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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需要主張』
撰文｜李夏恩
每個愛書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其中一個夢想或許就是自己正兩手空空在地鐵上跟幾萬人一起發呆時，突然有一本書出現在自己眼前。無論這本書是半死不活地被擠在地鐵上的人踢來踢去，還是孤零零地被某個寬廣厚重的大屁股壓在下面，都不能改變它渴望被人閱讀的本性，難道不是這樣嗎？
這個天降書緣的夢想在過去的幾天裡似乎正忙著越出空想的藩籬，來到現實的地鐵站臺上。這一切的開端是11月4日，以西洋八卦花邊新聞著稱的公眾號「英國那些事兒」推送了一條文章，《哈利波特》裡那位學霸赫敏•格蘭傑小姐的扮演者——愛瑪•沃特森，在倫敦地鐵裡藏了100本她精心準備的《媽媽和我和媽媽》(mom & me & mom)。對愛瑪來說，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就像《哈利波特》裡的赫敏為了家養小精靈的權益奮臂高呼一樣，現實中的愛瑪放這些書也是為了宣傳女性主義。
這本被刻意「丟」下的書可謂精挑細選，它的作者是倍受尊敬的美國黑人女作家瑪雅•安吉羅(Maya Angelou)。國內的讀者對她也許知之甚少，但她在海外卻名聲煊赫。她是第一位在美國總統就職儀式上朗誦詩歌的非裔詩人，在喧囂的1960年代，她曾與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攜手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端。2011年，她獲得了總統自由勳章。而那本《媽媽和我和媽媽》正是她充滿戲劇性一生的自傳。
無論是這本書本身的內容，還是愛瑪小姐精心策劃的藏書行動，毫無疑問都是一場誠意滿滿的公益活動。然而，在一個善於山寨的國度裡，這一行動則很容易被加上一些不那麼單純的味道。就在愛瑪小姐發書的12天後，一家名為「新世相」的科技文化公司發起了一場「丟書大作戰」的宏大「運動」，宣稱將在11月15日的北上廣地鐵、航班和順風車上丟下10000本書，數量足足是愛瑪「藏書」行動的一百倍。這些被刻意丟下的書每本上都貼著亮黃色的標籤，上面除了「丟書大作戰」幾個字之外，自然還有「新世相」的標誌和二維碼。由於安排的丟書人包括黃曉明、張靜初這樣廣為人知的明星大腕，所以這場丟書運動更像是一場沾有明星手澤的宣傳秀。
不能不說，這場丟書大作戰的宣傳秀確實相當成功，在短短三天時間內，微博上已有將近1億人閱讀過這個話題。到這篇文章完成時，累積7.8萬條討論。比起花上幾十萬做一場公益廣告，這次絕大部分書都是由渴望推銷自家出版物的出版社贊助的丟書大作戰，誠然可以稱得上是一本萬利。恐怕連赫敏•格蘭傑小姐的出色魔法也難以創造出這樣一個宣傳的奇蹟。
至於被「丟」的書，不能說它們全都一無是處，但絕大部分恐怕都難以與《媽媽和我和媽媽》比肩並立。即使裡面包括《島上書店》、《擺渡人》和《光榮與夢想》這些亞馬遜排行榜（這裡指的是美國）上有名的小說和非虛構名著，也難以遮蓋其散發著的濃重雞湯味道。不出所料的是，這一萬本中的某些成員很快就整齊地碼放在垃圾桶的旁邊。一如某位評論者所諷刺的那樣：這才是這些書恰到好處的歸宿，因為它們造成了三重汙染：為印刷它們而砍伐的那些造紙原料的樹是生態汙染，把它們丟在公共場所是環境汙染，而讀它們則對讀者來說是心靈汙染。
這種說法確實太過刻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極度膨脹的社會，膨脹到可以隨隨便便把一萬本書丟給素不相識的人，指望他們可以在膨脹的人群裡閱讀這些膨脹到要漫出書頁的文字。這使人不由得開始懷念那個曾經存在今已消逝的緊縮的時代，那是一個別說一萬本書，就連一本書丟在地上，都會令人急忙撿起揣在懷裡的時代，是一個人們不得不抱著僅有的幾本書逐字逐行反覆閱讀、咀嚼的時代。儘管這個時代距離今天不過三四百年，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這些可以隨意丟下的膨脹的思想和文章都是那個時代提煉出的思想精華注水泡發的產物。而在那個時代，是連一片字紙都丟不起的時代。
看都不行，何況丟書
