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新新聞主義代表人物湯姆·沃爾夫離世。興起於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新聞主義，表面看只是將文學手法運用於新聞報導的寫作手法，其背後，是一些新聞從業者對於新聞「客觀性法則」的強烈質疑。
湯姆·沃爾夫
「客觀性法則」是美國新聞界長期奉行的報導原則和價值理念，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發端之初的美國報紙是人們獲得家鄉消息的重要渠道，儘可能準確地提供事實也是報紙對付誹謗指控和新聞檢查的最好抗辯。然而1775年獨立戰爭將報紙捲入黨派紛爭，1791年第一修正案確立「新聞出版自由平等權利」卻被不同黨派利用、以報紙相互攻訐，直到1830年代便士報崛起，「觀點紙」回歸「新聞紙」，一方面為避免重蹈「政黨報紙黑暗時期」報導事實這一新聞標準淪喪法人覆轍，另一方面商業化報紙的盈利目的使得每一家報紙的新聞產品都可以在準確性時效性等方面跟另一家進行比較，以事實為基礎的「客觀報導」因此成為新聞採編的指導性原則，其思想基礎在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經驗主義思潮。經由通訊社進一步確定，並在《紐約時報》「信息模式」的巨大商業成功中得以提升，再到一戰之後新聞業對戰時宣傳的反思、對公共關係行業之於新聞業侵蝕的反思，對「天真的經驗主義」事實觀和「如外科手術般精確」的「客觀報導」的反思，基於「主觀性不可避免」這一認知，「客觀性法則」在20世紀初日益成為美國新聞業的道德約束與職業理想。
在這裡，「客觀」不再被視為一種唾手可得的目標，而是新聞機構的專業新聞從業者努力探尋和呈現新聞本來面目的立場和態度，和一整套為儘可能減少主觀幹擾的採編實踐原則，比如事實與意見分開、多個信源交叉驗證、對等與平衡原則、第三者寫作視角、中性詞的使用、引語使用等等。
然而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民權運動、青年反叛運動的社會批判浪潮風起雲湧，就像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在高度一體化的發達工業社會，某些曾體現出拒絕和顛覆態勢的概念和範疇，正在喪失其批判性涵義，變成欺騙性術語。不幸「客觀性法則」便被認為是一個這樣的術語，尤其在經歷了1950年代「麥卡錫事件」之後，人們開始看到新聞業過於依賴所謂的科學步驟和要領，非但無助於反映所謂客觀的社會現實，反而喪失了新聞媒體的道義責任，轉而維護和粉飾現行權力結構中的不公，「一旦社會規範腐敗了，客觀的新聞也就腐敗了」。
1976年的湯姆·沃爾夫
以湯姆·沃爾夫為代表的新新聞主義，以及倡導性新聞學、調查性報導、精確新聞報導，都是在這一社會歷史背景下崛起的。就像湯姆·沃爾夫堅信傳統的新聞報導已無法真實展現錯綜複雜的社會一樣，在這些新聞從業者看來，「客觀性法則」往往因對事實細枝末節的過度關注和所謂科學採編流程的局限而丟掉了真理和正義。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大眾傳播的責任》一書中引述學者觀點：「那種平鋪直敘、單一層面的處理手法，使謊言和真相受到同樣重視、並相互拮抗，把傻瓜的影響力提升到與睿智之士同一水平，無知者與飽學者地位相等，罪惡與善良亦無所差別。」
然而，就像在維護人類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原則之下「客觀」無法成為新聞業的唯一目的一樣，為達成這一原則「主觀」也不能凌駕於報導事實這一新聞業的行業基石之上。在新新聞主義寫作帶來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同時，其文本當中的主觀性問題，尤其是對被訪者主觀感受和心理活動的描寫，也一直遭到行業內部的詬病。1981年《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特·庫克因虛構新聞人物致使普利茲新聞獎蒙羞，更是使得新新聞主義這一術語陷於尷尬境地。如今，非虛構寫作則成為更具普遍意義的指代。
珍妮特·庫克
事實上，無論新新聞主義還是非虛構寫作，都屬於涵蓋面更廣的文學新聞（literary journalism）。在中國，年輕的特稿/非虛構寫作者們多多少少都受到湯姆·沃爾夫及其新新聞主義的影響。2000年前後《南方周末》文體創新、《中國青年報》冰點推動的一大批優秀特稿寫作，如《野馬的故事》《舉重冠軍之死》《系統》《回家》《無聲的世界盃》等等，或多或少與此相關。不過，新聞文本中的文學傳統由來已久，除了早期英國報業實踐中明顯的英國文學傳統，那些曾做過記者的知名作家如海明威、馬爾克斯等也都為這個行業帶來取之不竭的文學養分。這一點，中國也不例外，從不同歷史時期的報告文學和長篇通訊中，都能找到與文學新聞共享的文本寫作取向，從1930年代的左翼報告文學如《包身工》，到改革開放之初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哥德巴赫猜想》《揚眉劍出鞘》，再到1990年代末期的《大國寡民》，無不如此。
