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韓毓海教授
本刊記者 劉翠霞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與國家、民族的「根」和「魂」緊密相連。中國文化自信的源頭是什麼？文化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繫？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內生動力又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韓毓海教授就上述問題接受了《行政管理改革》雜誌的專訪。
《行政管理改革》：尊敬的韓教授，您好！我們知道您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對歷史、文化和人性的宏觀思考，佳作迭出，影響廣泛。您的代表作《五百年來誰著史》自出版以來廣受關注，暢銷百萬冊，榮獲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全國優秀圖書排行榜榜首等諸多殊榮，併入選《中國高層領導薦書集萃》。而您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力作《龍興：五千年的長徵》，上下五千年，縱橫兩萬裡，梳理中華文明發展脈絡，闡釋中國治理模式變遷，研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解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共鳴。作為一位善於從中國五千年歷史發展中發現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重要密碼的學者，您怎麼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中國特色」？
韓毓海：我們探索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世界上找不到範本和摹本，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視野出發，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首先就要立定根本，而離開了中國特色這個根本，離開了中國的土壤，離開了中國人民的要求，中國人民的實踐，離開了我們自己要解決的問題，離開了中華文明的底蘊，去照抄照搬別人的東西，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其中，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化自信作為最根本自信的重要性，因為文化自信，最直接地昭示、標誌著「中國特色」，文化自信，指向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是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理論的底蘊。
《行政管理改革》：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文化自信之間有直接的關聯，我們怎樣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呢？
韓毓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確立文化自信，「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在此基礎上，講清楚中華文明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編者註：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點）。這是總書記布置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就是講清楚中華文明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然後，還必須從中開掘出、提煉出「中華文明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只有做到這兩個方面，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倘若沒有做到上述兩個方面，那就是學思踐悟的功夫還沒到家，「自信」很可能就只是停留在嘴上，一遇到風吹草動，很可能就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同時，要做到文化自信，就必須深入進行文明的互鑑與比較，必須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必須認識到：只有文明之間的聯繫與交往，才能構成世界史，而單一文明的發展，並不能構成「世界史」。因此，只有深入、全面地了解世界，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我們自己，只有真正了解世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才能更為深入全面地認識「中國特色」。只有具備文明互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覺悟，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才能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包容性和統一性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起滋養了中國的文化自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
《行政管理改革》：我們經常說我們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您認為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發展有什麼特點？
韓毓海：文化自信，必須通過不斷的研究和發現來確立。蘇秉奇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指出：「中國歷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就沒有斷過，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這一年，西周國人造反，驅逐了周厲王，開始「周召共和」，中國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從此開始。在此之前，也不是說沒有歷史的記錄，但司馬遷記錄商代的歷史，只是講一個大概，就是把各個商王的順序排一下，而具體的執政時間，搞得不是很確切，而從公元前841年開始，具體哪一年發生了什麼大事，記載得就非常確切了。然而，中國在很長時間只有商周之後四千年的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商代之前的歷史，一度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加以印證。但是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目前的研究證明，無論從文字、制度和科學文化成就上看，商周時代都是中華文明發展高度成型的時期，而這種成就，當然只能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商周是中華文明成熟期，並不是「初創期」。
