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元竹，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組督學、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0年5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疫情」）工作時的講話中指出，「當前，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國內個別地區出現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還有很大不確定性」。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和科學判斷，全面總結新冠疫情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在面對不確定性中做好中長期發展規劃工作。
2019年11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召開研究部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編制專題會議時指出，「十四五」時期，外部環境可能更加複雜，不確定性和挑戰更多。2019年12月底，新冠疫情不期而遇，至今在世界範圍大流行已經近半年。各地、各國紛紛採取措施應對，目前已經感染的人數逾千萬，死亡數十萬，成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來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眼下，病毒在其他國家繼續蔓延，感染人數持續上升，一些國家初效漸顯，一些國家挑戰依舊。為抗擊疫情採取的社會疏離導致全球經濟停擺，全球化進程幾近停滯。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已經實施了四個五年規劃，其中有兩個在編制前都曾遭遇突如其來的風險襲擊。編制「十五」規劃前兩年，我國遭遇「非典」衝擊，應對「非典」大大提高了人們對發展風險和危機的認識，風險和危機管理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編制「十二五」規劃的頭兩年，我們遭遇了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國際金融風暴，進一步提高了我們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這次新冠疫情發生在我國啟動「十四五」規劃之初，距編制「十四五」規劃時間很近，事態正處於演進中，有些問題還看不太清楚，研究由疫情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成為編制好「十四五」規劃的重要議題。
鑑於當前國際國內環境和疫情的不確定性，部分發展、改革、創新的邊界條件已經或將會發生深刻變化，需要進一步梳理「十四五」時期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的各種邊界條件。應對疫情過程中的舉措有些是應急性的，有些可能會成為未來的常態，對此要及早評估，及早預判。要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由不確定性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努力使編制「十四五」規劃工作更具前瞻性、預見性和創新性。
一、新冠疫情對「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提出新挑戰（一）新冠肺炎本身具有巨大不確定性新冠病毒系人類史上前所未有，它極其狡猾，變異強、傳播快、易感染、危害大，而開發成熟有效和有針對性的疫苗困難重重，應用時間難以確定。如果真如有些科學家所說，這種病毒是無法控制的，新冠疫情將長期與人類共生，那麼，它就有可能永久改變人類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模式。
疫情常態化的含義之一是，人類必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倘若真的需要把社會距離當作一種常態，那將改變自有人類以來的社會交往、社會互動模式。那種以商品流動、人口流動和信息流動為基礎的全球化將會發生根本性逆轉。商品流和信息流會繼續，人口流動將受到一定社會隔離的影響而永久性改變。人口流動的減少可以由信息流量的增加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來彌補，但新的人口流動方式已經遠遠不是人類習慣的交往方式和互動方式。這裡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新冠病毒傳播的威脅，二是次生風險，三是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冠肺炎以及由於預防被其感染帶來的次生風險有哪些？如醫院為防止傳染減少就診數量導致大量常規疾病不能及時就診，長時間佩戴口罩對心臟和肺呼吸會產生什麼影響？長期居家隔離對人們心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長期居家隔離和使用網際網路接收大量難以分辨真假的信息又會怎樣？這些問題都需要及早預測和研究。技術進步已經使「地球上任何一點都可以確實達到即時溝通；觀點、影像和信息可以無阻礙地傳播到任何地方」（柯林斯、馬可夫斯基，2014，p436），但它是否符合人類業已形成的習慣則需要一個過程。