發起「丟書大作戰」的「新世相」也許沒有想到，自己的這場宣傳秀雖然和那個片紙不忍丟棄的時代幾無搭界，然而還是有一個小細節能讓人想起那個古老時代的陳年舊事。那就是「新世相」所使用的頭像——英國新古典主義畫家約翰•克裡爾繪製的一幅戈黛娃夫人裸體騎在馬上的畫像。戈黛娃夫人是一位11世紀的伯爵夫人，為了讓丈夫麥西亞伯爵利奧夫裡克蠲免窮人賦稅而打賭可以裸體騎馬繞考文垂城一周，當地居民出於敬重而集體決定關門關窗，絕對不偷看戈黛娃夫人裸體的模樣。而根據17世紀衍生出來的傳說，上帝也出來搭了把手，讓一位偷看的人瞎了雙眼，因此這幅畫的另一層寓意就是：「不許看」。
「不許看」的戈黛娃夫人畫像
「新世相」未必知道這則寓意，對一家需要聚焦目光來進行商業宣傳的媒體來說，這幅畫的潛在寓意很不吉利。然而在那個丟不起書的時代，「不許看」卻恰好是這一時代的特徵之一。
「樓不延客，書不借人」，16世紀浙江著名藏書家虞守愚的這句「名言」幾乎可以作為這一時代的座右銘，虞守愚在「不許看」方面可以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為了防止他的書「丟」了，他甚至把藏書「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彴，夜則去之」，防止別人看書就跟防賊一樣。另一位叫祁承熯的藏書家儘管沒有這麼極端，仍然對借書人像防賊一樣千方百計定下嚴格戒律：「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最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更是千方百計防止除他及其直系男性後代之外的任何人翻閱他的藏書，甚至拒絕了他的侄子，同樣也是著名藏書家的範大澈登閣看書。直到範欽死後兩百多年的清代，著名學者阮元載錄了範欽定下的嚴苛規條：
即使是一些小的藏書家，也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書不至於「丟」或是給別人看到。就像唐代藏書家杜暹那方著名的藏書印上所警告的那樣：「鬻及借人為不孝」。16世紀嘉定藏書家邱集為了保有他的藏書，審慎到無人覺察的地步，直到他去世後，後代將書典賣他人時，才被發現原來是如此一位海量的藏書家。為了防止有的書開小差從他的書架上溜號，他還特意刻了一枚長達27字的印章鈐印在書上，上面有他完整的住址。另一位青浦藏書家王昶在藏書印上直截了當地叱罵膽敢把書弄丟的人：「如不材，敢棄置，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蘇州藏書家錢穀更是形諸咒罵：「有假不還遭神誅」——實際上他也確實沒借給過誰書。
這卷宋版《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萬卷菁華》曾經的收藏者是乾隆皇帝，上面鈐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太上皇帝」、「天祿繼鑑」、「乾隆御覽之寶」五枚印章，基本上書到了他的手裡就再難見於世人了。
在詛咒丟書方面，錢穀的西洋同行與他有得一比，格洛斯特的漢弗萊公爵在1439年至1444年曾經捐贈給牛津大學的博德裡安圖書館279部手抄本。其上有這樣一段銘文：「盜竊此書者，等待他的將是猶大的絞架和繩索」。同一圖書館裡的另一本藏書上還有更嚴厲的詛咒：「但願毀壞此書的人，但願以贈送、出售、借貸、交換、偷竊和其他手段故意轉讓這本書的人，在其一生中招致耶穌基督、最光榮的聖母瑪利亞，以及神聖的殉教者託馬斯的詛咒」。
在恪守「不許看」這一書界戒條上，西洋同行並不比他的中國友人們慷慨多少。儘管最早對公眾開放的圖書館出現在歐洲，且不少達官顯貴會在去世後將自己的藏書捐獻給教會或是圖書館，並且還有諸如「書不是用來藏，而是用來出借的」這樣令讀書人感激涕零的名言，但是西方人同樣相當看重他們的藏書，有時候甚至像地獄裡的三頭鬣狗一樣守護著這些滿載著知識的瑰寶。
《玫瑰之名》，1987年重慶出版社版本
中古時代的藏書巨室乃是教會，但是教會更習慣於將自己的珍貴藏書像教義中的真理一樣高束庋藏，不許凡人俗士輕易染指。讀過艾柯那本舉世聞名的中世紀詭案小說《玫瑰之名》的人都可以想像到修道院對手稿書籍秘藏的那種近乎變態的心理，甚至為了一卷秘藏的寶貴手稿——亞里斯多德《詩學》的第二卷還搞出了幾條人命。就像書中提到有些書上應該註上這樣的文字：
不少中世紀的修道院確實想把藏書館裝成獅虎猛獸來嚇走那些想看書的信徒。1212年，巴黎頒布法令允許向普通讀者出借圖書，然而教會的反應卻是威脅那些試圖將圖書出借出去的人逐出教會。即使是16世紀之後出現了供給「勤學的公民」公開閱讀的圖書館，藏書機構借書也設立了極為嚴格的規章制度，以防止有過多的目光去觸碰這些珍貴的藏品。14世紀達勒姆大主教理察•德•伯利擬定的借書章程與天一閣的戒規幾乎如出一手：「借書者，無論為誰，保管員應確定是否有副本，若有則借之，但須索取高於估值的保證金，如無副本，則無論為誰，概不出借」。
