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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經說：「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人是家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因素，無論哪朝哪代，無論在世界上哪個角落，人多力量才會大。哪怕當今社會，想要成為大國，也離不開足夠的人口數量。
我國現在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在未來幾年，就將被印度超過。如今，我國社會正陷入老齡化和生育率低的兩重難題，這一結果的發生與我國的人口政策有相當大的聯繫，梁建章倒是語重心長的聊過：我國的人口政策，究竟是對是錯？
馬寅初與他的人口政策觀念
提到中國的人口政策，就離不開當年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1948年8月，馬寅初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同年任政府委員與財濟委員會副主任，由此可以看出，馬寅初其實是以經濟研究見長的經濟學家。
1955年，馬寅初在全國一大二次會議浙江組上首次正式表態，提出計劃生育的必要性，但贊者寥寥，見狀，馬寅初將發言稿收回，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其實在此之前，從20年代開始，他已經在各種報導中開始零零散散的表明對人口增多的焦慮。
1957年2月，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報告了計劃生育的提案。6月，在全國一大第四次會議上進行了關於「新人口論」的發言，次月，人民日報刊文《新人口論》。這也是該著作的首次公開發表。
但《新人口論》並非一帆風順，在其剛剛發表後，以社論《這是為什麼？》為標誌，整風運動整體轉右。
從1957年到1959年，人民日報分別刊登《不許Y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我國的人口和就業問題》、《人口與人手》，不過三篇文章也未把馬寅初當作重點批評對象。真正的難關來自1958年的兩篇文章。
1958年的馬寅初精力並沒有放在人口上，幹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經濟學，出版了《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圍繞著這本書，各報紙先後發表反對或者商榷文章。
尤其是《光明日報》發表的《團團轉的聯繫不是唯物辯證法——評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以及《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時之間，馬寅初就來到了輿論的漩渦中心。
僅在1958年一年，就有大概67篇文章公開批評其主張和思想，尤其是指責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脫胎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相當於直接指責他的黨性。
1959年與1960年是馬寅初最低潮的兩年，學術研究極難發表，而且一經發表便立刻引來眾多攻擊，仿佛禿鷲盯著將死之人，等著一場盛宴。
1960年1月發生了很多事，先是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系列研究會成了批評馬寅初的最高潮，北京大學校辦秘書韓蘋清等人揭發馬寅初當初反對土改、持有股票、同情Y派分子羅隆基、章乃器等事，一時群情激憤。
其後馬寅初就因高血壓而住院治療，請辭北京大學校長職務，不過在《新建設》發表的《重申我的請求裡》說仍驕傲且不服軟地說：「過去兩百多位先生所發表的意見多是大同小異，新鮮的東西太少，不夠我學習」。1960年3月，國務院免去其北京大學校長職務。
或許是領導層明白馬寅初並非大奸大惡之人，也並非恨國恨黨之徒，馬寅初沒有像其他被批判者一樣就此陷入不幸的深淵，相反，其生活並沒有出現更多的波折。在此之後，馬寅初的人生較為平順，再無大起大落，1978年還成為全國政協大會執行主席之一。
很多人將計劃生育的源頭歸結於馬寅初，並在如今反思計劃生育的浪潮對這位老人橫加指責，這對一個逝世多年無從申辯的老人是不公平的。
1958年時，曾有社論說《新人口論》是脫胎於《人口論》，恰恰相反，這個新不是「更新」的新，而是「革新」的新，《新人口論》是對《人口論》的批判。
馬寅初在這本著作中明確指出，《人口論》的理論只不過是小農時代的落後思想，馬爾薩斯所言的「人口幾何增長，糧食算數增長」已成過去式，生產力，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將推動糧食產量的大規模躍進。
同時，馬寅初也指出人口過多會阻礙人口工業化，主要是因為過於富裕的勞動力會滯後機械化、自動化的發展，這一點我們已經能夠從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看得出來，廉價的勞動力使得工廠主們並沒有動力去投入較大成本來引進自動設備。