（二）社會疏離正在改變社會關係模式抗擊疫情工作在全球範圍內仍在進行，新冠疫情正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針對性療法或疫苗問世之前，整個世界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人類面臨的是彼此關聯、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0年中國抗擊疫情首先採取的措施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隔離，通過拉開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社區之間、家庭之間，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最終把每個社會成員隔離在特定空間，從人口流動、社會交往上阻斷病毒傳播，有效抑制病毒傳染。通常意義上，這是預防傳染病流行的基本手段和最初措施，也是最為有效的措施，我們且稱之為社會學的治癒方式。在這點上，中國發揮了獨特的制度優勢，把基層力量組織動員起來，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參與社會疏離、秩序維護、服務供給、檢查檢測，在新冠病毒發生初期就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使我國的感染率控制在最低水平，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社區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動員，在人口流動阻斷、居家隔離觀察、居住人口核查、社區生活服務、公共安全維護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凸顯了新時代社區建設的特點和優勢。在社會疏離的同時，我們迅速啟動疫苗研發，以通過生物學和醫學措施抑制病毒，重新開啟人口流動和社會交往，縮短社會距離。
人類為了抑制病毒傳染，採取物理空間疏離措施，把已經和正在形成全球化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分割成了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共同體原生態——人類最早的共同體系始於家庭的。社區物理空間疏離在阻斷病毒傳播的同時，由網際網路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和高速運行，鑄造了虛擬共同體。這是因為疫苗正式投入應用和行之有效之前，人們可以做的只能是社會疏離。然而，疫情之後或在疫情與人類共生環境下，社區如何建設和治理，需要提上議事日程。
新冠疫情發生後，曾傳言老年人是最易感染人群，致使老年人居家不敢外出，大批養老院封閉管理，其中的老年人與家人隔離有的達數月之久，還有一批民營養老院因公共衛生等成本太高，不得不關閉。無論是居家養老的老年人還是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都經歷了一段孤獨時期。若是疫情常態化，老年人如何提升生活品質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幾十年來，由於特定的人口政策和城市化加速帶來的人口流動，在城市和鄉村出現了大量空巢家庭。有的空巢家庭隨著一方老人的離去，另外一位老人或聘請保姆居家照顧，或去養老機構，如何照護好這些老年人，將是「十四五」時期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它既關乎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關乎其家人的責任與義務。那些80歲甚至以上的老年人，儘管他們大部分不是獨生子女家庭的長輩，但他們這代人的子女已經進入退休年齡，有的身體不好也需要照顧，有些還要照看兒女的兒女。還有，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那些子女輩分的人們散居在祖國各地、世界各地，有自己的家庭，這些現在看來依然是「大家庭」的家庭，已經不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描述的那種子孫滿堂、兒孫繞膝、同吃同住的大家庭，實際上就是核心家庭或空巢家庭，不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無不如此。
如今，現代意義上的大家庭，社會關係模式大致上是不同輩分的成年人基本不在同一公共空間中生活、交往、交流，也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對面接觸，更不存在守望相助，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養老功能已經消失殆盡，它僅僅是一種虛擬的心理空間。可以預測和想像到，「十四五」時期和接下來的至少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將會進入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無論對於家庭、對於政府，還是對於社會來說，養老問題都將是巨大的壓力。政府和社會承擔更多責任，必將成為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徵。如果再加上疫情常態化，這都將考驗「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的創新能力和水平。
（三）「網絡病毒」凸顯新的社會心態問題新冠疫情在全球傳播使人類面臨「新冠病毒」和「網絡病毒」兩大病毒，給人類帶來兩大問題。換句話說，2020年，人類同時遭受了兩場「病毒」迅速傳播的侵襲。
一場是百年未有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迅速傳播。原因之一是噴氣機和高速火車的普及化時代帶來的人口迅速流動。技術進步是把雙刃劍，高速交通工具會帶來出行便利，也造成病毒迅速傳播。發生在14世紀的黑死病即是通過「中歐亞大陸的貿易網絡傳播開來的。這些網絡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間的聯繫太少——以致這個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用了4年的時間才傳到亞洲，也就是說傳播的速度是每年1000千米」（弗格森，2020，p69）。而這次新冠疫情當天就可傳播到世界各地，無論是從義大利到歐洲，還是從歐洲到北美洲，都被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得措手不及。
還有一場是前所未有的網絡謠言和網絡虛假信息（我們且稱其為「網絡病毒」）傳播。在人類已經進入網際網路並大規模推廣5G技術時代，「網絡病毒」與「新冠病毒」同時迅速傳播，給社會帶來恐慌、焦慮、仇視、敵意、誤解，甚至抱怨、謾罵、侮辱，等等，大大降低了社會的信任程度，拉大了社會距離，造成社會撕裂和社會失序。毫無疑問，網際網路以其速度、傳播方式、表達形式等徹底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溝通方式，人們在線上形成了新的社會結構，也造就了一種新的心理現象（沃森，2019，p1054），形成新的心理秩序。問題是，在網際網路時代，人類如何像社會疏離阻斷「新冠病毒」傳播一樣來阻斷「網絡病毒」傳播？如何開發心理疫苗來預防網際網路下的虛假信息傳播？命運共同體如何提升心理素質和築牢共同體意識？