剛才提到的博德裡安圖書館則規定除了本學院的師生之外，拒絕任何其他讀者，甚至包括國王在內進入其書庫借閱書籍。直到18世紀，如果沒有該校文學碩士或法學學士學位的人陪同，圖書館甚至禁止所有非該校成員在閱覽室查閱手抄本。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不少中世紀的圖書館都會用鎖鏈把書和書架綁在一起，就像怕它們半夜偷偷溜出門兒去被人看到一樣。
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旋轉書架」，出自明末清初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錄最》，這個奇葩的書架在現實中有過一架，出現在香港導演袁和平在1982年拍攝的武打電影《奇門遁甲》裡，非常巧合的是，這部電影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
書連看也不許看，更遑論是把書隨便丟在某個地方讓某個素不相識的人拾起來。在這一方面，古人確實比今人在書的分享方面要吝嗇太多，即使是在那個丟不起書的時代裡，這種對書近乎非理性的秘藏心態也招致過不少批評，17世紀文人歸莊是那個時代讀書最多的人之一，他對這種「不許看」的藏書習氣頗多批評，認為把書秘藏起來無異於是讓書成為囚徒：
歸莊的這段反對「不許看」的宣言，對那些希望天降書緣的愛書人不啻甘露，不過考慮到歸莊及祖輩歸有光對書的癖好，不能不說有自我辯護的味道。歸有光在《項脊軒志》裡很坦誠地說自己是「借書滿架」——這對那些堅守「不許看」戒律的人可謂一大殺器。從某種意義上講，歸有光祖孫也許會對今天的這場「丟書大作戰」鼓掌稱快，儘管丟的書未必是他們看得上，而對那些「不許看」主義者來說，他們也有自己的苦衷：書實在是丟不起，因為它太少、太貴，也……太累了。
太累、太少、太貴，所以丟不起
不能不說，這位八個世紀前的抄寫員在手抄本的書末題辭真是與今天對著電腦碼字的寫稿諸君心心相印，文中描述的病痛苦楚可謂橫跨千年經久不變。然而時間既然已經過了800年，人類總會有些長進才是。這一長進就是，在今天，只消作者和少數幾個編輯受過一番敲字編輯之苦後，讀者諸君便可以坐在家中以任何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方式得到和閱讀一本書，而在那位腰酸背痛的抄寫員身處的時代，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恐怕都難逃這種艱辛困苦才能讀到一本他所需要的書——這一切的原因很簡單，在我們的時代，書是印出來的，而在那個時代，書是抄出來的。
中世紀的抄寫員，抄寫員的艱辛工作就像中世紀的諺語所說的那樣：「三個指頭捏支筆，全身使出吃奶力」。
在前印刷時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傳抄幾乎是得到一本書的唯一方式。我們現在看到的宋代之前的書籍文章幾乎都是一雙雙勤勞的手生命不息、抄掇不止的產物。在中國，儘管沒有上述這種細緻入微的抄書感受的描寫，然而仍然能從一些零碎篇章中讀出借書抄書者的艱辛。比如南梁人袁峻「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北齊人司馬子瑞「求天下書，逢即抄錄，成多書之家」，北周人裴漢「借人異本，必躬自錄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至於唐代的柳仲郢「《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抄，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但實際上，文人抄書只是中古抄書中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都端賴那些職業抄書匠人。《漢書•藝文志》裡就記載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書寫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代諸侯王中最雅好讀書的河間獻王劉德也「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前印刷時代，抄書也是一項牟取利益的商業活動，長安洛陽兩京的書肆裡僱傭了大量抄寫員用以抄寫書籍販賣銷售。