其次，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糧食，而這會極大的減少經濟作物的種植，最終對工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對此他提出要繼續進行人口普查、宣傳晚婚、節育，尤其是宣傳避孕，減少人工流產。關於此點，馬寅初所表露出的價值觀遠遠高於現在的很多人，其所表現出的對女性的尊重、對生命的關愛、對社會的責任令人感概。
他說：施行計劃生育最有效的辦法是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流產會嚴重傷害婦女的健康，引發眾多衍生病。二是會使女性不注意避孕，剛剛流過產，很快又懷孕，尤其是很多男人，不僅不積極，甚至對避孕避之不及，只顧自己一時快樂。
三是就增加醫生負擔，如今的醫療資源已經很緊張，再加重任務，恐怕會耽誤其他治療工作。
這才是馬寅初的人口觀點，他從未主張過一子化如此極端的人口政策，談及具體政策，他的說法是：生兩個有獎，生三個收稅。他和計劃生育更沒有什麼關係，《新人口論》發表於1956年，計劃生育1982年12月載入憲法，但他82年5月就離世了。
實際上，馬寅初與計劃生育相聯繫，甚至在五十年代把他打成Y派，其實都與他的理論內容無關，只不過是政治利益傾軋間的犧牲品，他只負責背鍋罷了。歸根結底，馬寅初是一個經濟學家，其一生的主要學術成就也在經濟領域，而不是人口學。
計劃生育與兩輪人口論戰
上世紀70年代，中央開始實施「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並在1978年定調「一子化」的大方向。由此而加劇了「一胎化」與「二胎加間隔」兩種觀點間的衝突，這其中又以宋健與梁中堂為代表。
儘管這兩種觀點存在衝突，但基本方向確是一致的——控制人口。這一意見的統一主要原因在於大Y進的失敗和三年困難時期度過後，人口增長給社會帶來了巨大壓力，控制人口思想再次復燃。
1963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將其列入日程。但是，十年動蕩來臨，這一時期社會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計劃生育機構名存實亡，沒有推行者的政策只是一紙空文，節制生育的工作也陷入停滯，而繁衍是人類的本能。
直到十年動蕩結束，這一問題才又拿回到桌面上，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宋健與梁中堂為代表的人口論戰。
宋健等人主張只有總和生育率為1，才能使中國人口在2000年前低於十一億，而中國最適宜人口為7億左右，這必須針對一代人實施「一子化」。而梁中堂等人則敏銳的看出「一子化」的問題，將導致勞動力短缺與老齡化問題，這兩者本質上是一個問題。
而且等到2000年再調整就來不及了，所以他們主張「二孩加間隔」，即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的八到十年可以生第二個孩子。但中央最終還是決定以獨生子女為重點實施計劃生育。
時間來到2004年，第二次的人口論戰接踵而來。顧寶昌等學者建議可以逐步過渡到二孩政策，同年，蔡昉等人發現2003年的「民工荒」實質上標誌著中國人口的紅利即將消失。
但是，2007年宋健等人認為199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應當保持生育政策穩定，之後，中央表示「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緊接著，葉庭芳、易富賢、顧寶昌多次強調應當調整生育政策，堅持只對一代人施行「一子化」政策。但整體而言，一子化政策仍舊在繼續執行。
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國家計生委兩次上報 「單獨二胎」政策，皆石沉大海，有可能是仍在擔心人口反彈將拖慢飛速發展的經濟總量。
12年鄭真真建議全面開放二孩，此時翟振武接過了保持生育政策不變的大旗，指出若在此時開放「全面二孩」，總和生育率將提升至4.5、出生人口最多可達4995萬，仍建議推遲「全面二孩」政策。但此時已看出國家對調整生育政策的意向。
13年原國家計生委分別委託翟振武、王廣州對「單獨二孩」政策展開研究。最後，王廣州預測將有50-110萬的新增人口，翟振武預測為130-160萬。13年11月，中央決定推行「單獨二孩」政策。
但是論戰還沒有結束，並且一直延續到如今，14、15年主要爭論是否要儘快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因為那兩年僅僅分別增加了47萬、15萬人，遠低於預測。顧寶昌第三次建議儘快全面開放二孩政策，而翟振武堅持反對，主張謹慎調整政策。
15年原國家計生委繼續委託翟振武與王廣州進行「全面二孩」的課題研究。2016年我們所熟悉的「全面二孩」政策正式開始。
而從16年至今所爭論的話題就變成了要不要全面開放並鼓勵生育，以翟振武為代表的一派依然認為計劃生育不是老齡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反對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多，社科院認為27年人口將負增長，易富賢則更激進的認為18年已經開始負增長。
