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初，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面臨著嚴峻的形勢。特務、土匪非常猖獗，他們不僅經常發動叛亂，還不斷地製造各種謠言。儘管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一整套黨政權力控制體制，但社會上人心浮動，城市與農村的治安相當混亂。針對敵特土匪破壞活動日漸嚴重的形勢，1950年3月，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但新政權百廢待興，西南華南許多地區尚未解放，財政金融混亂，經濟恢復的任務相當繁重，加之還要進行的土地改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對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非常之謹慎。對於土改，毛就明確提出暫時不動富農的土地，他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完全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如果我們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後再去動他們，則將顯得我們更加有理由，即是說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繫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似較妥當。」
毛澤東強調「不要四面出擊」
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召開， 會議提出當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為什麼不是鎮壓反革命，毛解釋說：「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毛澤東還提到，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戰爭已經帶來了很多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因此，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在城裡是「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同時「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通過舉辦各種大學和使用知識分子，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而在農村，則是要通過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擁護我們。總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至少不要使他們反對我們。
建國後，毛澤東、劉少奇等多次安撫資本家，要他們安心生產。1950年1月，劉少奇在天津同安子文等談話時說：「現在(資本家)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毛澤東也對上海的資本家說：「你們產業家、資本家在新中國的地位裡，我們是聯合你們的，四個朋友，缺一不可。」同樣，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也批評了那些妄圖消滅資產階級的觀點，「我們黨內有相當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綱領》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資產階級合作， 而是和它作對，打擊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讓資產階級不得其所。結果把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這種情況非改變不可。」
針對當時的形勢，毛澤東告誡全黨：「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廠、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有所作為，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的戰略策略方針就是這樣。」力爭團結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既是一種鬥爭策略，也是聯合政府性質的新政權的題中應有之義。
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不足半月，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作戰。同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敏銳地發現抗美援朝為解決國內問題帶來的良機。
毛澤東指示鎮反「不要浪費時機」
對於是否參加抗美援朝，毛澤東是經過了反覆思考、多次猶豫的。聶榮臻回憶：「對於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時部隊已經開到鴨綠江邊，鄧華同志的先遣隊已經做好過江的準備，毛澤東同志又讓我給鄧華發電報，讓他慢一點，再停一下，還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後才下了決心。毛澤東同志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苦心的。」胡喬木也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使毛主席很難下決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
抗美援朝雖非毛的主動選擇，但他卻看到了這場戰爭帶給共產黨解決國內問題的良機。毛一改在鎮反運動中的謹慎態度，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毛澤東就把羅瑞卿、彭真等人請進中南海，要求他們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毛認為，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因此，「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劉少奇說得更直白，他說，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麼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韓戰的爆發，特別是美國及其聯合國軍的大舉捲入，原本就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務分子以及各種不滿中共政權的舊勢力散布的各種謠言，更是在許多偏遠地區和農村造成民眾的驚恐不安。有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國民黨反攻大陸」之類的政治謠言甚囂塵上，這些謠言的傳播者主要是會道門、土匪、小商販，這無疑促使中共增大鎮反力度，進而取締一切會道門及幫會組織。
隨著朝鮮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鎮反運動很快就躍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至1953年底，經過了三個階段的鎮反運動，按毛澤東後來的說法，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被取締，袍哥、青幫、洪門等幫會組織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了。同時，毛澤東對於新政權的性質以及對知識分子、資產階級都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政策。
對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建國之初，中共雖然把資本家列為團結的對象，但從意識形態出發，他們仍然認為資產階級的本質是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的。藉助抗美援朝的政治氛圍，中共對資本家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對於民主黨派及接受過英美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中共是將其劃入資本家階級的。毛認為，他們具有親美、崇美的本質，這很容易走向共產黨的反面。中共中央開始利用這次機會， 嘗試著對這些中間派及其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引導、政治薰陶，乃至思想改造。
1950 年12月29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上重新刊載了他的舊作《實踐論》和《矛盾論》，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1951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以清理資產階級思想為目的的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作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則標誌波及全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的展開。
