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國際交往遠沒有今天方便暢通，彼時人員進出成為國際交往的唯一渠道。來自朝鮮半島、越南、琉球、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使者到訪中國，他們近距離觀察紫禁城這一莊嚴、神秘之地，並帶回了有關中國建築布局、詩書禮樂的豐富記錄。
9月7日至8日，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與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北京故宮聯合召開了第二屆 「燕行使進紫禁城」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燕貿木字」引起了學者們的深入討論。
「燕貿木字」分「庚戌貿來」 和「辛亥貿來」兩批，記錄主要見於朝鮮時代著名印刷史文獻《板堂考（鑄字所應行節目）》。20世紀40年代，曾有日本學者關野真吉考證那是朝鮮燕行使者於清乾隆五十五年和五十六年從北京購回的官造木活字。
但在《板堂考》之外，《朝鮮王朝實錄》、《日省錄》等同時期的重要史料對此並無記錄。這也為中外學者後續探尋這批中國活字流入朝鮮半島的原因增添了不少難度。
活字正面活字側面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考古歷史部學藝研究官李載貞是較早研究燕貿木活字的學者之一，並且推測該館所藏的兩種被稱為「新活字」的特殊木活字，可能就是見於文獻的「燕貿木字」。不過一開始她以為兩批燕貿木活字可能都是1857年昌慶宮火災時被燒毀了。
但後來發現，這兩批木活字材質都比較精細，和一般朝鮮活字相比在形態及字體上皆有不同，不僅一部分的形體要比朝鮮活字偏高，而且還避了中國清朝皇帝的名諱，比如康熙（玄燁）名字中的「玄」和乾隆（弘曆）名字中的「弘」，都缺了末筆，但對1796年即位的嘉慶帝的名字並無避諱。再加上活字材料的科技檢測，說明它們是由棗木製成的，而朝鮮王朝王室的活字基本上都是用黃楊木製成，至今尚未發現用棗木製作活字的記載，由此推定這兩種「新活字」應該是出自中國內府的官造木活字，並進而推定它們就是文獻記載的「燕貿木字」。
李載貞大會發言耐人尋味的是，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和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活字印刷已在朝鮮半島流行多年，無論是金屬活字還是木活字都經歷了數代的發展，何以還要從中國進口活字?
在這次的研討會上，李載貞提出燕貿木活字是當時朝鮮國王正祖下令製造生生字及整理字的過程中，為參考中國活字的製作方法而引進的。
生生字製作於1792年，也就是第二批「燕貿活字」進入朝鮮的次年。那是一種「仿中國四庫書聚珍板式，取《字典》為本」的黃楊木活字。其中的《字典》是《康熙字典》，「四庫書聚珍板式」則是最初擬用來擺印《四庫全書》的著名的清代官造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活字的樣式。因此生生字的字體，自然是和《康熙字典》以及《武英殿聚珍版書》近似的宋體字。
而兩批「燕貿木字」都是楷體漢字。由於朝鮮半島至今沒有發現用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那兩批被推定為「燕貿木字」的活字印刷的書籍，而且這些「燕貿木字」每個字只有一兩個活字，李載貞認為當時「為了刊行書籍購入中國活字」的可能性比較小。考慮到朝鮮國王正祖對出版印刷尤感興趣，且恰於1792年模仿武英殿聚珍板式和《康熙字典》的字體創造了「生生字」，李載貞強調，燕貿木活字被引進朝鮮半島，只是為「學習與參考」。
那麼是誰引進了這些中國活字？李載貞認為這有賴於徐浩修、樸齊家等當時的朝鮮燕行使。徐浩修曾參與生生字及整理字製作，還在1790年的《燕行錄》中記錄了自己曾遇見了時任清朝工部尚書的金簡。金簡是當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倡議者和主事者，先祖是朝鮮人，曾說自己「亦朝鮮人」，他與歷年抵京的朝鮮燕行使者都有親密互動。因此，李載貞認為徐浩修在拜訪金簡時有機會參與中國活字的購入。
而樸齊家曾以1790年冬至使軍官的身份出使燕京，歸國後著有《北學議》介紹中國的先進文物。同時李載貞發現樸齊家在1790年從燕京歸來途中又一次隨冬至使再去燕京，也就意味著樸齊家在購入燕貿木活字的1790、1791年連續訪問中國，後來還直接參與了整理字的製造。