而翟振武與梁建章、黃文政的爭論還正在進行。
中國的人口政策究竟是對是錯
並非每個人都是專家，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去鑽研那些複雜的公式與算數，但其實我們能明顯的感受到人們對生育的欲望遠沒過去那麼強烈。二孩政策遠沒有取得預想中的效果，但這又並非只是政策的原因，遍觀世界，似乎有一點點相同的規律。
經濟發達的地方往往生育率並不高，比如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生育率始終不高，儘管政府已經出臺了眾多鼓勵政策。而比這些國家更糟糕的是，發達的經濟環境與高壓力的社會相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韓國。
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大概可以居世界之首，除了東京等大都市的繁華區，日本的鄉村都快變成一座座空城，年輕人清一色出走大都市，女性生育意願降低，背負著沉重社會壓力的不少男性選擇當一名宅男或者啃老族，更是加劇了生育率進一步下滑。
韓國的生育率在2004隻有1.19，比日本還要低（1.29）。在經歷韓戰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曾和中國一樣高達6，也和中國同樣實施計劃生育，但其在1996年便開始對人口政策進行 調整，開始鼓勵生育，但是並無效果，生育率的下降不可挽回。
這兩個國家的事例分別說明兩件事，其一，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尤其是人口的增長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時，政策性的調整可以有效降低生育水平，但當社會高度發達後，政策卻不能夠刺激生育率的提高，或者說，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政府可以對超生者進行嚴厲的懲罰來限制生育，但卻不能通過鼓勵的方式提高生育率。經濟社會的發達與令人窒息的社會壓力都將嚴重製約生育率的上升，假如再分配的失衡陷入極端化，生育權很可能變成少數人的特權。
回望40餘年的人口政策，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負面效果。
從積極方面來看，最明顯的一點便是成功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建國後的第三次人口潮並沒有出現比第二次更嚴重的增長態勢，使第13億人的到來推遲了4年。人口的減少緩解了人口壓力，尤其是減少了資源的矛盾。
人口壓力的根本不在於數量，而在於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但明顯當年的中國是承擔不起過多的人口，人口政策全方位的緩解了社會資源的緊缺，減少了潛在的矛盾。
最後，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人口增長的減少直接影響到女性的懷孕次數與時間，減少了因分娩而去世的婦女數量，減少婦女懷孕時間，使女性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社會分工中，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從消極方面來看，人口性別結構出現嚴重問題。尤其是在重男輕女現象依舊嚴重的情況下，稀少的孩子「資格」被分配給男性，而女嬰很可能被遺棄或者溺死，直接導致性別比例失常。
而且，人口增長數量的減少，導致人口年齡結構同樣出現問題。
大量人口進入老年化，但是並沒有相當數量的新生兒，也就意味著沒有足夠數量的壯年勞動力進入市場，最終導致一個人既要負擔幾個老人的贍養又要負責孩子的撫養，生活質量將直線下降，社會問題也必然由此出現。
同時，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同步引起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直接降低對外商的吸引力。而這一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大量工廠正在向東南亞轉移，這也是我國進行產業升級的一大原因。
梁建章問人口政策，是我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反過來說，就是兩者有一方是對的。但是很多的選擇並不是在正確和錯誤之間選擇，而是在錯誤和更大的錯誤之間選擇。就像在經濟危機下的世界，並不是比哪個國家做的更好，而是比哪個國家犯的錯誤更少。
我國的人口政策當然不是十全十美，其弊端正在當今社會逐漸上浮，成為國家的重大挑戰。我國對人口政策的調整也過於緩慢而遲鈍，但是人口政策在它的時代背景下發揮了它的作用，完成了它的使命，就算不能說是瑕不掩瑜，但至少可以說是功過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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