當然，抄寫本的價格自然也相當高昂。漢魏六朝的價格雖然不甚了了，但是唐代的抄書價格卻可以從敦煌藏書的卷子中一窺大概。在北京圖書館藏潛字十五號《大涅槃經》的末尾題記寫著供養人請經生寫了三部佛經的價格：「《大涅槃經》一部，三十吊；《法華經》一部，十吊；《大方廣經》一部，三吊；《藥師經》一部，一吊」。大體上，晚唐一位專業抄寫員的公價是每卷書一千文，差不多是印刷書的十倍，其材料費加上人工費對一般讀者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即使考慮到成本也不敢讓人將書一丟了之。
敦煌寫經中最著名的關於摩尼教的文書《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曾經被當成是佛教文獻而收入《大正新修大正藏》中。
而在西方同一時期，書價也許更高。西洋除了修道院裡有專業的繕寫室用來抄書之外，地方上也同樣有抄寫匠和書商的公會，前者大量抄寫的是古代文獻和宗教經典，而後者則世俗得多，諸如《玫瑰傳奇》之類的騎士小說，或是《曼德維爾旅行記》之類的異方奇譚等等，以及武功歌、戲劇、編年史以及通俗詩歌。
書中的人正在讀一本書，很可能是當時最流行的騎士傳奇《玫瑰傳說》，這類由書商製作的書往往會根據書籍的內容印製成不同的形狀，使書籍在閱讀的過程中享受一種視覺上的至樂。
儘管在商業上這些書籍確實很成功，但在那時，能消費得起這些書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僅有少數貴族和富商才有可能擁有這些價格昂貴的書。而且藏書量往往都徘徊在兩位數之內，偶爾達到三位數就已經算是一個巨量的藏書家了。一旦達到一千冊以上，那恐怕是舉一國之力才能達到的目標。教皇尼古拉五世遺產中有五千冊書，在中世紀已經算是一個瞠目結舌的大數，巴黎著名的索邦神學院直到1289年藏書才超過一千冊，海德堡大學圖書館在1396年藏書僅有396卷，直到1461年才達到840卷，劍橋皇后學院圖書館在1472年只有藏書199卷。
書的數量太少了，而且價格也高得嚇人。義大利樞機主教貝薩裡昂曾經以三萬金幣的高價買到600部手稿，而一本普通書恐怕也要價高達數枚金幣。裡納爾多•德格尼•阿爾比茲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在1406年花了11枚金幣才買到一部聖經，另一位叫博索•德依斯特的人在1469年花了40杜卡託買了一本論優素福和庫爾提烏斯的書，他的兩卷本大聖經價值1375古義大利金幣。
雖然價格奇昂，但是任何一位見過西洋中世紀手抄本的人都同意，如此高昂的價格實在是物有所值，一本1464年的價值8杜卡託金幣的手抄本書是這樣的：
製作一部圖書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些書籍也許文字不多，但全部都經過細緻的插圖和裝幀，書上的插畫被稱為「細密畫」，是一件極為耗費目力和精力的工作，精美的畫作只能畫在質量最好的羊皮紙上，插畫師先用尖筆勾畫出畫面主題的大概輪廓，然後用鵝毛筆和墨水精繪，最後用精準的畫筆填色、完成。
之所以要如此鑲金嵌銀，踵事增華，原因只要一個：書太少了，抄寫起來太累人了，所以需要用這種方式讓它可以一目了然顯示出其珍稀無比的氣質，也只有如此，才能凸顯出藏書者高於凡俗常人的尊貴煊赫地位。儘管這確實滿溢著買櫝還珠的意味，讓人分不清哪些是陪襯而哪些才是核心。然而有一點卻毋庸置疑，無論是誰擁有了這樣一本稀少、昂貴又勞心費力的書，都必定不會把它丟在大街上，而是會視若拱璧那樣認真寶藏，精心閱讀，直到把它的每一行話，每一個字，每一個細節都牢牢地烙印在腦海裡，永不忘記。
丟不掉的閱讀，丟得起的書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相信不少人上學時代都從老師嘴裡聽過這句沒來由的名言。儘管這句話常常成為讓人深惡痛疾的罰抄N遍課文的「正當理由」，但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當前印刷時代的讀者們面對那些又貴、又少的珍稀書籍和藏書人吝嗇的面孔時，當他們得到一本書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抄下來時，這些書的內容肯定會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海裡。今天的人們常常會驚訝於古人的博學多才，可以對各種冷僻典故信手拈來，甚至在宋代還有一種腦洞大開的文人遊戲：隨便舉出一樣事物，然後在座各位便引經據典背誦關於它的各種記載典故，以記得條多之人為勝。這一絕對比拼腦力的遊戲幾乎可以肯定在今天不會成為居家常備娛樂，原因很簡單：谷哥和度娘會替你打理好一切的。
