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甲午戰爭，歷史學家認為是近代最為慘痛的侵略戰爭，認為甲午戰爭在帝國主義侵犯中華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使中華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窘境，還使得中國五千年積累的名望毀之一旦。但在經濟學家眼中，甲午戰爭除了其歷史意義，在中國國經濟史上也是尤為重要的一篇，戰爭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戰爭的結局對中國近代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甲午戰爭之前，近代中國經濟形態一直是自然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就是以農業為主體，手工業和商業作為補充的自給自足經濟。處於自然經濟下的封建社會，社會生產力低下，經濟分布較為分散，技術守舊沒有革新，這也是中國落後於列強的原因之一。
為了改變當時中國的社會現狀，李鴻章等人引領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作為晚清時刻的重大社會變革，其主觀動機並不是徹底的破舊而立，而是在立新的邊緣徘徊，實際還是為了保護封建制度而做出努力。洋務運動引入了西方先進的機器生產方式以及科技人才，也促使中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近代經濟增長的一大貢獻者，但是由於其「守舊」的思想，最終還是失敗了，所以中國近代真正的經濟變革還是在甲午戰爭之後。
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在外力作用下進入近代的發展史，戰爭迫使近代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隨著《馬關條約》的籤訂，帝國主義獲得在中國設立企業的的特權，外國資本力量逐漸湧入近代中國，逐漸瓦解了近代中國的自然經濟，除此之外帝國主義的入侵為民間資本提供了更大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變相的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溫床。
清政府不再遵從洋務運動時期「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思想，而是轉向「振新實業」的方向。在此期間中國人反帝愛國的情緒也促使民間企業不斷湧現，並且促使清政府為民族企業調整了相關政策。當時的清政府因為要對各國進行賠款，而這些錢款最主要的來源就是近代中國的稅收，為了擴大稅源，解決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清政府對民間工廠的設立不再似之前那樣嚴格。除去改進政策與設立機構部門，為了擴展原有的官辦企業，資助新設立的民間企業，清政府還從各界籌資。在在此歷史背景下，商辦企業的數量和規模都迅速擴大。
據記載，在近代貿易上, 如果以1890-1894年5年平均數為100，以銀兩計算，在出口方面，1895-1899年年均則為142，1910-1914年達到315，即比甲午戰爭前增長了2倍多，年平均增長率為5.9%；在進口方面，1895-1899年年均為153，1910-1914年年均達417，增長了3倍多，年平均增長率為7.4%。
在近代交通運輸方面，1895年中國的鐵路總裡程只有微不足道的467公裡，到1911年已經達到9292公裡。1895年中國輪船噸位也只有32708噸，到1911年已經增加到90169噸，翻了2.76倍。
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市場的擴大，國內商品的貿易量迅速增加。1870年，國內埠際貿易（各關土貨運出總值）還只有7898.4萬關兩，到1894年則增加到18610.3萬關兩，而到1913年則進一步增加到57944.9萬關兩，即從1894年到1913年增加了2.11倍。進口到中國的洋貨淨值也從1840年的6369.3萬關兩上升到1894年的16103萬關兩和1913年的57016.3萬關兩，即從1894年到1913年增加了2.52倍。
這種經濟增長使得清政府大驚失色，在晚清時期，為了針對當前穩健增長的中國經濟做出相應的改變，清政府企圖建立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在1908年8月27日發布了「憲法大綱」，準備實行「君主立憲政制」。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1911年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清朝的統治落下了帷幕，隨機中國進入中華民國這個軍閥割據的時代。儘管歷史經驗昭示，戰爭的混亂必將使得國家經濟急速下滑，但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卻依舊保持著較穩定的增長率，並且在1927年後，進入了「黃金十年」的增長期。
據迄今為止多位權威學者的統計與修正值，從甲午當年(1894)到193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42.493億兩增至192.252億兩，淨增了3.52倍，而同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僅增加1.98倍。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894年的10.2兩增至1930年的40.8兩，平均每18年翻一番。而且這種增長呈加速度態勢：1887－1920年間中國GDP每年平均增長3.55％，1920－1931年間年均增長率已提高到5.62％。
橫向來比，中國依舊處於世界劣勢地位，但是縱向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而這一切開天破地的變化都是源於甲午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