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學術巨擘,也是偉大的教育家;他重新發掘了中國思想中的瑰寶,也將西方先進思想引入中國;他心繫祖國,走在社會運動的前沿,也能夠為追求理想,遠渡重洋。
著名作家宗璞先生曾這樣總結父親馮友蘭的一生:「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
從北大到哥大,從西南聯大到水木清華,馮友蘭孜孜不倦地追求智慧,也讓智慧之光普照泱泱華夏。
圖片來源:iep.utm.edu「我曾堅信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迥然不同。這種差異的存在也為當今世界所承認。但當我研究了哲學史後,我發現這一觀點其實頗有問題;我發現,從歷史上的西方哲學中,我們能看到一些與東方哲學相通之處;反之亦然。我發現,人類有著同樣的天性與本質;人類對於『生命』的疑問也是共通的。」
—— 馮友蘭 '1923
壹馮友蘭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的先驅與巨人。他既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更是為中西方比較哲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說起馮友蘭,必須要提到《中國哲學史》,以及這本書對於中國哲學乃至世界哲學的深遠意義。
《中國哲學史》用西方哲學的形式,闡述了中國哲學思想之實,使得中國傳統哲學具有了現代性。
馮先生曾表示:「本書就內容而言有兩點是前所未有、且是無法被後人改變的:一是其將先秦名家分為合同異、離堅白兩派;二是區分了二程思想的不同。」
這本書的出版,讓馮友蘭成為中國哲學的代表人物;在西方世界中,「馮友蘭」的名字亦成為「中國哲學」的代表之一。
1934年,《中國哲學史》初次問世。自此,中國哲學在世界的舞臺上愈發引人注目。而這一切都與馮友蘭早期在哥倫比亞大學受到的教育和積累的知識密不可分。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貳1919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一年後,馮友蘭懷著追求「新哲學」的夢想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馮友蘭師從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弗裡德裡克·伍德布裡奇(Frederick J. E. Woodbridge)系統學習了西方哲學理論,同時完成了多篇學術著作。
1923年,他被授予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1年北大赴美留學生及教師合影 ,蔡元培(前排左五) 馮友蘭(二排左一),圖片來源:《我的父親馮友蘭》要說到馮友蘭造詣最為深厚的領域,當屬中西方比較哲學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馮友蘭通過學習西方哲學體系並結合自己深厚的國學造詣,在杜威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在此書中,馮友蘭並列了諸多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從孔子、孟子到柏拉圖、康德……他闡述了這些哲學家對於「人生理想」的理解,並從中歸納出中西方在人生理想上的相通之處。
除此之外,他還用英文寫成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西方讀者介紹書中提出的對於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新思路、新觀點。
馮友蘭(後排右一)在紐約,圖片來源:《我的父親馮友蘭》與之齊名的另一位20世紀中國哲學巨匠陳榮捷(Wing-tsit Chan)曾這樣評價馮友蘭:「馮友蘭值得最高的讚揚,因為當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精華被大多數中國學者忽略的時候,是馮友蘭在捍衛它們。」
由此可見,馮友蘭與當時大多數的學者不同,他不認為好的只能來自西方,或者中國的思想就是落後的、失敗的;相反,他認為中國思想值得更認真的對待與反思。
馮友蘭晚年曾用書房裡的一副對聯總結自己的人生:「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副對聯是馮友蘭對自己學術思想的總結。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自序中,馮友蘭這樣寫道:「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
通過闡釋中國哲學,馮友蘭為後世比較哲學的研究做足了「準備」。因此,馮友蘭的卓越貢獻絕不只是將「闡釋中國哲學」,或將西方思想引入中國;他成就的一切甚至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群體,而是針對全人類。
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人類有著共同的天性和對於生命共同的發問。」他所做的一切,簡而言之,可以說是為了東方與西方比較哲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
這樣的比較研究是極具啟發性的:人類該如何從不同中尋求相似的本質?儘管物理上、地理上的隔離與界限無法跨越,但這些本該迥然不同的思想中竟散發出同樣的光芒。
什麼是共性?什麼是真理?這些發問與接下來的一切解釋,哪怕是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仍舊值得人們不斷去思考、去揣摩。
叄馮友蘭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更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一生致力於哲學教育,先後在河南中州大學、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等高等學府任教。
馮友蘭秉持「大學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的教學理念。他認為,「器」是供人使用的,擁有知識和技能便可,這樣的程度技術學校就能做到。而大學則應是培養擁有完整靈魂的人,他們應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能承擔對社會的責任,並能夠欣賞從以往到現在所有有價值的事物。
馮友蘭自身的教育經歷使他成為自由主義教育家,這樣的信念十幾年如一日。除了以上的教學理念,馮友蘭還認同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等觀念。
他曾在書信中寫道:「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師嚴而後道尊……教授不能自展其才,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這些字句意味雋永,將馮友蘭的師者風範體現得淋漓盡致。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內豎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高等學府,與當時堅持著這種教育精神的馮友蘭等人密不可分。
馮友蘭在北大燕園的居所,圖片來源:《我的父親馮友蘭》1982年,馮友蘭到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
重返哥大之際,他作詩一首:「一別貞江六十年,問江可認再來人。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做後薪。」
這首詩化用《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寄託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能夠代代相傳,薪火不息的美好願景。
肆馮友蘭晚年居住在北京大學燕南園的一處居所中,因庭院中有三棵松樹,故命名為「三松堂」。馮友蘭的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也因此而得名。
1983年,馮友蘭在自己88歲的壽辰上做對聯「何止於米相期以茶,心懷四化意寄三松」以為自壽。
「意寄三松」不只是馮友蘭晚年在燕園悠閒生活的寫照,更是他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做學問之「意」,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生境界之「意」,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仁者與物同體、廓然大公,同時又不脫離人倫日常、現實生活。
結語哲學,是愛思想,是愛智慧;也是對人生境界的追求與超越。馮友蘭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人生四境界」,其中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各成一界。
四種境界中,天地境界當屬最高,又稱作「哲學境界」。在此境界,人從精神上不再囿於某種限制,而是成為了孟子所說的「天民」;人不止了解其做事的意義,更是自覺地做其該做的事;人立足一隅,眼中卻得見浩瀚宇宙……是故可以不偏不倚,可以"極高明而道中庸"。
由此觀之,若論人生境界,馮友蘭先生實則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哲人」。
(撰稿:紅旗,責編:翩躚,注釋從略)更多文章請關注公眾號「哥大全球中心」(ID: ColumbiaGlobalCenter)