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黃土高原上的三個河谷平原——渭河谷底、伊洛谷底和汾河谷底，是從中心區向四面擴散。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遍布全國的六個大區，這六個大區之間的發展有不平衡，但卻是互相促進的，中原地區只是六大區之一，中原影響各地，各地也影響中原，其發展圖景如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滿天星鬥」，或者說是類似於車的輻輳。如其中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文化，發生在華山附近，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徵花卉圖案，這可能就是「華族」得名的由來。幾乎同時發生的紅山文化，在遼河附近，它以龍鱗紋彩陶為主要特徵。上述兩種不同文化系統的南北結合，也就是花（華）與龍的結合，這種結合發生在在晉南地區。這種南北結合，向黃土高原集中的過程，也是「宅茲中國」，中國意識形成的過程。考古發現印證的五帝時代的情況，以距今5000年為界，又分為兩個階段，以黃帝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在燕山南北，後半段的代表是堯舜禹，則活動在中國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孕育也正在此時。蘇秉琦先生提出：堯舜時代的中國，是一個在區域之間的交流中，逐步形成「文化認同」的「共識的中國」，而夏商周三代，是一個鬆散的聯邦式的中國，是一個以「禮制認同」為基礎的「天下」，禮制認同變為現實的「制度認同」，是距今2000年的秦始皇統一大業和秦漢帝國的形成——這就是從「文化共識的中國」（五帝時代六大文化區之間的交流和彼此認同），到「政治認同」的中國（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組合），到「現實制度」的中國——秦漢帝國「三部曲」式的發展。
與「三部曲」或者「三模式」並行，中國考古學還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進一步提出了「一分為二」和「兩半合一」的重要論斷。所謂「一分為二」，是把上述六個文化區，分成面向海洋的三塊（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鄱陽湖-珠三角為中軸的南方），以及面向歐亞大陸的三塊（燕山南北的北方、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的中原、洞庭湖-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所謂「兩半合一」：是說中華文明起源區的這兩半，分別聯繫著歐亞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從而把世界整體聯繫起來。蘇秉琦先生說：「中國兩半塊和世界兩半塊的銜接，大頭在中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中國如此之大的國家有始自百萬年前至今不衰不斷的發展大系。」古人云，「入夷則夷，入夏則夏」，一方面是說周邊民族到中原來，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樣，中原民族到周圍地區，就被當地民族同化，中華文明是在開放包容中發展的；另一方面則是說，四夷既聯繫著華夏，同時也聯繫著世界，因此，司馬遷的《史記》，把四夷也寫進來，這其實就是寫世界史，而不是寫中國史。當前的「中華文明史」寫作，缺點在於較少從與周邊文明之間的關係和互動中去寫，沒有統籌中國與世界「兩大格局」，單就中國講中國，結果就講不清楚中華文明的特點。2005年，我寫《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出發點就是強調中華文明這種「兩半合一」、面向世界的基本特質。
《行政管理改革》：看來從編年史一脈相承的角度來說，考古工作已證明，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具有連續性的文明。為什麼說中華文明這種連續性是獨有的、是我們的「特色」？
韓毓海：講連續性，並不是講「不變」。我們上下五千年「大變局」可謂多矣。用連續性應對變局，善於從歷史經驗、歷史規律下尋找破解「變局」的辦法，通過應對變局進一步強化我們對於歷史規律的認識，這是中華文明的特點。實際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中，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作為文明來說，已經不存在了，一脈相承發展下來的文明古國，全世界只有中國。為什麼這樣說呢？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的文字，早就死了，除了極少數專業人士外，今天沒有人能夠認識，但是，中華文明就不同了，刻有「日火山」銘文的陶尊，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次出土，大汶口文化，處於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間，這說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之早。語言文字的基本結構，決定了一個文明思維和表述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語言文字的基本結構是一脈相承的，就連續性這一點來說，我們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放在世界上說，那是「硬碰硬」，獨一份。中國歷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性的歷史。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性的文明。說到唯一性，這就是我們的唯一性，說到「特色」，這個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對於這一點，但凡有見識的外國人，實際上都是承認的。伯納德?路易斯，是當今世界上研究中東問題的權威學者，他的《中東兩千年》是本好書，其中這樣對比說：兩千多年來，中國用的是同一種文字的變體，中華文明發展的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和思想體系，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歷史連續性，造成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或曰「中國意識」。