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哲學始於20世紀初。1919年，杜威來華講學，傳播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受杜威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介紹和引進西方尤其是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哲學。1923年，範壽康編寫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哲學著作，是中國教育哲學初建的標誌。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投身教育哲學研究，編寫了近20本教育哲學教科書，形成了中國教育哲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鑑於蘇聯高等學校教學計劃中沒有教育哲學，我國也取消了教育哲學，致使已初建成型的教育哲學被迫中斷30年。到1979年，教育部在高等學校教學計劃中恢復教育哲學，教育哲學迎來了重建的機遇。
恢復重建的40多年來，中國教育哲學出現了第二個發展高峰。教育哲學從概論式教科書編寫到專題研究，學科發展不斷深入。創新發展新時代中國教育哲學，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聚焦新時代的教育問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教育哲學，促進教育哲學的繁榮發展。
第一，從哲學的應用到教育的哲學，更加關注教育實踐問題。教育哲學是教育學與哲學的交叉學科，對於二者怎樣交叉的問題，有兩種典型的認識。一種從哲學的觀點論教育，將哲學的原理、思想、方法運用於教育，使教育哲學成為哲學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學科。我國第一本教育哲學專著——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把教育哲學分為教育論理學、教育美學和教育倫理學三個部分，表現出哲學在教育中的應用。直到現在，本體論與教育、人性論與教育、價值論與教育、道德哲學與教育、認識論與教育、美學與教育等，一直是教育哲學中的經典課題。另一種把教育的一般問題、基本問題提升到哲學的高度，進行哲學分析和抽象概括，建構教育的哲學。1933年出版的姜琦的《教育哲學》就試圖探討教育的本質論、目的論、方法論、價值論。改革開放之後，黃濟在他的《教育哲學初稿》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對教育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從哲學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討，從中找出一般的規律，作為教育理論和實際的指導」。他在《教育哲學初稿》中探討了教育本質、教育價值、教育目的、知識論與教學、美育與美學等教育基本問題。
兩種學科交叉的不同方法，前者以哲學研究教育，立場在哲學，因此成為哲學的教育應用；後者對教育進行哲學分析，立場在教育，為教育實踐提供價值引領，成為教育的基礎學科。兩種方法也各有側重，前者作為哲學的應用，以哲學為邏輯，生成哲學知識和理論；後者作為教育的哲學，以教育實踐為邏輯，為教育實踐問題服務。教育哲學建設初期，多運用哲學思想、觀點、方法進行教育演繹。隨著學科的發展，教育哲學作為一個有獨立研究對象、獨特內涵的學科，越來越強調對教育實踐的關注，為教育實踐服務，從而使自身成為實踐哲學。
「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實踐的根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的教育要求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貫穿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各領域，體現在學科體系、教學體系、教材體系、管理體系各方面。教育哲學應緊緊圍繞時代新人的培養，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構建人學形態的教育哲學。因此，新時代教育哲學形式上關注實踐，成為教育實踐哲學；內容上關注人，成為教育人學。
第二，從專業的教育哲學到教師的教育哲學，提升教師的實踐智慧。美國教育哲學家索爾蒂斯把教育哲學劃分為個人的教育哲學、公眾的教育哲學和專業的教育哲學。專業的教育哲學把教育哲學視為專門的學科，對哲學的概念、命題做出認真而嚴密的檢驗、批判、辯駁、分析與綜合，致力於形而上的知識生產，滿足於理智沉思的需要。專業哲學是少數哲學家的事業，他們具有超凡的理性和智慧，被柏拉圖稱為「哲學王」。哲學往往成為晦澀難懂的抽象理論，遠離生活、遠離大眾。而教師作為教育的實踐者，只是被動接受哲學家的思想，成為哲學家思想的執行者、實驗者。索爾蒂斯認為，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學一樣，教師也應當有自己的教育哲學。教師的教育哲學是教師對於自己教育實踐的反思和教育問題的看法，屬於個人的教育哲學。當然，每個人對教育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有的處在常識階段，只有經過理性思考的、系統的教育觀點，才是教育哲學。因此，教師的教育哲學是教師通過反思教育實踐、研究教育問題、感悟教育真諦而形成的教育智慧、教育信念。
專業的教育哲學是哲學家的哲學，致力於哲學概念的澄清、命題的分析、思想的論證。教師的教育哲學不像專業哲學那樣以理論的形式表現，而是通過實踐表現出來，是為實踐而哲學，不是為哲學而哲學。它不是基於哲學的教育演繹，而是教師對教育實踐、教育生活的深度反思。教師的教育哲學是教師內生的、主動建構的教育哲學。教師的教育哲學在於喚醒教師的哲學意識，增強哲學思維，促使教師更好地理解教育生活，提高對教育生活的感受力、理解力、判斷力，構建更美好的教育生活。專業的教育哲學對於教師雖有指導意義，但是這種指導具有外在性，且缺少具體的教育情景。教師的教育哲學是教師內生的哲學，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反思性、批判性。它從哲學高度關注教育實踐問題，通過對教育實踐的哲學反思和批判，實現教師的思想啟蒙，提升教育智慧，使教育哲學真正成為教師的實踐智慧之學。
第三，從模仿西方到凸顯中國特色，建構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教育哲學。中國的教育哲學起步於對歐美教育哲學的引進和模仿。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學著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教育哲學流派的影響，有的影響還很深。如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受實用主義的影響。對於照搬與模仿西方的教育哲學，1929年，莊澤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中就指出，現在中國的新教育不是中國固有的，是從西洋販來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中國的國情與需要的地方。他提出新教育中國化的四個條件，即合於中國的國民經濟力，合於中國的社會狀況，能發揚民族的優點，能改造國人的劣根性。這就開啟了包括教育哲學在內的教育學中國化的道路。之後許多學者致力於探索中國教育哲學的發展道路。如針對教育哲學學派紛呈的狀況，張君勱在《東方雜誌》1937年第1期撰寫《中國教育哲學之方向》，提出對各派哲學進行綜合、對各時代文化進行綜合，引起了對於這一話題的討論。這場討論使更多學者開始關注並致力於建構中國的教育哲學。遺憾的是，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教育哲學的發展也從高潮進入低谷時期。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教育哲學，繼續引介和學習借鑑西方教育哲學的成果，使我們了解20世紀西方教育哲學的進步主義、社會改造主義、永恆主義、要素主義、存在主義、分析教育哲學等的發展狀況，以及當代解釋學教育哲學、批判教育哲學、女性主義教育哲學等新的教育哲學。這就拓展了我們的視野，豐富了我們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從而對建設中國教育哲學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由於其自然條件和發展歷程不同，產生和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也各有特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鬥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對教育哲學學科來說，學習借鑑之路是必要的，但構建本土的中國教育哲學才是最根本的。正如瑞典著名教育家胡森所說：「教育作為一個實踐的領域，其真正的本質在於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畢竟是由它所服務的具體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形成的。」在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有條件和能力建設中國的教育哲學。這要求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紮根中國大地，放眼世界和未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教育哲學，為人類教育文明發展作出中國的獨特貢獻。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2月10日第1863期 作者：馮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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