這個推論。但是這裡還存在很多複雜的問題沒有釐清，即人才與市場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這個問題類似於「選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我們傾向於認為人才與市場是一種共生的關係：有的時候，市場促進人才的湧現，而有的時候則是人才的創造力拓寬市場，比如賈伯斯、蓋茨、馬雲等人都是拓展市場的那批有創造力的人才。但從總體上看，人才不都是這樣的，參與培育、完善與發展市場的人才佔大多數。

在探討需求側的其他問題前，我們來看一張圖表（右下表），這是根據最新人口普查數據整理出來的中國人才庫存示意圖。這張圖信息量很大，我們只說一點：從中可以發現中國社會整體的文化基準線為10年級水平，這就決定了中國企業的人才基礎環境就是基於這個基準線而變動的，大學畢業相對於這個基準線是有一個技術梯度差的，這個梯度差大約為4-6年，理論上說滿足這個梯度差的人才在當下的基準線上都是可以找到工作。但現實不是，那麼，出現人才庫存「虛胖」的原因何在？

中國的人才需求側（如企事業單位等）面臨三種情況：

首先，客觀地說，中國真正屬於高科技的行業並不是很多，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很多的用人單位動輒要求「高端人才」屬於典型的葉公好龍，在基礎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這些人才僅具裝飾作用。換言之，中國的需求側熱衷於不切實際的追求「高大尚」型人才，其實這是一種變相的面子工程，後果就是人才資源的浪費。

其次，中國很多企業由於結構轉型沒有完成，大多仍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故而從內心裡也不需要多少人才。這就帶來一個弔詭的局面：原本是個別企業為降低人工成本有意阻止人才的流入，反而進一步造成企業整體升級與轉型的乏力，從而陷入越沒有人才也就越不需要人才的怪圈，由於路徑依賴效應，這些企業反而被牢牢鎖定在粗放發展模式上，這也是當下國內人才市場遇到的最大困境。

第三，由於普遍的契約意識薄弱，企業不願意承擔知識的轉化成本。中國高等教育與市場的脫節，導致提供的知識偏重於理論，這就需要企業必須通過培訓把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知識，由於契約意識薄弱，企業擔心人員的流動會讓這部分成本得不到合理回報，而發達國家這點做得比我們好。總之，從中國人才庫存的整體狀況來看，中國是屬於人才比較缺乏的國家，在產業結構整體轉型的這個關鍵時期，必須由人才來推動轉型，在這個背景下，人才的多與少悖論就演變為一個問題，真缺假多的問題。

英國人力資源管理專家肯·羅賓遜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今往後，越來越多的人依靠他們的知識生存；而所需要的知識卻是日新月異。結合中國的人才與市場狀況，供給側與需求側應該逐漸走向相互匹配，這就要求供給側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以適應市場的訴求；而需求側則需改革、拓展市場，以務實的態度接納人才。在整合三方認知差距的過程中，作為人才的個體也應該在這場變革中積極改變自身的學術資本庫存結構，因為稀缺永遠是市場的通行證，基於此，才能更好地服務市場、拓展市場並分享市場，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頭腦的。

（李俠、周正，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