而與「中國」相比，「中東」則不過是個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歷史的概念，這種模糊的概念折射出：這裡的人們對「自己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在認識上，其實很不清楚。由地中海發端的西歐文明，顯然也不是一個整體，中古時代的西歐，是那些摧毀並蹂躪了西羅馬帝國的外族建立起來的，雖然這些蠻族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努力接受西羅馬帝國的基督教信仰，學著使用拉丁語文，但是，這些努力，隨著羅馬天主教廷的瓦解，隨著民族國家的紛爭，都在近代的開端時期付諸東流、不復存在了。總的來看，與綿延不息的中華文明相比較，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是高度斷裂、基本上不連貫的，歐亞大陸上的文明，先後經歷了波斯化、希臘化、羅馬化、基督教化、伊斯蘭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這些不同歷史的時期，而每一個階段、每個歷史時期都是自成一體的，這是因為佔主導地位的文明在其統治時期，都力圖把其他文明的痕跡抹掉，結果就是：文明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斷裂的，「多元化」和「碎片化」，這是歐亞大陸上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單就宗教來說，它們似乎是具有連續性的，就歷史而言，則沒有連續性。因此，如果說「斷裂化」「碎片化」是其他文明的特徵，那麼，再來看我們中華文明自商周以來這種一脈相承的連續性，那就不得了，因此，只有通過文明互鑑，通過與其他文明的比較，我們才能對中華文明的這種歷史連續性有切實的認識，才能深入理解「中國特色」，我們才能真正確立文化自信。
《行政管理改革》：除了連續性，您認為中華文明還有哪些特點？它們和中華文化認同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呢？
韓毓海：除了連續性，中華文明的另一個特徵是包容性，這從中華文明的起源歷程看得很清楚，即我們文明的發展，先是在文化交流中解決了文化認同問題，然後逐步上升為政治認同，最終形成了制度認同。而地中海文明發展的道路，則幾乎是完全相反——即先是通過強力去解決制度認同、政治認同問題，而把文化認同放在一邊，於是，文化認同的問題，一直就解決得不好，也就是說：地中海文明並不是把「文化認同」作為制度、道路和理論認同的前提來對待的。世界上的四個一神教，都產生在地中海地區，猶太教、基督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共同構成了地中海文明的源頭活水，但它們彼此之間互相排斥，誰也不認誰。地中海文明的內鬥比外鬥要殘酷得多，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因為它們的內鬥。包括今天西方的黨派林立、黨同伐異，都是它的文明起源所決定的。反觀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圍繞著統一與分裂進行鬥爭，而地中海文明幾千年來，就是宗教捆綁著民族和國家進行殘酷的戰爭。所謂「西方之亂」，只有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才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歷史，不像西方和中東，充滿了宗教戰爭，這是由我們文化的包容性決定的，歷史上，無論對於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我們都是包容的，這也造就了我們民族的性格。
與地中海文明比較，可以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文明的另一個重大特徵，這就是通過文化交流的包容性，來建立文化認同。5000年前，六大文化區向黃土高原集中，由「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這是文化交流的結果。作為制度的奠定，就是禮制的形成。「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即「吃的文化」，後來就把所有尊敬神和人的儀式一概稱為禮。禮尚往來，談的就是禮是文化交往的方式。漢唐以來，這就是中原與四夷的交往方式，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當然，中國的長期大一統，既有文化的基礎，也有經濟的基礎。講中國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冀朝鼎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尤為值得重視。他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範疇。在傳統中國那樣一種零散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統一的基礎、中央集權的基礎，就在於中央能夠建設並有效控制基本經濟區，所謂基本經濟區建設，主要是靠水利與交通的建設達成的，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只能看成是控制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所謂分裂與割據，一方面在於基本經濟區的爭奪，另一方面則在於地方建設造成的基本經濟區的擴大與轉移，佔優勢的經濟區一旦確立，控制了基本經濟區的首領，就獲得了優越的物質利益而勝過與之競爭的其他集團，最後把國家統一起來。基本經濟區的存在，導致了土地制度與賦稅政策的地理差異，影響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產方式的區別，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土地制度、賦稅與商業以及高利貸資本發展程度的差異。這樣的著作，今天依然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傳統和文明。我們今天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也要考慮基本經濟區的問題。隨著現代進程，我們的基本經濟區變成了高鐵聯繫著的都市群，但也要注意：千百年來，農耕是我們這個文明的基礎，億萬農民是我們人民的主體，千百萬村社，構成了我們的基本經濟區，今天我們講「鄉村振興」，就是講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鳳凰涅槃和浴火重生。