按照國際文學新聞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簡稱IALJS）的定義，文學新聞是「作為文學的新聞」（journalism as literature/that is literature），這一門類在世界範圍內包括報告文學（literary reportage）、敘事新聞（narrative journalism）、創意非虛構（creative non-fiction）、新新聞主義（the New Journalism）、文學非虛構（literary non-fiction）和敘事非虛構（narrative non-fiction）。IALJS甚至在其官方網站上專門列出了文學新聞的葡萄牙語（Jornalismo Literário）、西班牙語（el periodismo literario），以及報告文學的漢語拼音（Bao Gao Wen Xue）。這一門類指向一種以文學的方式駕馭現實題材的特殊文本，這背後是一系列關於如何呈現有關現實的事實性信息的理念和原則。可以說，在研究者看來「『文學』是一個描述符號、一個強大的形容詞，表達的是作家可以從場景、角色發展、情節、對話、象徵等多方面的使用變化多端的元素，這些元素往往超出了一般新聞的慣例」；「『新聞』則是這個概念同樣重要的第二個術語，這兩個術語共同構成了一個強烈的特殊定義：文學新聞是一種非常規的寫作形式，它遵循常規新聞報導和表達真相的所有慣例，同時採用更常見的與修辭有關的敘事技巧。總之，新聞就像文學一樣。」
與虛構寫作不同，文學新聞首先是其新聞性或曰事實性，是「以記者自身的實際經驗為基礎親身講述的故事」，「記者應當進行一手觀察」、「記者應當在場。」文學新聞是用文學武器來講述真相的「現實的戲劇」，當然其價值不止於此，而「在於公民生活核心的道德和政治追求」，「人文興趣則是其不變的持久吸引力的來源」。
特雷西·基德爾
在實踐層面，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創意寫作課程被認為對文學新聞影響深遠，著有《越過一山又是一山》《歲月如歌》的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特雷西·基德爾是1970年代進入該工作坊的第一位非虛構作家，他「將真實事件塑造成小說敘事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該課程主導性審美取向之一的文學現實主義，一直延續至今。
文學新聞也並非總是與日常持續產出的傳統報業格格不入，其中一個重要例證是《華盛頓郵報》。很多研究者認為《華盛頓郵報》是將新新聞主義的文學手法引入日常報紙新聞生產的先驅。儘管新新聞主義主要是在雜誌寫作上發展起來的，但華盛頓郵報創立於1969年的「風格版」，確立了新聞特稿的獨特形式並首次將文學新聞嵌入到新聞常規和實踐中。可以說，郵報特稿形塑了編輯部文化和新聞生產新的組織化實踐，創造了新聞敘事的新邏輯，為美國報業「敘事新聞（narrative journalism）」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的一個熱門議題是白俄羅斯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第一位以文學新聞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她的非虛構作品有著明確的文學意圖，是俄羅斯文學傳統的一部分、也是冷戰時期前蘇聯新聞報導傳統的一部分，無論《戰爭的非女性面孔》《鋅皮娃娃兵》還是《車諾比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二手時間》，作品的顛覆性來自豐富的生活細節與制度之間的強烈張力。
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
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當下，無論是中國年輕寫作者們多種多樣的非虛構寫作表達，還是世界範圍內以信息可視化為軸心推動的新一輪文學新聞浪潮，都可以看到，以湯姆·沃爾夫為代表的新新聞主義寫作，其高度的主體介入性，強調利用感知和採訪技巧獲取新聞事件的內部視點，運用小說技巧「將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通過「用戲劇性的場景組織敘述」「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這些寫作技巧及其背後呈現的強烈的社會關懷，以及將社會邊緣人群、亞文化群體作為報導對象、對傳統新聞報導框架的挑戰，迄今依然影響深遠。那一批優秀的作品文本，從極具衝擊力的故事到完美的寫作技巧，依然是當下新聞寫作者和融媒體新聞產品生產者仰望和力求接近的偉大標杆，熠熠生輝。
（作者系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