面對「網絡病毒」的迅速傳播，與面對「新冠病毒」差異很大。人類畢竟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瘟疫，在整個近代歷史進程中，人類經歷了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戴蒙德，2014，p192）。而「新冠病毒」與「網絡病毒」同時高速傳播前所未有，人的身體和心理同時遭受傳染和侵害。
「網絡病毒」的傳播起因於網絡的扁平化結構，「如果在一個等級化、自上而下的網絡中，在水平的同級之間的聯繫被禁止的情況下，它就不一定傳播得如此廣泛和迅速了」（弗格森，2020，p8）。換一個角度講，在一個扁平化的網絡傳播系統中，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會出現失靈，這也是疫情期間如此多的「網絡病毒」傳播而無法制止的原因。
面對「網絡病毒」，人類儘管進行了阻斷但是效果並沒有想像的那麼明顯，更沒有開發出能夠抵禦它們的「心理疫苗」，這不是說，人們對此沒有考慮，有遠見的思想家已經以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沃森就認為，需要通過把網際網路信息系統化和知識化來抵禦碎片化信息帶來的社會問題，大量網際網路信息來自千千萬萬自媒體，未經任何提煉、篩選、歸納，紛繁複雜，大部分還不能稱之為系統的知識（沃森，2019，p4）。這就是說，要通過開發作為「心理疫苗」的系統知識來阻斷虛假信息的傳播，網際網路這種扁平化的網絡系統與等級制的治理系統之間會產生某種程度的不一致，儘管等級制治理模式與網絡式治理模式之間可以互動，但是，它們是各自的系統（弗格森，2020，p5），有各自的特點。人類針對「新冠病毒」除了採取社會疏離，還在積極開發疫苗，而對於「網絡病毒」似乎還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
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極有預見性。他在1992年就說道，小康社會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與小康社會之前大不相同，在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然要提到議程上來。他將人的關係分為三類：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心與心之間的關係，他將心與心之間稱為心態，小康社會必然面對心態問題（費孝通，2009，p42）。如果說，「新冠病毒」是在身體之間進行傳播，那麼「網絡病毒」就是在心與心之間傳播。手機不離手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長時間使用手機使銀屏連接著每個人的心，沒有「心理疫苗」，網絡在技術上的加速，也會為「網絡病毒」加速傳播創造條件。
2020年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歷史節點，中國人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徵程，面對網際網路，尤其是面對5G的廣泛應用，心態問題也該提上議事議程，成為「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的重要話題。
二、應對「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新情況新問題的基本原則（一）把不熟悉的事與不太會發生的事區分開來直面「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的新情況新問題，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常，人們謀劃發展戰略和制定發展規劃會陷入一個誤區，那就是缺乏預見性，尤其是缺乏對風險的預見性。局限於經驗，腦海中只有那麼幾種風險模式，對於自己不熟悉的風險缺乏想像力。「新冠肺炎病毒」發生初期就落入了這樣的思維模式俗套，人們對「新冠病毒」不熟悉，對它的影響也缺乏足夠的評價，事件一開始，有人想到2003年發生的「非典」或者發生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用它們的經驗來解釋「新冠病毒」，有人甚至說「非典」在一定時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新冠病毒」或許也是如此。事實上，人們一開始對「新冠肺炎病毒」的病理、發生一無所知，到目前也還是沒有完全解釋清楚。面對迅速傳播的病毒，只能採取社會疏離，一旦放開社會隔離，各種麻煩立刻顯現。直到目前，儘管各國科學家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對「新冠病毒」的發生、擴散方式、死亡率等，都還沒有形成一個全面、統一的認識，更不用說針對「新冠病毒」治療的有效藥物和有效治療方法，儘管一些藥物公司考慮上市等因素，不斷發布產品信息，但真正為人們認可的有效藥物還沒有出現。「新冠病毒」認知不清帶來未來一系列不確定性。新形勢下，必須加強對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全面提升預測未來，把握全局和中心工作及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公共危機的能力，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二）堅定不移堅持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為了人民的理念「十四五」時期，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堅定不移堅持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為了人民的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奮鬥目標。