思考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除了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當然還要思考民族融合的問題，即「多元一體」的問題。這就又回到了文化自信和文明主體性的建設方面。因為在交流中形成文化的認同，是建立穩定經濟基礎的前提。商鞅變法的時代，秦所面臨的處境，就是它處於戎翟與中原之間，在戎翟看來，秦是中原，而在中原看來，秦就是戎翟，因此，秦就有一個說明自己是誰的問題，就有一個確立制度和文化自覺的問題，這就是商鞅變法的動力，也是秦從「西霸戎翟，廣地千裡，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走向「車同軌、書同文」的動力。由秦所開啟的恢宏的建築、關隘、交通大道，不僅僅具有建築上的意義，因為它以山河空間，對應著天文的構架，是禮制在空間上的實現，造成的是中華文明的文化時空——即它的文化意義更大。隋唐也是如此，經歷了五胡十六國，隋唐時代，中國再次面臨著秦朝的問題：思想、文化、語言秩序的重建問題。從這個文明自覺的角度，去看隋唐推行科舉制度，即以先秦儒家經典和漢語書寫為標準，去選拔人才，就會看到，科舉制度的意義，不僅在於對門閥士族貴族制度的摧毀，也不僅僅在於選賢舉能方式的轉變，更在於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確立中華制度和治理體系這個問題。秦漢唐，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和壯大的時期，宋代雖然相對封閉，確立嚴格的「夷夏之辯」，但南宋治理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使中原文明與南方蠻族文化之間形成融合，隨後元代又開始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融合，這是在文明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確立中華民族認同的又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到了清代算是告一段落。
在文化的交流與包容中，形成文化認同，在各經濟區發展不平衡的基礎上，形成基本經濟區，在此基礎上，方才形成了政治認同，遂造成制度的認同與統一，這就是中華文明自創生起，一以貫之的「來路」。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定要把我們的「來路」搞清楚，要搞清楚我們的現代中國，今天的中國是從哪裡來的——這是非常具體的問題，絕不是抽象的問題，同樣的，講我們文明的包容性，這也是非常具體的，絕不是抽象的。這既是一個歷史問題、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我想，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裡所指出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邁進」（編者註：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行政管理改革》：您前面提到，我們文化自信的源頭，除了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還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二者交融互鑑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請您具體談談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如何有機結合的？
韓毓海：馬克思主義能夠植根中國大地，從根本上說，就在於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優秀成分的結合。這種結合，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歷史的，而不是教條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以及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思想的談話，都特別集中地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在這樣三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和高度統一：一，唯物論；二，辯證法；三，以人民為中心。這三個方面，一個是世界觀問題，一個是方法論問題，一個則是歷史觀，即唯物史觀問題。
第一，我們來談談世界觀，即唯物論的問題。如果說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這兩個文明在源頭上有什麼差異，那麼這個差異，就是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差異。地中海文明雖然不是一個整體，但總起來說，它們都是從「多神」走向「一神」，它們對於「源頭」、來路的思考，都是從天上、從「天國」開始，而不是從地上、從人間開始的。許多文明都有一個將政治「神聖化」的過程，通過宗教樹立政治合法性，通過宗教連續性維護政治連續性。而中華文明把歷史經驗總結，把握歷史規律，看作政治合法性來源，《史記》《資治通鑑》的意義就在這裡，將政治歷史化而非神聖化，這是我們的特點。馬克思說，「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即歷史科學」，而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從地上、從人的現實性出發，不是從天上、從天國出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當然就是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裡最大的「異端」。青年馬克思提出的第一個爆炸性的「口號」，就是「反宗教」。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這種革命性，或者「異端」色彩，從馬克思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段話裡，其實就能夠看得一清二楚：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旗幟鮮明「反宗教」——這就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開頭就挑明了的話。今天看來，馬克思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份宣言書，也是一份挑戰書。我們要看到，在地中海文明的傳統裡，要駁倒「天國」，要駁倒「在天國為神祇所做的雄辯」，這需要何等大無畏的勇氣！從地上的歷史發展規律出發，不是從天上的教規出發，對於地中海文明而言，馬克思的革命性、異端性、徹底性，就在這裡，在西方世界裡，馬克思主義被排斥、被圍剿、被妖魔化，根子也在這裡。進而，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所接受，一個重要的原因，首先也就在這裡，簡而言之，就在於中華文明的底子，是歷史唯物論、無神論，就在於中華文明從根子上講、從源頭上講，便是從人間的現實生活出發的，禮，從尊敬神的儀式走向尊敬人的儀式，中華文明更具人文精神，中華文明，是立足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迎來送往、敬天法祖等等這些老百姓的現實生活之中的，從根子上說，中華文明就不是從天上、從天國出發的。當然，在地中海文明裡，講唯物論的，不僅是馬克思這一家，但是，講得如此徹底、如此透徹、如此堅決的，當屬馬克思無疑。