然而在那個書極度稀缺而對書又極度渴望的時代，今天這樣泛流周覽幾乎可以說是暴殄天物，乃是一種極大的浪費。面對這些絕對的奢侈品，唯一可以浪費的就只有自己的聲音和記憶力。所以在那個丟不起書的時代，閱讀最接近於它的本來意思，也就是精讀。在整個中世紀，人們手裡加在一起就只有那麼幾本書：黃曆、聖經，日課經等等，於是這些書就被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反覆閱讀，而且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圍繞著一群人，一個人大聲念，圍著的人跟著聽。
中世紀的微縮手抄本，如此精巧，幾乎是一件藝術品，你捨得把我丟掉嗎？
在16、17世紀的法國南部，一家人會在黃昏時分圍繞在篝火旁，聽一個人開始念書，雖然念的書往往只有那一本，但每個人都聽得津津有味，在一些行會裡，為了不耽誤大家幹活，甚至會僱傭一個專業人士來給大夥念故事。在18世紀，儘管進入印刷時代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但人們的閱讀體驗還是以「精讀」為主，讀者要學會「消化」書籍，這裡的消化既是比喻意義上的，也是字面意義上的，英國漢姆舍爾的一位虔誠的女讀者真的把《新約全書》「消化了」：她每天從書上撕下一頁來，夾在麵包裡抹上奶油吃進肚子——對此，我們只能用一句傳統的問候語：「祝胃口好！」
然而這種「消化」的精神，恐怕今天是再難復焉了。這個時代幾乎處處都是那個丟不起書的反面：書太多，看起來太容易，而且價格也相對很便宜。大致從19世紀開始，書都已經到了成災的地步了，就像喬治•奧威爾所尖刻譏誚的那樣：「書以每天十五本的速度向你射來，每本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傑作，你如錯過就會危及你的靈魂」。一位叫基爾伯特•諾伍德的散文家則抱怨「我們被書壓倒了、憋死了，埋葬了。」對丟不起書時代的人來說，每一本書都是一朵嬌豔奪目的玫瑰花，一定要悉心品味，認真呵護，但對身處我們這個圖書泛濫時代的人來說，即使十本裡有一本是玫瑰，也足夠讓我們窒息在玫瑰花海裡，讓人忍不住想要開展一場消滅玫瑰花的戰役。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相」算是充當了這樣一位到處撒種的開花爺爺的角色。儘管可以肯定的是，它灑下的種子開出來的未必都是玫瑰花，但對身處這個丟書尚且不遑的時代的我們而言，我們也許需要的是復古一些的精讀，當然，精讀的書也得配得上我們為之付出的精力、心力和耗費的時間，不然，真算得上是謀財害命，而且，以在下淺陋的愚見，為了尊重每一位讀者的自由意志和對知識的選擇權利，與其把10000本眾口難調的雞湯讀物冒著被回收再利用的危險丟在地鐵裡，倒不如換成100個Kindle閱讀器，表面再貼上一張足夠讓人滿意的電子書購物券。效果會更好，難道不是這樣嗎？
至於那個已經逝去的丟不起書時代的閱讀習慣，恐怕只有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才有望重溫舊夢。就像在下曾經的一次奇遇。那是在一輛公交車上，正是下午五點鐘，歸途可以想見的漫長，因此我從包裡取出一本卡普欽斯基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翻看。看到一半時，突然感覺到肩頭有一種溫熱的、有間斷的呼氣的聲音。從眼角地餘光可以看出坐在我旁邊的那個20多歲的男青年正斜著頭和我一起沉浸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如何肆無忌憚地槍斃囚犯的血腥描寫中。我沒有扭頭，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只是減緩了翻書的速度——直到我倆一起坐過了站。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李夏恩；編輯：一一。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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