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為人民群眾提供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不斷改善人民福祉，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得到提升。創新「十四五」時期的社會治理工作，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如既往地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參與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創造條件。「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水平提升和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新格局更離不開各類社會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
（三）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十四五」時期，必須夯實社會治理的民生基礎。目前，各地紛紛復工復產，努力解決民生問題，努力恢復常規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既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措施，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措施。民生就是人民生活。如果發展不能回應人民對幸福的期待，不能讓群眾得到實際利益，這樣的發展就會失去意義，社會治理也將失去其基礎，因此，一切工作必須時刻心繫百姓，努力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發展生產力，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2006，p649）。1959年，毛澤東同志在廬山會議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這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毛澤東，1999，p78）。重溫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論述，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他把人民群眾利益具體化為「三個有利於」，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2001，p372）。堅持人民福祉的主觀與客觀統一，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十四五」的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必須在充分深入調查研究人民群眾要求的基礎上，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前提下，通過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管理，來實現社會穩定有序和激發社會活力。
針對疫情造成的應屆畢業生就業壓力，最近，中央組織部等七部門聯合發文，引導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助力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提升社區治理能力。把應屆高校畢業生充實到社區服務企業、社區公共服務組織、社會組織，是我國新時代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建設的需要，也是公共服務體系發展的需要。2020年因疫情造成的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積壓可能需要幾年時間消化，這會延伸到「十四五」規劃中期，「十四五」發展規劃需要全盤考慮這個問題。我國城鄉社區公共服務和鄉村振興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知識、德才兼備的人才。現階段，我國公共服務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和鄉村振興的需要，決定了高校畢業生參與城鄉社區建設和治理將不會是權宜之計。引導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需要儘快完善各項配套政策，統籌城鄉、統籌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長計劃短安排，使有文化、有知識、德才兼備的高校畢業生，成為我國基層建設鄉村振興的生力軍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三、「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創新的著力點（一）在適應社會關係模式變化基礎上創新社會治理方式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來，人類長期生活在相互接觸、直接互動、面對面交流且其程度不斷加強的時間和空間中，以至於人們對空間和時間認知方式這一維度忽略不計。到目前為止，自18世紀以來，人類通過工業革命和技術創新帶來的全球化和全球共同體建設戛然定格在2020年春季。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為「全球性流行病」。世界開啟了一次全球性社會疏離（也有人將其稱為「逆全球化」）演練。由於社會隔離，人們居家，尤其是那些製造業部門的人們不能大規模參與生產活動，全球化的產業鏈斷裂造成物品流動停止，唯一還在運行的是信息。抗擊「新冠病毒」中實施的社會疏遠措施讓人們再一次思考：社會關係不僅僅基於「經濟人」，也不僅僅基於「社會人」，還基於時間和空間序列中的「關係人」。由於社會關係模式，人們才構成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賴以生存的社會。一旦個體、社區、社會組織被隔離開來，社會關係模式會發生深刻變化。「空間習慣，即流動性、位置、分類、過濾、連接和分離，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軌跡，每一代人都以獨特的方式經歷著這些習慣」（斯託珀爾，2020，p252）。