我們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中華文明最優秀成分的繼承者、發揚光大者，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從中國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出發的，人民群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工作的目標——這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有植根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之中，只有與中華文明相結合，才能為中國人民服務、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的《愚公移山》，講的不就是「敬天法祖」嗎？《為人民服務》的結尾說：「今後我們的隊伍裡，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這裡講的，不就是婚喪嫁娶的道理嗎？形成一個制度，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這個制度，難道不就是「禮樂之制」的現代化嗎？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裡，講的不就是迎來送往的道理嗎？
我們要和世界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是不是一種更為深刻的「迎來送往」、文化交流呢？是不是對於中華文明「禮樂之制」的升華呢？當然是的。毛澤東同志講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道理，就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之中的。因此，我說，中華民族走到今天，歷經苦難輝煌。一切成就、經驗、教訓，無不自奮鬥中得來，斑斑點點，篳路藍縷，來之不易。怎麼叫講好中國故事？毛主席的這三篇文章，講的就是中華文明的故事、中國人民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故事。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文明優秀成分相結合的典範之作。
第二，我們來談談方法論，即辯證法的問題。在方法論上，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是高度一致的，這種方法論上的一致性，就是指辯證法。於穩定、連續中孕含著變局，在變局中孕含著危機和機遇，矛盾雙方互相轉化，辯證法的核心，是講矛盾，講矛盾的互相制約、彼此互動。「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這裡講的就是：世界上一切尺度和規矩，都是在彼此矛盾、制約之中發展變化著的。我們的前人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裡所謂的「無」，當然不是指虛無，而是說可見的事物背後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的前人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裡，馬克思這樣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互相矛盾、彼此制約，構成了「經濟基礎」，國家、法、意識形態等構成了「上層建築」，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互相矛盾、彼此制約的運動，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離開了唯物論的辯證法，離開了社會各領域之間互相矛盾、彼此制約的關係，就不能說明社會發展的規律。
生產力是有組織的人的物質勞動的表現，生產關係是人在生產活動中形成的制度規範，二者都具有主體性和客觀性，中華文明不主張將主客觀抽象對立起來。因此，講生產力，不能拋棄有組織的人的作用，不能不講精神文明，而講生產關係，必須認識到，生產關係中既包括所有制形式，也包括一定社會規範，改變生產關係不是通過改變所有制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中最活躍的因素，說到生產力，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講的是發展生產力、保護生產力、解放生產力這三者之間互相矛盾、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拋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互相矛盾和制約，把生產力發展等於經濟數字的增長，這也是形上學，這同樣也是不講辯證法、是違背辯證法。在我們事業發展的過程中，為什麼經常出現違背辯證法這個問題呢？從一方面來說，就是我們的同志學習不夠，心太急了，著急上火，處於熱鍋上的螞蟻那樣一種狀態，往往就幹出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事情，幹出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事情。有些人希望很快實現共產主義，很快把中國發展起來，這當然沒有錯，但前提是掌握社會發展規律，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尊重辯證法。馬克思說，人類解放的事業，要受到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而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又要受到各種習慣勢力和人們心理和思維定勢的制約，因此，他一方面指出了社會發展的大勢和方向，同時指出：所謂發展，就是社會各領域在互相矛盾、互相制約之中的發展，發展從來就不是一馬平川，所謂大勢，就是《共產黨宣言》裡說的「兩個必然」，所謂發展的基本規律，就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裡講的「兩個決不會」。