正當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發動之時，毛澤東又相繼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運動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共產黨內部以及黨政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各級工作人員。中共中央認定：造成貪汙、浪費的最大的禍根，是資產階級思想及其腐化影響的侵蝕，是「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的結果，強調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
「三反」運動開展後，很快發現私人資本家偷漏稅，乃至於偷工減料以牟取暴利等情況，這為打擊資產階級提供了機會。在「五反」運動中，毛澤東明確指示：對於一切犯法的資本家，無例外地均應抓住其小辮子， 分辨輕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懲治或批判。「五反」的鬥爭矛頭實際上指向了整個資產階級。運動中，把整個資產階級歸結為「本性惡劣」、「血腥殘暴」、「貪得無厭」、「無恥透頂」的一群。中央宣傳部的機關刊物《學習》雜誌從1952年 1月起，開始連篇累牘地炮轟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在這場運動中，許多資本家對他們的前途感到絕望，失去了在行業中繼續經營下去的信心。大批資本家因走投無路而自殺，即使像盧作孚、冼冠生這樣愛國守法的資本家也未能倖免。「三反」、「五反」運動中自殺的資本家還未見有具體的數字。據學者楊奎松的統計，僅上海從1月25日至4月1日，自殺的資本家就達876人，平均每天幾乎都在10人以上。
對資產階級的認識還與抗美援朝期間強烈的反美氣氛有關。這時，美國自然是新中國最大的敵人，為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克服崇美、恐美以至親美的思想，提高仇美、鄙美、蔑美思想，宣傳克服民族自卑、自餒以至奴化心理，提高民族自尊、自信、自傲心理」，中共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美宣傳。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視」教育
在抗美援朝運動的進行中，「三視」教育內容包括：美帝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必須仇視美國;美帝在本質上是最腐朽的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必須鄙視美國;美帝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貌似強大，本質虛弱，是完全可以打敗的，必須蔑視美國。
「三視」教育於抗美援朝期間迅速在全國展開。在這一過程中，恐美心理和崇美心理是「缺乏民族自尊心的糊塗思想和錯誤認識」，親美心理則是一種反動的、奴化的思想，都必須堅決掃除，不許存在。據學者侯松濤的研究，這一過程中所勾勒的「全新」的美國形象可概括為：其一，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打劫起家的兩頭蛇」，「是中國人民的吸血鬼」，美帝的侵略是「偽善」的、「殺人不見血的侵略」，因此，美國「是我們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最兇惡的敵人」;其二，「作為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魁首」，美國是「世界上最反動的、最野蠻的、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屠殺人類的老窩」，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是「世界的反動中心」;其三，美國是最為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特務、流氓、強盜的國家」，美國是「狗的天堂」、「人的地獄」、「瘋子的天下」。美國人民生活貧困、流離失所，不願作戰。美國的科學研究正在走向末路。總而言之，美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
「三視」教育清除了美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使美國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文明、對中國友好的國家成為「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在當時的中央領導看來「三視」教育的意義遠在單純的戰爭動員之上，它逐步肅清「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這是一個無價的收穫」，因為「這種侵略毒素不是一天侵入的，是長期的不知不覺迷惑、麻醉侵入的」，它成功激起大陸民眾對美國的仇恨情緒，為中共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輿論準備。「三視」教育運動所形成的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直到1972年，中國政府宣布尼克森訪華的消息，中國的普通群眾「在感情上一時無法接受」，當他們在報刊上看到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森「握手言和」的時候，他們普遍感到驚愕，以致目瞪口呆。
學者沈志華認為，抗美援朝使中國「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與此同時，韓戰將中國更深一步地推向了蘇聯一方。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中共也越來越向蘇聯靠近。
史達林指示中共1954年成立「一黨政府」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會議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府委員、副總理和政務委員中，非中共人士分別佔一半或一半以上，多黨合作執政的政黨體制開始確立起來。對於這種有別於蘇聯體制的人民民主專政，史達林懷疑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擔心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可能執行親英美的路線，因此向中共施加壓力。10月1日，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蘇聯只派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參加，而沒有派蘇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前來祝賀。兩個月後，毛澤東赴蘇訪問，蘇方也有意冷落，使訪問出現曲折。
隨著抗美援朝的推進，毛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轉變，對蘇聯也採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1952年，他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同年10月，劉少奇率團赴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史達林提出：現在可以用《共同綱領》，但應準備憲法。選舉與通過憲法可以在1954年進行，如此還可以解決政府存在的問題——你們現在是聯合政府，那就不能夠向一黨負責，應向各黨負責，這樣國家的機密就很難保證。你們的計劃被敵人知道，對你們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選的結果，共產黨佔了多數，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政府。
很難說來自蘇聯的建議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的決定。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 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開始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嚴厲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確保私有財產」等「右傾觀點」。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提出了「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憲法未對政權性質作是「統一戰線」還是「一黨」的表述，但選舉出的政府最高決策層的領導人——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均是共產黨員。會議產生了新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而原代行最高權力機關職權的政治協商會議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變為「向黨委和國務院提意見並加以協商」的非權力性多黨派商議機關。一屆人大在法律意義上宣告了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結束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意志。(黃金生)
(參考資料：《毛澤東文集》、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侯松濤《抗美援朝運動中的「三視」教育》、劉建平《當代中國史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