要在適應社會關係模式變化的基礎上創新社會治理新格局。要適應居家辦公的心理輔導和心理調適，完善各項服務需要配套措施，以解決由於社會疏離帶來的孤獨、焦慮、抑鬱等心態問題。一是建立與社會疏離相適應的服務機構，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需要進入這個領域。二是員工所在的工作單位需要考慮如何支持員工加入到這類服務中去，或者是公司貨單購買服務，或者是政府購買服務，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及早做出安排。
（二）完善智慧環境下的社會關係模式網際網路改變了人們之間的社會疏離狀態，一是傳統的家庭、家族、村落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禮治秩序被平行網絡關系所取代。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說過的，「當世界的重要秩序屬於等級制度時，你只能通過一個垂直機構中（如國家、企業等）一級一級的等級階梯來獲取你的最大權力；而當網絡系統取得優勢時，你就能夠在一個或多個水平組織的社交團體中獲取權力」（弗格森，《前言》，2020，p2）。當前，這種變遷過程依然在進行中，等級關係和網絡關係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構成了當代新型社會關係，他們不斷變換於家庭、村落、企業與社交網絡之間。二是網際網路技術的日新月異，大大改變了社會計劃的實施方式，它將從物聯網上收集到的數據轉變為知識，推動社會不斷進步。「通常認為運用數據是行政機關和企業的行為，很少有人會像『智慧市民』那樣把運用數據當成自己的事情。因此，關鍵是要在全社會鼓勵對應用數據的討論及應對」（日本日立東大實驗室，2020，p20）。「『社會5.0』的理想社會是人人都能『通過高度融合網絡空間與物理空間，消除地域、年齡、性別、語言等造成的差距，享受能夠應對多樣化以及潛在需求的物品及服務』」（日本日立東大實驗室，2020，p20）。一方面，可以通過人類使用數據來更加精準決策，推動社會發展；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可以自動合成指令促進社會進步，若是設計合理，問題分析到位，抓得住問題的關鍵和社會問題的根源，採取一攬子手段，才可以走出「頭疼治頭，腳疼治腳」困境。在這樣的技術和社會環境下，數據成為政府、企業和居民交流的基本手段，新的社會規範——風氣、習慣、文化就產生了。預計「十四五」時期，網際網路發展會超越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務界限，形成「信息合作基礎」，出現跨領域的合作交流信息系統，提出系統解決社會問題的一攬子辦法。
家庭是原有的下班後的生活空間，在抗擊疫情中變成了家庭成員朝夕相處的地方，既是生活場所，也是工作場所，這將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有待於進一步觀察。由於長期的疫情和社會疏離、居家辦公，會導致公司創意減少，人們擔心2021年市場創新產品會減少。當然這樣的說法也不一定對，不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在應對當前風險的時候也要考慮到次生風險，使我們的每一步走得穩健紮實。「人們的遠距離遷移，不管是臨時的還是永久性的，也都是技術擴散和知識傳播渠道」（斯託珀爾，2020，p190），社會疏離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社會疏離，可以阻斷病毒傳播；另一方面，也會阻斷技術和知識的傳播。因為，人的信息獲得和創新力既來自標準信息（網絡教學和對話），也來自非標準的信息（身體言語、即興發揮、類比、隱喻、閒談）等，這是眼下網絡環境下解決不了的問題，一方面技術水平達不到，另一方面人類長期進化形成的對面交流和交換信息的習慣，會在不確定環境中達成一致，形成激勵。面對面溝通是一種多層次、立體化溝通。而且，從社會學理論看，人的社會化的基礎是面對面的交流和接觸，阻斷家庭以外的交流和接觸會帶來不可想像的社會後果。遠程交流和互動基本上是一種設定好了的場景，與人們面對面交流的心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完全預測未來的遠程呈現，因為這不僅取決於遠程呈現的技術質量（可能會大大提高），也取決於社會和個人的學習使用」（斯託珀爾，2020，p227）。遠程技術的發展不可能完全取消面對面互動，但會大大改變遠近互動的場景，在這樣的背景下，社區治理可以與家庭的某些功能結合起來，進一步夯實基層治理的社會基礎。
（三）重塑社會共同體傳統意義上的親密接觸可能會帶來交叉感染，這是一個兩難選擇。新冠病毒在多個方面影響既定的社會結構。以往，人類是依靠面對面和身體的觸碰建立起人際關係，人們一道參加各種會議、儀式，在這些會議和儀式上，人們要握手、貼面、擁抱——它們代表了人際交往的性質、程度、意義、疏密，等等。通過這些儀式和形式，人們之間打開社會關係的大門，來建設共同體。若是因為抑制病毒傳染，人們改變了這些儀式和形式，就會改變社會關係的性質，造成社會距離。目前，人們對出現的抖腳互動、撞肘問候等新的、複雜的儀式還不習慣，也許將來會適應。這些看起來不是很大的變化，卻將深深影響人類的人際交往，形成不同的接觸、容納、距離、隔離等。面對這樣的局面，人們不得不問：這將是我們的歸宿還是人們需要重建社會關係？重塑共同體？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需要重塑共同體，築牢共同體意識。共同體意識是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任何一個制度背後都有自己的價值基礎，只有堅實、健康的價值基礎，共同體才能夠有強大的凝聚力，才能有抵禦各種「網絡病毒」的強大免疫力。
在智慧社會環境中，數據可以把個人、家庭、社區、政府、市場全部作為社會活動主體進行描述。數字共同體將超越「鄉土」與「城市」、「熟悉」與「陌生」、「信任」與「契約」，形成數據和網絡空間中的匹配機制，滕尼斯所謂的「共同體」與「社會」的相互矛盾可以得到解決，在這個意義上，「智慧社會」是一個開放的共同體（日本日立東大實驗室，2020，p177），我們樂見這樣一個共同體在歷經鄉土社會到城市社會的艱難探索，尤其是在經歷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後，能夠與智慧社會共存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