對於馬克思提出的社會各領域之間彼此矛盾制約的發展規律，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係》是一個豐富，毛澤東同志是很講辯證法的，而習近平總書記的一些重要講話，也多次強調要堅持和運用辯證法。必須認識到：我們講「全面深化改革」，不是說把各個社會領域都平行地、孤立地列出幾條、幾十條來，而且美其名曰「臺帳」，那就是「全面」了。「全面」，不是事無巨細、甲乙丙丁在文件裡都羅列在一起，我們這裡講的「全面」，是指全面深入地分析社會矛盾內在聯繫的複雜性，是指在實踐中，比較全面地揭示出社會各領域之間彼此矛盾、制約的聯繫，為的是摸索社會發展的矛盾與規律，只有這樣，才能在看似繁茂蕪雜、彼此沒有關聯的現象中，找到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和協同性，而這裡的關鍵，就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習近平總書記刊發在《求是》雜誌上的《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斷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一文，深刻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基本方法，核心就是講唯物論的辯證法，講怎樣用唯物論的辯證法，指導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篇綱領性的文獻。講「兩個大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必須有這樣的視野：人類歷史、人類社會發展史，總是在直面矛盾、克服危機中螺旋式前進的，回顧人類社會發展史、中華文明史，從來沒有過一馬平川的道路，輝煌從來與苦難相伴隨，不經歷苦難、就沒有輝煌，有了苦難，也不見得就能輝煌，只有歷經苦難，曾經實現過輝煌的民族，才能談得上偉大復興，這也是辯證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出發點，就是唯物論的辯證法。「全面」，首先就是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學說，即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彼此矛盾、互相制約的角度，去謀篇布局，不能再搞「單打一」，我們要正確決策，就要比較全面地摸透社會各個領域的情況，摸清它們之間互相矛盾制約的關係，這是我們黨的學風，也是工作作風。
第三，我們談談以人民為中心。從人出發，而非從神出發，從現實中的人出發，不是從抽象的人出發，這是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的又一個不同。古典經濟學把人抽象為理性人、經濟人，新古典經濟學反過來將人歸結為其心理動機。而現實的人，是一個矛盾的整體，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慾。真善美與假惡醜，這些尺度，對應的就是七情六慾，這些東西，在具體的人身上互相矛盾互相制約。但是，地中海文明講人的「共性」，不是這樣講的，它講人的「共性」，其實是講「共同利益」，在這方面，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講得最清楚，大意是說：我們這些有共同利益的人，訂立一個契約，為的是反對另一部分與咱們利益不同的人，這個共同利益，他叫「總意志」。在這個共同契約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形成了國家。盧梭的名言是「人生而自由」，契約是個外在的約束，也是個枷鎖，既然是一個契約，那就可以隨時訂約，也可以隨時退出，以保障每個人是自由的，既然每個人都有退出契約的自由，那麼，這種契約就是臨時性的，而建立在這種臨時性契約基礎上的政府，也自然是一個有限責任政府。在這個出發點上，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是不同的。在中華文明裡，我們與自己父母的關係、子女的關係，不是一個契約關係，更不是一個臨時性的契約關係，從經濟人/理性人的角度，不能解釋中國人的「共性」，當然也不能說明馬克思的「類存在」「類本質」。中華文明說的人之共性，是說「老吾老」和「幼吾幼」，養小送老，這就是人的天性，同時也是做人的義務，是責任擔當，說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本質」也好，總之，家家如此、人人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華文明講人的「共性」，不是說憑空來了個契約，可以隨時訂約，隨時解約，從空中來，又回到空中去，中華文明講人的共性，那是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父母生的，你的孩子是你自己生的，父母與子女這個關係，可不是契約關係，更不是臨時性的契約關係，這個關係要管一輩子，那這當然就不是契約，而是義務，嚴格來說，那就是責任擔當了。如果用經濟學的說法，講到責任擔當，那麼西方開的是「有限責任公司」，而咱們中國搞的就是「無限責任」。我們說中華文明好，中國人民好，就是因為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責任擔當的道理。「人民」這個詞，在西方產生的很晚，大概是在啟蒙運動中，「人民」才和「臣民」互換著用，直到法國大革命，才出現了「人民主權」的說法，但是，因為法國大革命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人民」在西方的詞典裡，至今還不是一個完全正面的詞彙。契約論的基礎就是經濟人、理性人，因此，以此為基礎就無法論述馬克思所謂的「類同質」「類存在」，在市民社會理論裡，無法建立起馬克思關於人民、人類的構想。但在中華文明中，「民為邦本」，「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自古就有的說法。大家已經看到：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中國與歐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目前看，反差還比較大，如果從人文學科研究者的角度看，這凸顯了文明的差異。我們講「建設小康社會」，小康是什麼？在中華文明的語境裡，小康首先就是我們所說的「齊家」，所謂「小康之家」，首先就是把每個家庭搞好，而這就是孝敬老人、培養孩子，使老有所依、幼有所教，為每個家庭美滿幸福而奮鬥，這就是「小康」的基本內容。從「齊家」和「小康」出發，中華文明的目標是要走向「大同」，「大同」，實際上也沒有那麼玄，因為大同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一身而及於一家，由一家而及於天下國家，由小康而至於大同，我們中國人是這樣理解人的共性、理解人生的意義的。
習近平總書記講「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以百姓之心為心」，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的內在實質，我們的「大同」境界，就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明之中，也深深地植根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刻植根於中國文化中。我們從小看著父母怎麼對待爺爺奶奶，同時又怎樣全心全意對待我們，當我們長大了之後，我們就會很自然的擔當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責任和使命。如果從抽象的理性人、經濟人出發無法建立人的「類本質」，那麼，只有從現實的活生生、有七情六慾的人出發，才能建立「人民」和「人類」視野，這就是我們文明本質性的東西。所以，「四個自信」，根本在於文化自信。在此次抗疫過程中，廣大醫務工作者能夠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就是因為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這種擔當意識，是我們從小與生俱來、耳濡目染的。這既是我們的文明優勢，也體現為我們的制度優勢。因此，我們一路披荊斬棘走到今天，從根本上說，靠的是中國人民好。中國人民好，是因為中華文明好。今天，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講。