「如何購入燕貿木活字，以及如何以此為參考，製造生生字及整理字，已經難以確認。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朝鮮王朝是在製造生生字及整理字之前，從中國購入了燕貿木活字，而且由徐浩修和樸齊家主導。」李載貞如是說。
漆永祥對於李載貞有關「燕貿木活字是朝鮮使臣於1790至1791年間從中國貿得」的觀點，與會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漆永祥提出了幾點疑慮。首先，在這兩年內先後有徐浩修、金箕性、黃仁點、白景炫、柳得恭、樸齊家、李百亨、洪命福、李祉永、金正中等朝鮮使臣來華，撰有《燕行錄》或《聞見事件》，但無一提及購買活字的消息。
「若說是朝鮮國王命令的秘密活動，《正祖實錄》也隻字未提，但《正祖實錄》中有比這嚴重得多的涉及中國的忌諱，朝鮮君臣都會交流並留下記錄。另外如《邊備司謄錄》、後世《燕行錄》或其他書籍中，也未有一星半點的記錄。」
第二，1790至1791年間正是金簡負責武英殿聚珍板書刷印的時候，朝鮮使臣和金簡的交流中竟也沒提到要購買活字的事情。
此外，漆永祥指出，按中國古代刻印書籍的習慣，只有書籍、雕版有轉讓與買賣，極少出現活字買賣的記錄。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無論琉璃廠還是大內，賣或者送活字，都與常理不合。據說有學者發現朝鮮學者文集中曾記錄在中國買過活字的情況，我只在柳麟錫《毅菴集》中發現有一條 『又送人貿活字於京中』，但這個『京中』是當時的漢城即今日的首爾，不是中國的北京，而且那已經是晚清時期了。」
「因此，我的假設是：應朝鮮使臣的一再請求，金簡密令武英殿相關部門，為朝鮮專門刻了4萬多個活字，被使臣偷運出國。也正因為如此，朝鮮君臣為保護金簡，也為了保護本國不受清廷懲罰，將此事隱瞞得滴水不漏。至於為什麼 『燕貿木活字』（楷體）與中國當時所刻字體（宋體）不同，大小有異，這可能就是當時金簡他們在雕字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故意將給朝鮮的活字刻的與清宮所用不同，以避免嫌疑、撇清關係而已。」
陳正宏2013年在故宮發表過《乾隆庚戌辛亥朝鮮燕貿活字考》的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曾專程赴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目驗被推定為「燕貿木字」這兩種中國清代木活字。他注意到本次會議上李載貞提到，在朝鮮鄭元容所撰《袖香編》一書裡，有哲宗八年（1857）「燕貿唐字」已被燒毀的記錄。已被燒毀的中國活字，怎麼又出現了？「我現在推測，當時從中國傳入朝鮮的官造木活字，可能有兩批，一批是武英殿聚珍版活字中的復字，這批可能是金簡偷偷送的。不過考慮到朝鮮王朝對於楷體活字特別喜歡，所以可能同時通過金簡請內府工匠刻了一批朝鮮漢字式樣的楷體的高水準木活字，這批是付錢的。」
陳正宏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帶兩批同時出境的好處有二，一是作為秘密贈品的那批武英殿聚珍版活字不易被發現，二是可以比較純粹中式和中制朝式兩種不同形態、不同字體的活字的優劣。而最後實際做樣版模刻為生生字的，則應該是武英殿聚珍版活字的原字，被燒掉的也應該是那批；捨棄不用的，就是這批現存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燕貿活字。」
在陳正宏看來，「燕貿木字」實物在韓國被發現和確認，並不是研究的結束，而是新的更具有宏觀意義的課題研究的開始。「在朝鮮半島活字印刷史上，生生字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節點，生生字之後，以整理字為發端的朝鮮金屬活字的擺印技術，獲得了跨越式的發展。而生生字的出現，既與武英殿聚珍版活字有文獻可徵的明確的關係，又與『燕貿木字』有著某種難以割裂的神秘的關聯。因此，在朝鮮半島活字技術發展過程中，中國官造木活字是否起過關鍵性的影響或作用，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究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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