我們都知道，除了中國，全世界都沒有「國」「家」連用的說法。西方的「國」就是State，沒有「家」的意思。只有我們中國有「國家」這個詞。一頭挑起「國」，一頭挑起「家」，這種責任擔當就是我們的家國情懷。在這次抗擊疫情期間，我看到央視有一期關於家書的節目。那些家書裡，沒有一個孩子不支持自己的父母上前線，也沒有一個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孩子逆行出徵。誰不知道上前線危險？但沒有國，哪有家？我們祖祖輩輩都懂這個道理，從一家至於一國，擔當意識就是這麼講過來的。只有超越經濟人、理性人這種對於人的抽象化，在現實的人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社會的人和人類社會共同體，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明的優秀代表。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文明基礎上，建立了最符合和體現中國人民願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黨的宗旨，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句話，就承載著我們每一個共產黨人對於人民群眾的無限責任擔當。這次疫情暴發，國外出現了「年紀大了，不救了」「沒錢了，不救了」的案例。但我們沒有這樣想、這樣做。不管年紀大小、有錢沒錢，我們都全力施救。因為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制度決定了我們對待人民的態度。
《行政管理改革》：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處於關鍵時期，我們該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使命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韓毓海：我們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民族復興，同時要應對五百年來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巨變，幾百年來，世界必須圍著西方轉，這個西方中心主義的大格局要變了。對文化研究者來說，建言獻策是一個方向，更重要的則是用學術講政治，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政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從「中國人民站起來」開始的。中國人民站起來，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這在人類歷史上、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極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具有文明史的偉大意義。這種偉大意義，在於向世界宣告：人類的一切偉大文明都是平等的，同時也是獨特的，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有走自己的路、自主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都有平等地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的權利。在於向世界莊嚴宣告：建立在文明優劣論基礎之上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那一套是行不通的。為此，我們進行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裡長徵，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犧牲了無數英雄兒女，我們經歷了多少苦難，才贏得了解放。今天，我們處在鞏固和提高「富起來」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同時，更面對著「強起來」的歷史使命。怎樣從人類歷史、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去理解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使命，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毛澤東主席說，我們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要對世界、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就必須認真研究和思考各文明之間的關係與聯繫，只有通過文明的比較與互鑑，才能更為深入地理解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才能深刻認識與把握「中國特色」，這還是講開放包容，講多元一體。只有具備這樣的歷史覺悟，我們才能深刻研究和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創新理論，我們只有從人類發展史，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才能真正深入理解它的深刻、豐富內涵，同樣的，對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刻內涵，也必須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視野，去研究、去領會。特別是從這個視野，去理解、認識「文明互鑑」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斷。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都是深深植根於現實的、人民的要求的，但是，其對現實的認識，必定有深刻的歷史來路，對於現實的認識與改造，更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未來。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有深邃的歷史視野，寬闊的世界眼光，必須把人類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聯繫起來，必須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發展中，去把握這一思想的深刻內涵。
《行政管理改革》：您覺得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內生動力是什麼？或者說，到底是什麼在支撐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韓毓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徵程上，我們經歷了多少苦難輝煌，經歷了艱辛的探索，從「中國人民站起來」，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今天，我們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的任務和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這就必須從中華文明、中華民族苦難輝煌的漫長奮鬥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立足於中國人民的要求，解決當今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這就必須深入探求、揭示我們長期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的內在動力、內生動力。
我們的文明已經內化在人民心中，日用而不覺，離開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有的東西，把別人的東西硬往裡灌，最終是灌輸不進去的。因為山不是那道山，梁也不是那道梁。毛澤東主席說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編者註：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我們黨在苦難輝煌的奮鬥中，通過血的教訓獲得的，來之不易。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這裡講到「中華民族的基因」，我理解，這就是說：我們文明的DNA，植根在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深刻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行為方式，而中華文明的DNA，乃是我們實現「中國夢」、實現偉大復興的內在不竭動力。同樣是在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講話裡，習近平總書記還特意指出：「我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時說過，站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我們要虛心學習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們不能數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也絕不會接受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北京大學的講話中，為什麼要把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再強調一次？我想，這裡的用意是：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實現「中國夢」，從根本上說，就必須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必須以「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定力，堅定這四個自信。為什麼要在五四運動紀念日，在北京大學發表這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講話？因為這個講話，解決了我們長期要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給出了許多人長期思考而沒有得出的結果、答案和結論——這個答案就是：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力量，就在中國人民之中，就在中華文明之中，就在「我們民族的基因」之中。支持我們偉大復興的根本力量，總起來說，是在內部，不是在外部。
我們要學習人類世界一切好的東西，但是，不能從外部、從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世界史觀」去解釋中國歷史，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理論、去說明我們自己的制度，我們必須從中華文明苦難輝煌的漫長歷史中——必須從這種文明的連續性中，去理解我們的道路，理解我們的偉大復興。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對我們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論和文化，必須有自覺與自信。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劃時代意義，首先就是指出並反覆強調這一點。這是一個長期要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我把這個問題的解決，叫做「立定腳跟」「立定根本」。
我們黨誕生馬上就要一百年了。回顧來時路，一百年來的苦難輝煌，一百年來的犧牲奮鬥告訴我們：面對滄桑巨變，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民族能夠勇立時代和歷史的潮頭，能夠與時俱進，能夠不斷學習我們過去不會的東西，特別是，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武裝，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明具有開放、包容的性格。同時，我們的奮鬥更告訴我們，馬克思的學說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中樞、紐帶，是19世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高峰，而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在內，只有植根於中華文明的深厚沃土，只有植根於中國大地，只有與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只有回應中國人民的要求，真正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在中國才能不斷保持旺盛的生機與活力。
一百年的奮鬥犧牲，一百年的苦難輝煌，更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決定什麼東西能夠在中國生長的，是我們的土壤，是我們文明的基因；支持我們團結奮鬥、不懈求索，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支持我們的事業生生不息、不斷興旺發達的根本力量，歸根到底，就在中國人民之中，就在中華文明之中，就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偉大實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